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是现代作家邹韬奋创作的一篇散文。作者以时间顺序，以母亲的“容态”为对象，摄下了几个感人至深的镜头。第一个镜头，是在元宵节晚上，被母亲背着观赏灯火。在睡意蒙胧中，感到母亲的容态，焕发着活泼欢悦的美；第二个镜头，是母亲对女仆妹仔的爱。她视妹仔如同女儿，常常把看过的旧小说讲给妹仔听，共同领略书中的内容；第三个镜头，是父亲教训“我”时母亲的心态。作为旧式的中国妇女，母亲那种既望子成材、又痛心儿子受苦的深沉而复杂的母爱，从这一镜头中生动而深刻地表现出来；第四个镜头，是“我”深夜陪母亲受苦。家境困顿，母亲挑灯做衣服鞋袜。“我”想出个借口，在母亲身边坐“陪”；最后一个镜头，犹如戏剧的尾声，是母亲临终时对子女们的含泪“嘱咐”。

我的母亲

说起我的母亲，我只知道她是“浙江海宁查氏”，至今不知道她有什么名字！这件小事也可表示今昔时代的不同。现在的女子未出嫁的固然很“勇敢”地公开着她的名字，就是出嫁了的，也一样地公开着她的名字。不久以前，出嫁后的女子还大多数要在自己的姓上面加上丈夫的姓；通常人们的姓名只有三个字，嫁后女子的姓名往往有四个字。在我年幼的时候，知道担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妇女杂志》笔政的朱胡彬夏，在当时算是有革命性的“前进的”女子了，她反抗了家里替她订的旧式婚姻，以致她的顽固的叔父宣言要用手枪打死她，但是她却仍在“胡”字上面加着一个“朱”字！近来的女子就有很多在嫁后仍只由自己的姓名，不加不减。这意义表示女子渐渐地有着她们自己的独立的地位，不是属于任何人所有的了。但是在我的母亲的时代，不但不能学“朱胡彬夏”的用法，简直根本就好像没有名字！我说“好像”，因为那时的女子也未尝没有名字，但在实际上似乎就用不着。像我的母亲，我听见她的娘家的人们叫她做“十六小姐”男家大家族里的人们叫她做“十四少奶”，后来我的父亲做官，人们便叫做“太太”始终没有用她自己名字的机会！我觉得这种情形也可以暗示妇女在封建社会里所处的地位。

我的母亲在我十三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我生的那一年是在九月里生的，她死的那一年是在五月里死的，所以我们母子两人在实际上相聚的时候只有十一年零九个月。我在这篇文里对于母亲的零星追忆，只是这十一年里的前尘影事。

我现在所能记得的最初对于母亲的印象，大约在两三岁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天夜里，我独自一人睡在床上，由梦里醒来，朦胧中睁开眼睛，模糊中看见由垂着的帐门射进来的微微的灯光。在这微微的灯光里瞥见一个青年妇人拉开帐门，微笑着把我抱起来。她嘴里叫我什么，并对我说了什么，现在都记不清了，只记得她把我负在她的背上，跑到一个灯光灿烂人影憧憧往来的大客厅里，走来走去“巡阅”着。大概是元宵吧，这大客厅里除有不少成人谈笑着外，有二三十个孩童提着各色各样的纸灯，里面燃着蜡烛，三五成群地跑着玩。我此时伏在母亲的背上，半醒半睡似的微张着眼看这个，望那个。那时我的父亲还在和祖父同住，过着“少爷”的生活；父亲有十来个弟兄，有好几个都结了婚，所以这大家族里看着这么多的孩子。母亲也做了这大家族里的一分子。她十五岁就出嫁，十六岁那年养我，这个时候才十七八岁。我由现在追想当时伏在她的背上睡眼惺松所见着的她的容态，还感觉到她的活泼的欢悦的柔和的青春的美。我生平所见过的女子，我的母亲是最美的一个，就是当时伏在母亲背上的我，也能觉到在那个大客厅里许多妇女里面：没有一个及得到母亲的可爱。我现在想来，大概在我睡在房里的时候，母亲看见许多孩子玩灯热闹，便想起了我，也许蹑手蹑脚到我床前看了好几次，见我醒了，便负我出去一饱眼福。这是我对母亲最初的感觉，虽则在当时的幼稚脑袋里当然不知道什么叫做母爱。

后来祖父年老告退，父亲自己带着家眷在福州做候补官。我当时大概有了五六岁，比我小两岁的二弟已生了。家里除父亲母亲和这个小弟弟外，只有母亲由娘家带来的一个青年女仆，名叫妹仔。“做官”似乎怪好听，但是当时父亲赤手空拳出来做官，家里一贫如洗。我还记得，父亲一天到晚不在家里，大概是到“官场”里“应酬”去了，家里没有米下锅；妹仔替我们到附近施米给穷人的一个大庙里去领“仓米”，要先在庙前人山人海里面拥挤着领到竹签，然后拿着竹签再从挤得水泄不通的人群中，带着粗布袋挤到里面去领米；母亲在家里横抱着哭涕着的二弟踱来踱去，我在旁坐在一只小椅上呆呆地望着母亲，当时不知道这就是穷的景象，只诧异着母亲的脸何以那样苍白，她那样静寂无语地好像有着满腔无处诉的心事。妹仔和母亲非常亲热，她们竟好像母女，共患难，直到母亲病得将死的时候，她还是不肯离开她，把孝女自居，寝食俱废地照顾着母亲。

母亲喜欢看小说，那些旧小说，她常常把所看的内容讲给妹仔听。她讲得娓娓动听，妹仔听着忽而笑容满面，忽而愁眉双销。章回的长篇小说一下讲不完，妹仔就很不耐地等着母亲再看下去，看后再讲给她听。往往讲到孤女患难，或义妇含冤的凄惨的情形，她两人便都热泪盈眶，泪珠尽往颊上涌流着。那时的我立在旁边瞧着，莫名其妙，心里不明白她们为什么那样无缘无故地挥泪痛哭一顿，和在上面看到穷的景象一样地不明白其所以然。现在想来，才感觉到母亲的情感的丰富，并觉得她的讲故事能那样地感动着妹仔。如果母亲生在现在，有机会把自己造成一个教员，必可成为一个循循善诱的良师。

我六岁的时候，由父亲自己为我“发蒙”，读的是《三字经》，第一天上的课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一点儿莫名其妙！一个人坐在一个小客厅的炕床上“朗诵”了半天，苦不堪言！母亲觉得非请一位“西席”老夫子，总教不好，所以家里虽一贫如洗，情愿节衣缩食，把省下的钱请一位老夫子。说来可笑第一个请来的这位老夫子，每月束脩只须四块大洋（当然供膳宿），虽则这四块大洋，在母亲已是一件很费筹措的事情。我到十岁的时候，读的是“孟子见梁惠王”，教师的每月束修已加到十二元，算增加了三倍。到年底的时候，父亲要“清算”我平日的功课，在夜里亲自听我背书，很严厉，桌上放着一根两指阔的竹板。我的背向着他立着背书，背不出的时候，他提一个字，就叫我回转身来把手掌展放在桌上，他拿起这根竹板很重地打下来。我吃了这一下苦头，痛是血肉的身体所无法避免的感觉，当然失声地哭了，但是还要忍住哭，回过身去再背。不幸又有一处中断，背不下去，经他再提一字，再打一下。呜呜咽咽地背着那位前世冤家的“见梁惠王”的“孟子”！我自己呜咽着背，同时听得见坐在旁边缝纫着的母亲也唏唏嘘嘘地泪如泉涌地哭着。我心里知道她见我被打，她也觉得好像刺心的痛苦，和我表着十二分的同情，但她却时时从呜咽着的断断续续的声音里勉强说着“打得好”！她的饮泣吞声，为的是爱她的儿子；勉强硬着头皮说声“打得好”，为的是希望她的儿子上进。由现在看来，这样的教育方法真是野蛮之至！但于我不敢怪我的母亲，因为那个时候就只有这样野蛮的教育法；如今想起母亲见我被打，陪着我一同哭，那样的母爱，仍然使我感念着我的慈爱的母亲。背完了半本“梁惠王”，右手掌打得发肿有半寸高，偷向灯光中一照，通亮，好像满肚子装着已成熟的丝的蚕身一样。母亲含着泪抱我上床，轻轻把被窝盖上，向我额上吻了几吻。

当我八岁的时候，二弟六岁，还有一个妹妹三岁。三个人的衣服鞋袜，没有一件不是母亲自己做的。她还时常收到一些外面的女工来做，所以很忙。我在七八岁时，看见母亲那样辛苦，心里已知道感觉不安。记得有一个夏天的深夜，我忽然从睡梦中醒了起来，因为我的床背就紧接着母亲的床背，所以从帐里望得见母亲独自一人在灯下做鞋底，我心里又想起母亲的劳苦，辗转反侧睡不着，很想起来陪陪母亲。但是小孩子深夜不好好的睡，是要受到大人的责备的，就说是要起来陪陪母亲，一定也要被申斥几句，万不会被准许的（这至少是当时我的心理），于是想出一个借口来试试看，便叫声母亲，说太热睡不着，要起来坐一会儿。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母亲居然许我起来坐在她的身边。我眼巴巴地望着她额上的汗珠往下流，手上一针不停地做着布鞋——做给我穿的。这时万籁俱寂，只听到滴搭的钟声，和可以微闻得到的母亲的呼吸。我心里暗自想念着，为着我要穿鞋，累母亲深夜工作不休，心上感到说不出的歉疚，又感到坐着陪陪母亲，似乎可以减轻些心里的不安成分。当时一肚子里充满着这些心事，却不敢对母亲说出一句。才坐了一会儿，又被母亲赶上床去睡觉，她说小孩子不好好的睡，起来干什么！现在我的母亲不在了，她始终不知道她这个小儿子心里有过这样的一段不敢说出的心理状态。

母亲死的时候才二十九岁，留下了三男三女。在临终的那一夜，她神志非常清楚，忍泪叫着一个一个子女嘱咐一番。她临去最舍不得的就是她这一群的子女。

我的母亲只是一个平凡的母亲，但是我觉得她的可爱的性格，她的努力的精神，她的能干的才具，都埋没在封建社会的一个家族里，都葬送在没有什么意义的事务上，否则她一定可以成为社会上一个更有贡献的分子。我也觉得，像我的母亲这样被埋没葬送掉的女子不知有多少！

一九三六年一月十日深夜

自1926年在上海主编《生活》周刊起，邹韬奋毕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尤其是1932年创办生活书店，为中国现代文化事业的发展，为传播东西方文化作出贡献，成果辉煌。“九·一八事变”后，邹韬奋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他在上海主编的《生活》周刊以反内战和团结抗敌御侮为根本目标，成为国内媒体抗日救国的一面旗帜。1937年，他为黑暗中的中国奔走呼喊，这也使他因“抗日罪”，被关进了大牢。在牢里，他奋笔疾书，完成了他的自传体文本《经历》。出狱后，在繁忙的工作、生活之余他时常想起母亲，母亲早逝，生前吃了很多苦，29岁就离开人世。这时候的邹韬奋已经四十岁了，而她的母亲早就与他阴阳两隔，想到他所有的一切都是他母亲给予的，母亲在心中的记忆历历在目、挥之不去。于是他写下了这篇《我的母亲》。

作者在文章中，首先写了母亲的姓氏和早逝。只知道她是“浙江海宁查氏”，连一个准确的名字都没有，在那个时代作为女人的母亲，普通的像路边的一棵野草。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母亲，令作者难忘的、令读者感动的是：“我由现在追想当时伏在她的背上睡眼惺忪所见着她的容态，还感觉到她的活泼的、欢悦的、柔和的、青春的美。”这是从幼儿的感觉中写出母亲可爱的形象，笔墨不多，但母亲的形象栩栩如生。接着，作者回忆了母亲和青年女仆妹仔之间的故事，名义上虽为主仆，实际上情似姐妹。母亲喜欢看小说，常常把看来的故事讲得娓娓动听，其实这里面更多的是和妹仔的姐妹之情。最感人的细节是：“往往讲到孤女患难，或义妇含冤的凄惨的情形，她两人便都热泪盈眶，泪珠尽往颊上涌流着。”这个细节真实而传神，表现了母亲感情丰富，对患难女性有着深切的同情心。接下来是作者六岁的时候由自己的父亲“发蒙”，旧式的教育对启蒙的孩子要求是很严厉的，有时甚至是很残酷的。父亲在孩子背书不流畅的时候，自然施以“两指的竹板”，打在儿子的身上，疼在母亲的心里，但深明大义的母亲是不会偏袒的。“她却时时从呜咽着的断断续续的声音里勉强说着‘打得好”，令人难以忘怀的是：“我自己呜咽着，同时听得见坐在旁边缝纫着的母亲也唏唏嘘嘘地泪如泉涌地哭着。”这个细节描写表现出母亲对子女无限怜惜和疼爱之情。前面说过，父亲当时来做候补官，说起来似乎冠冕堂皇，实际上赤手空拳的父亲，家里一贫如洗。母亲的辛劳自然免不了，穷人的孩子早懂事，八岁那年的夏夜，幼小的心灵中不可磨灭的是母亲的彻夜劳作。文中最感人的地方是：“我眼巴巴地望着她额上的汗珠往下流，手上一针不停地做着布鞋——做给我穿的。这时万籁俱寂，只听得嘀嗒的钟声和可以微闻得到的母亲的呼吸。”这段文字有人物的外貌、动作描写，也有环境描写，以寂静的环境衬托母亲的劳苦。母亲的形象是从我的视觉、听觉、感觉中写出来的，十分真挚动人。

邹韬奋成长的家庭是一个封建家庭，妇女在家庭里没有地位，母亲连自己的姓名都没有。母亲29岁早逝也说明他家当时生活条件和医疗条件的低下。家庭是社会的缩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不可能有一个完美的家庭。不同的是邹韬奋成长的这个家庭环境重教育，重文化，对子女要求严格，这是好的；有母爱的温暖，有母亲努力劳作的榜样，有文学熏陶，这些也是好的，但是，体罚明显地带有那个时代家庭教育的印迹。文章关于母亲的回忆，表现了母亲的慈爱、善良、能干和奉献精神。尤其是作者以无限哀痛的心情回忆了母亲去世时还很年轻，“母亲死的时候才29岁，留下了三男三女。”可谓是肝肠寸断，足以让人潸然泪下！苏雪林先生在散文《母亲》中这样抒发她失去母爱的感受：“自从慈母弃我去后，我这颗心，就悬挂起来，无所依傍。幸而我实际上虽然没有母亲，我精神还有一位母亲。这位母亲究竟在哪里，我说不明白，但她的存在，却是无可疑的。她的精灵弥漫整个宇宙里，白云是她的衣衫，蓝天是她的裙幅，窈窕秋星有如她的妙目，弯弯新月便似她的秀眉，夏夜沉黑长空里一闪一闪的电光是她美靥边绽出来的笑。这笑像春日之花，一朵接着一朵，永远开不完。”失去母爱的孩子，在心里都会渴求精神的寄托。

如今在读邹韬奋先生《我的母亲》的时候，可以看出作者笔下的永恒母爱是伟大的、是超时空的。

天津外国语学院教授袁振声：古人云：“诗贵乎情。”其实，散文同样以情为贵。邹韬奋的这篇忆母的文章，所写的不过是些身边琐事，然而由于作者对母亲的深切感念，所以自有一番深情在其中，读来令人激动不已。（《百家散文名作鉴赏》）

上海教育学院中文系原教授孙光萱：作者深爱他的母亲，但并不因此而任意拔高，他始终把她看作是“一个平凡的母亲”，所惋惜的也无非是她未能生在现在，未能充分发挥讲故事的才能，成为“一个循循善诱的良师”。怍者以自己成长的时间为顺序，从记忆深处挑出了有关母亲的几个镜头。这些镜头全是普通的生活琐事，但一经作者蘸着激动的泪水依次写出，便显得感人至深，过目难忘。（《今文观止鉴赏辞典》）

同济大学教授万燕：（文章）以一种沉静殷实的叙事笔调将母亲的性格、生活、情感方方面面地绣成了一幅组合图案，突出地表现了“母亲”爱子女同时又被子女所爱的真情流动，而更打动人的是这样一个可爱的母亲只能是母亲却不能成为更有意义的社会角色的悲剧。“像我的母亲这样被埋没葬送掉的女子不如有多少！”作者一语点破，使单一的母亲形象幻化成群体象征，散文至此与开篇写到妇女没有自己名字的独立地位相联扣，立意戛然而止，堪称妙绝，多少感叹尽在其中。文章读来亲切，朴实，蕴蓄着一股人生思索的潜流。（《20世纪中外散文经典 评点珍藏本 上》）

邹韬奋(1895-1944)，原名恩润，祖籍江西余江，生于福建永安，记者、出版家，景星学社社员。1921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26年起主编《生活》周刊。九一八事变后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1933年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同年被迫流亡海外。1935年回国后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创办《大众生活》周刊，担任上海各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工作，并与沈钧儒、厉麟似等人组织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1936年与沈钧儒等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是“救国会七君子”之一。全面抗日战争时期主编《抗战》《全民抗战》等刊物，宣传团结抗战。1941年皖南事变后，再次被迫流亡香港。1942年辗转来到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1944年7月24日病逝。9月28日，中共中央追认他为中共正式党员。著作编为《韬奋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