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节育奋斗史》作者；
玛格丽特·桑格（1879-1966年）
背景收索
玛格丽特·桑格1879年9月14日出生于美国
纽约州的科宁，在全家7个孩子中排行第六。她的父亲是一名石匠，也是无神论者。桑格曾在贫困的纽约市下东区当护士，亲眼目睹了当地母亲和婴儿高死亡率的悲惨情景，体会到过度生育给母亲和孩子带来的痛苦。1914年创办《妇女反抗报》，后来更名为《节育周刊》，并且出版提倡节育的小册子《家庭人口限制》。在当时印发或传播这种信息是非法的，所以1915年她被指控用邮寄方式散布肮脏的思想（指提倡妇女节育），经过几个月的争论，纽约地方检察官搁置了她的案子。
1916年10月，桑格在
纽约州布鲁克林开办了美国第一家计划生育诊所，随后以“妨害公共罪”被政府监禁30天。1921年创办了美国节育联合会。后来创立了国际计划生育联盟。
1950年，她和75岁的凯瑟琳·麦考米克携手合作，向科学界提出
口服避孕药这个大胆的念头。不到十年梦想成真，避孕药已正式成为具体产品，效能和安全都经过临床试验，且经政府核准，得以合法上市。自此，这个药品大大改变了人类的行为。
内容精要
1916年10月16日清晨，秋高气爽，在纽约市的布鲁克林，我打开了美国第一所节育诊所的大门。我当时相信，现在仍然相信，这是一件对美国妇女界意义深远的重大事件。
三年以前，我作为一名专业护士，在陪同一位医生去纽约东区出诊时，曾亲眼看到一位母亲因私自堕胎而惨死。在此之前，医生拒绝向她传授避孕知识。这个妇女只是千百名受这种苦难的美国妇女之一；仅在纽约一地，我听说每年就有10万次堕胎。
那天晚上，我认识到，我决不能再当一名无所作为的护士，眼看母亲们受苦和死亡了。
我曾在荷兰学医，那儿的节育诊所已有38年历史。这段学习生涯，使我有足够的知识进行节育指导。我的妹妹也是个护士，她可以当我的助手，但是纽约州的刑法规定，只有医生才可以传授节育知识，而且只有在防治某种疾病时才可以这样做。这里所谓的疾病，就是指性病。我希望能把这条法律条文的解释放宽一些，一方面是为了保护妇女免于因生育过多而导致健康状况恶化，另一个重要的目的，是为了让妇女有权控制自己的命运。因为我不是医生，对任何人传授节育知识就是非法的。但我觉得，如果让妇女掌握生儿育女的科学知识也算违法的话，那末这条法律本身便是应该违反的。
在布鲁克林，我选择了
布朗斯维尔区。那儿又脏又穷，拥挤不堪，居民都是辛劳的男女工人，他们的贫穷使他们有充分的理由获得节育知识。有一位热心的年轻人与我志同道合，从芝加哥赶来帮助我。
我们总算在安波依街46号找到了一位好心的房东拉宾诺维兹先生，他底层的两间房愿以每月50美元的代价租给我们。我们买了些廉价的家俱，拉宾诺维兹亲自动手，花了两个小时，把房间漆得雪白，一尘不染。他说：“有点像医院了。”
我们散发了大约5千份传单，上面用英语、意大利语和意第绪语（系犹太人使用的一种语言）写着：母亲们！您养得起一个大家庭吗？您还想再要孩子吗？如果不想要，何必再养呢？别杀害小生命，别冒生命危险，但要事先预防要了解安全可靠的知识，请上布鲁克林安波依街46号，找受过专门训练的护士。请转告您的朋友和邻居们。欢迎诸位母亲光临，人们会来吗？当然会来！什么也阻挡不住她们！
第一天开张，门前就站着一排妇女。当天，就接待了100多人，以后从早到晚，来人不断，既有犹太人，也有基督徒。妇女们从老远地方赶来（报纸的报道，为我们做了宣传），为了要来听一听生育的“奥秘”，她们本来以为这种知识只有有钱人才可以掌握，而穷人是无缘与闻的。
我和妹妹每次向8名妇女讲授避孕技术。病史都记录在案，如果我们的工作将来有点成绩的话，这些记录将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这些妇女每人都有一段辛酸的往事。有一个说她养了15胎，只有6个活着。“我今年37岁，可您瞧瞧我的模样，就像有50岁了！”还有一个已生了8个孩子的妇女又怀孕了，她已经堕胎两次、流产多次。她家务劳累，还要到那种挣钱很少的小作坊里去制帽子谋生，她精疲力尽，神情沮丧，有点神经质。我对她们满怀同情。
不过碰到的也不尽是伤心事儿，也经常遇见兴高采烈的采访者。一位杂货商的老婆顺道走进来祝我们好运气，一位德国面包商给我们送来炸面饼圈，他老婆把我们的传单散发给每个经过他们铺子门口的过路人。当我们忙于工作，没时间出去吃饭时，拉宾诺维兹太太便会走过来，说：“如果我现在拿点热茶来，您能不能叫她们等一会儿？”
到第十天，一个衣着整齐、脸色铁青的女人穿过等候着的人群，走进我房间，盛气凌人地说：“玛格丽特·桑格，你被捕了。我是警察局的。”三名警察缉捕队员（缉捕队的主要职责是取缔卖淫和赌博等非法活动）立即出现了。他们把来就诊的妇女们赶在一起，叫她们排好队，把她们当成妓女似的对待。妇女们哭了起来，她们手中的孩子也哭了。诊所里一片混乱，像个疯人院。“袭击者”还没收了我们400多份病史和一些宣传材料。我据理力争了半个小时，才说服他们放走了这些可怜的母亲们。这时，一传十，十传百，闻讯赶来的人群挤满了大街。报馆记者和摄影师也挤在人群中。出于自尊心，我拒绝坐进囚车，坚持步行一英里到法院去。我走在“袭击者”前边，后面跟着一大群围观者。
当天晚上，我在雷芒德监狱过了一夜。牢房之污秽，令我终生难忘。被褥又脏又臭，我只得用大衣把身子裹紧。蟑螂在四周乱爬，一只老鼠从地上穿过，吓得我大叫起来。直到第二天下午，我的保释手续才算办妥。我走出监门时，看到那个生了8个孩子的妇人，她一直守候在那儿。
我马上重开了诊所。可是这一回，警察局逼着拉宾诺维兹写了收回租赁的文件，理由是我“蛊惑人心”。我再次被捕。这次坐进了囚车，当车开走时，我听到一声尖叫———一位妇女一面推着童车，一面哭喊着：“回来呀！回来救救我呀！”正当我陷入失望和屈辱的深渊时，四面八方都伸出了援助和同情的手。有人向我提供法律帮助，医生们也群起支持我们。同情者们甚至还在卡内基大厅举行了一次声援大会。
对我的审讯于1917年1月29日在布鲁克林举行。约有50名母亲来法院旁听。她们对着我微笑、点头，设法鼓舞我。起诉书言词激烈，咄咄逼人，使我十分惊奇。因为在我看来，法院是荒唐透顶、毫无理由的。我决不会否认我曾传授节育知识，我的确是故意违反这条法律的。来自
布朗斯维尔的母亲们一个接一个被传作证。地方检察官问道：“你以前见过桑格夫人么？”“见过，在诊所里。”“你为什么到那儿去？”“求她帮我别生娃娃。”“你得到这方面的知识了么？”“得到了，谢谢。那挺管用的。”法庭辩论进行了好几天。
最后在一个冬日，法官约翰·富雷希用拳头猛击了一下桌子，大声说：“我们所关心的，是维护法律，依法办事。现在，既然这条法律条文依然存在，”他转向我的律师，“这位夫人愿不愿意在此做出承诺，保证遵守这条法律？”
他转而问我道： “你怎样答复，桑格夫人？愿，还是不愿？”顿时，整个法庭变得鸦雀无声。我尽量一字一顿地说：“我不能保证遵守我所不尊重的法律条文。”紧张肃穆的气氛一下子冲破了。妇女们鼓掌欢呼。法官要大家安静下来。然后，他宣布：“本庭裁决：监禁你30天。”从法庭的一角，传来了一声尖叫：“可耻！”
第二天， 我被移送到州监狱。狱中的囚犯———妓女、扒手和窃贼们———都曾经或多或少地听说过我的名字和关于节育的事。有一个女人要我向她们讲讲“性生活的卫生常识”。于是我坚持进行宣传，还教几个年轻姑娘读书写字，还坚持写作，为推进节育运动预做筹划。3月6日我获释。我一生中没经历过更加激动人心的场面了。当我走过宽阔的装着铁栅栏的门厅时，门外热烈的气氛扑面而来。在门前，站着我的朋友们与同事们，他们齐声高唱着气势磅礴的《马赛曲》。在我身后，那监狱的铁窗后面，是我新结识的朋友们，她们也在为我放声歌唱。
专家点评
1873年纽约道德维持会会长安东尼·康斯托克，在促进美国国会通过的一项禁止利用邮政和火车、轮船传递色情品的法律中，塞进了一条禁止避孕用具和禁止传播避孕知识的条令。他把这些避孕用具和药品说成是“猥亵、下流、淫荡、邪恶、污秽和令人作呕的东西”。如果触犯康斯托克塞进法律的这些条令，要被判处10年监禁和巨额罚款。康斯托克授意在纽约州刑事法中确立的条令，规定得更为严厉：无论什么人以什么理由宣传节育，都将被判为犯罪。
若干年后，偏偏有一个弱小的女性站出来，从20世纪初开始积极提倡妇女节育，开办节育诊所，并研究节育方法。她当然成为这条法律的实施对象，为此遭到保守人士的多次起诉和恶毒攻击，并一度被监禁。然而她毕生坚持自己的观点和所从事的事业，经过她长期而顽强的斗争，终于克服了旧道德的重重阻挠，使节育成为世人可以坦然接受的事物，使这一造福于人类的伟大事业得以存在和发展。她被称为计划生育事业的开拓者，她就是玛格丽特·桑格。
桑格从事这项事业，是和她早年的护士经历有密切的关系。她在做护士的时候，目睹了许多母亲因私自堕胎而惨死，在此之前，医生却不愿传授避孕知识。还有的母亲生了15胎，却只养育了6个孩子，许多小生命就早早夭折了。母亲和婴儿高死亡率的悲惨状况，使她深刻地体会到过度生育为女性带来的痛苦，以及女性无法掌握自己身体的不自由。从30多岁开始，她立志从事节育运动，传授避孕知识。
节育的问题就直接产生于女性挣脱束缚、争取自由的努力。桑格建立了女性自由的新观念，因为世界的基本自由是女性的自由。一个自由的民族不可能由当奴隶的母亲们生出。一个被铁链锁住的母亲别无选择。只能把这种束缚分给她的子女。妇女经年累月肩负着怀孕、生育、培养多余子女的重担。看着畸形、瘦弱、
营养不良、劳累过度的孩子，是妇女的心最先、最多、最深地受到刺痛。因为害怕再次怀孕，她们的爱情生活最先窒息，她们的自我表现机会从此丧失。一个妇女不能称自己为自由人，除非她拥有和掌握自己的身体。一个妇女不能称自己为自由人，除非她能自觉地决定是否将做个母亲。因此她们必须拥有一种自由，能够决定是否做母亲、愿意养育几个孩子。这就是桑格在节育运动中提倡的思想。
在最初的过程中，桑格当然遭到了旧道德习惯势力的阻挠，她的这些节育活动却被一些人说成是“非法的”、“不道德的”。桑格的节育诊所连遭查抄，她本人多次被捕入狱，受尽了折磨。后来，桑格周游世界，宣传节育的重要意义。在中国，桑格也受到了无理指责。当她来中国宣传节育时，有人污蔑她要使中国人灭种。在日本，桑格先是遭到日本政府不允许她上岸的无理阻挠。排除重重困难上岸后，又企图阻止她宣传节育。
她的主张受到了广大妇女的欢迎，她们来到桑格的诊所，为了自己的健康和幸福接受桑格的知识，成为她的支持者。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获取正确的性生活知识以及节育知识是多么的重要。桑格的事业开始出现了转机。
1918年1月8日，纽约州上诉法院虽然仍确认先前对桑格的判决合法，但是法官弗雷德列克·克雷因对这条法律做了较自由的解释，实际上允许医生“为健康原因，对已婚妇女传授避孕知识”。这样，医生们再也不用担心会因传授节育知识而被吊销执照了。这一决定，导致美国全国各地的医院和诊所都对妇女进行节育指导，许多州对人们获取节育知识放宽限制。
桑格的这本《我的节育奋斗史》从文字来看，并没有什么流传千古的佳句妙语，从思想来看，也没有建立自己的伟大体系。然而她的书，完全真实地记录了现代人类在面对自身最根本的生育问题上的变化，从非理性阻挠到理性对待，也使人们了解到，一个女性的决心有多大，她改变世界的能力就有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