《上海孤儿》是日裔英籍作家石黑一雄创作的长篇小说，首次出版于2000年。

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主人公班克斯·克利斯托夫己经是闻名全国的大侦探。然而，他本人内心却始终有一件离奇悬案难以释怀，那便是童年时代父母在旧上海扑朔迷离的失踪案。在回忆中，他一直认定母亲对英国公司贩卖鸦片活动毫不留情的批评态度和仗义执言的勇敢立场是造成父母相继失踪的原因。把父母失踪案弄个水落石出。是他一个必须完成的使命。当二战的隆隆炮火威胁着远东和英国时，克里斯托夫的使命感变得更加迫切。他回到上海，相信父母尚在人世，决心破解父母失踪之谜。同时他异想天开地认为，只要自己能找到父母，使正义得到伸张，便能阻止世界大战。克里斯托夫在中国找到了儿时伙伴山下哲，也发现了失踪案的真相，然而残酷的现实让克里斯托夫如梦方醒，终于看清自己的力量是多么的渺小和微不足道，看到自己妄想单枪匹马拯救世界的宏图大志是多么虚幻浅薄。

石黑一雄代表着特定的文化潮流。他更关心后殖民小说的兴起与发展。这位对传统英国性持一贯讽刺态度的批评家，直到他成功发表第一部作品时才获得英国国籍。石黑一雄成长于日本家庭和移民英国两个社会之间，既不是完全的日本人也非完全的英国人。这种模糊的身份让石黑一雄把自己归入国际主义的作家，并且渴望通过艺术的力量来为他笔下流浪的人物寻找暂时的家园，《上海孤儿》就是这种思想的产物。

班克斯·克利斯托夫

《上海孤儿》的主人公侦探班克斯在10岁时突遭家庭变故，生活在上海租界内的父母因鸦片贸易而离奇失踪，班克斯自此成为一名孤儿，不得不被送回英国与姑姑一同生活。但姑姑对他的照顾仅限于物质层面，并不了解他的情感需求，父母的缺失促成了班克斯孤僻内敛的性格。

回到英国后，他在孤寂落寞的生活中学会了生存的技能，他努力模仿地道的英国举止，完全让自己融入到当地生活中。功成名就的班克斯在淞沪会战期间重回上海寻找父母。自然，他的寻找没有丝毫突破，因为事实与他所认为的真相相差甚远：父亲并非因为抵制鸦片而遭到绑架，而是与情人私奔到新加坡。母亲的失踪真相更让他震惊：母亲被一位介入到鸦片贸易的湖南军阀强霸，不得己与他达成了协议，由军阀负责班克斯在英国的所有生活费用，母亲则成为其妾侍，受尽凌辱与虐待。班克斯不无讽刺的发现他与众多的英国人一样，都在仰赖对华的鸦片贸易作为经济来源，而他的安稳生活是以母亲的磨难为代价。如此残酷的真相让班克斯顿悟到他一直生活在自我编织的臆想中，固执地认为父母长期被拘禁在上海的一处民宅内。与此同时，也认识到他重返上海的另一个初衷是同样的幼稚可笑。当世界政治陷入战争的阴影，很多英国人士寄希望于班克斯。班克斯也自认是正义的执行者，因为他曾经为受害者伸张正义，将罪犯绳之以法。他坚信他的上海之行可以铲除战争的恶行，甚至于他会如侦破案件一样在短期内顺利地解决“中国危机。”事实证明，他对战争恶行无计可施，他认识到战争罪恶并非刑事案件一样，只需找到凶手即可为死者伸冤。班克斯不得不黯然地离开上海，虽然两个初衷都没有达到预期结果，但是他完全走出了儿时创伤的阴影，不再执拗与臆断，开始以成人的思维方式看待世界与生活。于是在二战结束后，当他得知己经失忆的母亲被安置在香港的疗养院时，他并没有因为儿时对母亲的渴望而将她接到英国居住，相反认为母亲目前的状态更适合在香港生活，因为“她的一生都在东方度过。我想她也会希望在那里安息”。

萨拉

萨拉是《上海孤儿》的女主角。萨拉说：“我不想在白发苍苍的时候回收往事，却发现自己虚度了一生。我希望看到能引以为豪的东西……我是个有抱负的人。”萨拉梦想着嫁给一个能够为人类做出贡献的男人。她所追求的不是有名有利的男人，而是出类拔萃的男人。她寻寻觅觅，最终嫁给了塞西尔这个“承担伟大使命的人”。

萨拉以为在上海她和塞西尔能够做一些大事。然而，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太大。塞西尔大部分时间都在赌博。萨拉的梦破碎了。萨拉再也无法忍受这种痛苦无望的生活了，她决定逃走。她完全对塞西尔失去了信心，她意识到她根本无法完成她的理想和抱负，所以她放弃了。这时她只想要“别的东西，某种给她温暖、给她庇护的东西”。她也回归到了普通家庭妇女的生活中。就像她那只在行李箱中被撕破的泰迪熊一样，萨拉被深深地伤害。所以她选择离开。她将自己放逐，想要寻找温暖而又安全的生活。

戴安娜

戴安娜是班克斯的母亲，也是个帮助中国人民反对鸦片贸易的女勇士。她劝说英国官员们的妻子，想通过她们阻止她们丈夫的鸦片贸易。她敢于挑战权威并且表达自己的观点。她的形象决不再是家中的天使，而是一个全身投入到反鸦片活动中的女勇士。

然而，不管她多么勇敢，女性在社会上仍然是弱势群体。在她失去丈夫后，她身边的男性开始压迫、攻击她。她被好朋友菲利普出卖而屈从于军阀顾汪。她同意嫁给顾汪做妾的原因不再是因为她想阻止鸦片贸易，而是她想给儿子更好的生活。自此，她的女勇士形象消失了。她再也不关心反鸦片活动，她只为儿子活着。最终，她还是回归到了普通女性的生活，为了儿子而屈服于男人。在顾汪死后，戴安娜被送到罗斯戴尔庄园，她被残酷的现实逼疯了。然而在疯人院里，戴安娜过上了独立而安静的日子。一个女勇士从此跌落到了谷底。

塞西尔

带着新婚妻子，塞西尔爵士自信满满地来到上海，完成他人生最后一件“丰功伟绩”。一个垂暮之年的老人，只身一人到异国他乡解决战争问题的确天真自信得让人觉得荒诞可笑。无处施展抱负的塞西尔爵士开始沉迷赌博并以辱骂妻子为乐。当克里斯托夫再次在上海见到他时，他的动作己变得那么僵硬迟钝，连站起来都十分困难。塞西尔爵士的颓废也在某种意义上象征着大英帝国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威风，自以为是的英国绅士也只落得如此的悲剧下场。

个人追求自由和身份时遭遇的种种内在冲突

这部小说艺术地描写了某种特定的政治文化冲突下，个人追求自由和身份时遭遇的种种内在冲突。故事背景设置在两个国家—英国和中国，而文化语境则包含了三重—日本，中国，和英国。然而，更重要的是，在这部小说中，石黑一雄以罕见的勇气正视历史，一改以往殖民文学中的东方情调，大胆质疑东方主义，颠覆“他者”和“主体”这对最基本的二元概念，并努力寻找跨文化社会中个人的新身份和真正的自由。

尽管石黑一雄出生在日本，但6岁起就随父母移民到英国。在《上海孤儿》中，从英国上流社会到上海英租界的殖民生活，再到租界外小弄细巷的战区体验，作者以不同的多元文化视角，呈现了20世纪初中国社会而临的时代特征和人民的苦难生活，彰显了石黑一雄“无国界作家”的特质。作为一名日裔英国人，石黑一雄没有在小说中为日本侵华战争辩解，而是客观描述了使中国陷入民族生死存亡的日本帝国不堪的侵华场面。

主人公对旧上海的所有印象都来自于自己的日本好友—哲。哲同父母也生活在上海的租界区，但在班克斯而前，对中国的了解他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就是这样一位思想成熟的玩伴，认为自己“不够日本化”而使父母失望：在玩耍中不断鼓吹日本人的成就，声称‘日本已经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大国”而引起班克斯的极其厌烦。不难看出，同样是生活在中国租界，班克斯的母亲致力于反鸦片贸易，而哲的父母却在培养哲的日本帝国主义情结。事实上，在哲回到日本的日子里，他“苦不堪言”，因为身上的“异国成分”，所以被众人无情的排斥在外。石黑一雄以承担历史的洞察力进行深沉理智的反省，这从班克斯母亲挚友菲利普的话中就看出作者的国际主义观点“像你们这样的男孩长人以后各国特点兼而有之绝不是什么坏事。那样的话我们大家就会更好的善待对方，起码战争会少一点。”

然而事与愿违，班克斯与哲的再度相逢是在日本侵华战场上，哲身负重伤，委托班克斯给自己的儿子转达遗言——“我为国身亡，好好对待妈妈，捍卫、创造一个美好的人间。”如同英国一样，日本帝国也要以救世主的身份为自己的侵华战争找借口。而就是这样一位为国效忠的军人最后竟然被冠以“叛徒”而被自己人执以极刑。这无疑是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讽刺，也表达了作者对日本沉陷于军国主义的狂热感到悲伤。

批判日本侵华行为

《上海孤儿》从多方面体现了石黑一雄看待事物的流散视角，反映了他流散的历史观。小说的背景上海租界，是多文化杂存、英日势力冲突的典型流散空间。小说人物班克斯、戴安娜以及山下哲都是旅居国外的流散人物。特别是通过生于上海租界、长于英国的主人公班克斯追寻民族“原罪”、解构“母亲”形象以及亲历日木侵华战争，石黑一雄表明了自己流散的历史观。流散的历史观，不以单一民族的意志来篡改、美化历史，而是透过人道主义精神，通过客观的叙述，为被压迫、被侵略民族的历史提供复现的途径。在《上海孤儿》中，作者表现了罕见的正视历史的勇气，不仅向人们揭示了英国向中国运送鸦片牟取暴利的历史，而且对日本的武力侵华行径进行了无情批判。

小说中有西方人对东方“神秘”文化的刻板偏见和对土霸军阀残暴不仁的间接刻画，但更多的是表现了中国人民与侵略者勇敢抗争的民族气节。

当上海租界外的临时指挥所已经被日军炸的废墟一般，中国军官依然坚守岗位，调动仅有的力量来对抗日军的进攻。而对国民党消极不抗日的局面，一名中尉直言不讳“现在有很多当官的都不愿为蒋介石打仗，而宁愿为共产党打仗。”但在艰苦的作战条件下，哪怕使用刺刀、匕首、铲刀甚至切肉刀，他们都在为自己的军队打退日本军队而骄傲：尽管自己也不知道能坚守的时间有多长，但依然在为守住最后一道防线在努力……这些在解救班克斯父母的过程中依依渗透出来的点点信息，恰恰与贫民区里的轰炸景象成鲜明的对比：脚下的碎片、孩子的玩具、生活用品，使主人公满腔怒火地想到外国租界里那些“自命不凡”的政客，为逃避责任怎样的搪塞推诿。同时也忠实呈现了中国内战和抗日战争的真实局面，表现中国军人誓死捍卫祖国的英勇形象。

性别问题

作为一名国际性的作家，石黑一雄在《上海孤儿》反映了普遍存在的性别问题。小说中两个主要女性形象戴安娜和萨拉都具备新女性的特质。戴安娜是参与到反鸦片运动中的女勇士。在她看来英国在中国的鸦片贸易是邪恶的、不正义的，因此她拒绝做家里的天使而积极投入到反鸦片活动之中。萨拉志向高远，一心想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她是一个追寻者，不断寻找一个成功的、出类拔萃的男性与她共同完成她的远大志向。

然而，她们都没都没能坚持自己的理想。为了儿子的未来，戴安娜选择屈从于中国军阀顾汪。萨拉抱着挽救上海的愿望嫁给塞西尔并与他一同去了上海。然而在上海萨拉不仅一事无成，还被塞西尔虐待。最终她选择了逃离，与一个普通男人结婚。

造成这两个新女性最终隐退的原因有二。一方面社会制度限制了女性的自由发展。根深蒂固的男权主义思想决定了女性在社会上没有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女性自身矛盾的性格以及信仰的缺失导致了她们的崩溃。

根深蒂固的男权主义文化妨碍女性实现她们的个人价值，这种现象在现代社会仍然存在。要改变这种现状，女性和男性都需要作出努力。女性革命的道路已经走了很久但是终点仍然遥不可及。法律和制度对女性权利的保护不是最根本的保证，只有当人们的思想真正发生变化的时候女性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平等，否则这条革命之路将永无尽头。

叙述层次

《上海孤儿》的故事有三个层次，也就是说，叙述者采取了将三个层面的“故事”交织在一起讲述的策略。处于前景的是班克斯寻找失踪父母的故事，处于背景的是正处于世界大战边缘的历史事件，而居于这两者中间的则是班克斯与莎拉之间时断时续的爱情故事。由于班克斯坚信邪恶的中心和文明的威胁位于远东，所以他认为自己的上海之行既是个人行为又可以看作文化使命。他极其虚幻地认定，揭开了父母失踪之谜，就能够阻止可能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这种意义上，上述三个层面的故事互相依存，缺一不可。

叙述话语

作者的叙述话语中充满了对自我的否定和传统侦探小说结构的戏仿，造成了对读者正常心理认同的背离，呈现出喜剧性、漫画化特征。经典侦探小说中，只要侦探来到案发现场，谜团就会被立即解决，一切必将恢复沉静。班克斯的行为举止和讲话口气却似乎未能证明其身份的真实性，恰似某种后现代式的玩笑。他试图消除某些可怕的罪行，他沉湎于父母失踪之谜，后来为了拯救二十多年前被“绑架”的父母而重新返回上海。身陷弹火纷飞的战争前线，他仍致力于案件的调查，而宁愿牺牲个人家庭及幸福，希望以真相来阻止战争爆发。当他与哲穿越前线到达父母的拘禁之地后，却惊奇地发现，父母并未羁押于此。最终，他不得不既要面对父亲与情人私奔的事实，还要面对中日战争的残酷以及双方士兵普遍的人性。

英国书评家约翰·卡瑞：石黑一雄之抛弃现实主义并不是脱离现实，而是其反面。根据现行小说惯例的描述，现实乃是外在事实再加上内心独白。不过人们不再相信这些单独的实体。读者看的方式决定着所见之物。石黑一雄使得记忆、想象和梦幻水乳交融般无法分离，将读者带入被现实主义简单化的现实的迷宫。

《华尔街日报》：以其特有的表现手法，石黑一雄将难以言表的陌生化注入了一篇貌似经典的冒险故事。

石黑一雄，1954年生于日本长崎，五岁随父母迁居英国，先后在英国肯特大学和东英吉利大学深造，1980年获硕士学位，之后开始在英国文坛走红。1982年，他发表处女作《山影淡淡》（A Pale Viewof Hills），并荣获英国皇家学会颁发的温尼弗雷德·霍尔比奖（Winifred Holtby Prize）。1986年他的《浮世绘大师》（An Artistofthe Floating World）又获英国及爱尔兰图书协会颁发的惠特布雷德年度最佳小说奖（Whitbread Bookofthe Year Award）和英国及英联邦地区最高文学奖布克奖（Booker Prize）提名。1989年《黄昏时分》（The Remainsofthe Day）的出版为其捧回布克奖，1995年《无法安慰的人们》（The Unconsoled）为其赢得切尔特纳姆文学艺术奖（the Cheltenham Prize）。2000年其新作《上海孤儿》再获布克奖提名。他自嘲为“一个不知家在何处的作家”，而实际上处处有家，其作品被翻译成二十七种文字，为许多国家读者所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