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生》是冰心于1943年春天所写的《关于女人》的系列作品。文中体现了冰心的创作从女儿的角度颂扬了母爱的伟大，又从女性人格自我建构的角度确认了母性之爱的价值，并把母性之爱实践为一种济世的力量，试图以之催生不同国族之间和谐友爱的世界图景。

冰心（1900年10月5日─1999年2月28日）享年99岁，籍贯福建福州长乐横岭村人，原名为谢婉莹，笔名为冰心。取“一片冰心在玉壶”为意。被称为“世纪老人”。现代著名诗人、作家、翻译家、儿童文学家。曾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名誉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名誉主席、顾问，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名誉理事等职。

1926年，冰心获文学硕士学位后回国，执教于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等校。此后著有散文《南归》，小说《分》《冬儿姑娘》等，表现了更为深厚的社会内涵。抗日战争期间在昆明、重庆等地从事创作和文化救亡活动。1946年赴日本，曾任东京大学教授。

1951年回国，先后任《人民文学》编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文联副主席等职。作品有散文集《归来以后》《寄小读者》《再寄小读者》《三寄小读者》《我们把春天吵醒了》《樱花赞》《拾穗小札》《晚晴集》等，展示出多彩的生活，艺术上仍保持着她的独特风格。她的短篇小说《空巢》获1980年度优秀短篇小说奖。儿童文学作品选集《小桔灯》于同年在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中获荣誉奖。冰心的作品除上面提到的外，还出版有小说集《超人》《去国》《冬儿姑娘》，小说散文集《往事》《南归》，散文集《关于女人》，以及《冰心全集》、《冰心文集》、《冰心著译选集》等。她的作品被译成多种外文出版。

冰心崇尚“爱的哲学”。“母爱、童真、自然”是其作品的主旋律。她非常爱孩子，把孩子看做“最神圣的人”，认为他们是祖国的花朵，应该好好呵护。同时也成为了小读者的知心朋友，深受人民的敬仰。她的作品中充满了对大自然的热爱，对和睦家庭的歌颂，以及对母爱与童真的歌颂与赞美。

冰心“五四”时期的小说则改变了其同时期散文、诗歌中那种主要从女儿立场仰视慈母、抒写女儿心迹的写作视角，而把母性情怀认同为女性人格的必要内涵，塑造了一批富有母性情怀的年轻女性形象，如40年代的小说《我的学生》中的S。冰心彰显的母性情怀，首先体现为女性建设现代家庭、抚慰亲人的能力，其次还体现为以母爱济世的理想。总而言之，冰心小说所认可的母性情怀主要是女性对家庭、对社会的一种责任意识。着重强调女性的责任意识而不是强调女性自身的权益，冰心作品面临着这样的质疑：其性别立场到底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是男权的还是女权的？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把女性主体性建构作为衡量女性问题的价值尺度，同时还必须回到中国现代性别文化的历史语境中。

冰心小说中的美好女性，无论未嫁还是已嫁，总是“宜其室家”的。冰心主要把这种“宜其室家”的品质向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处理好家政的责任心与能力；二是善解人意的心怀；三是美好雅致的气质外貌《我的学生》中的S，就是这三方面品格皆超群的女性；S的美好，主要通过叙述者“男士”的眼睛和S的丈夫F的转述来表现。从外视点表彰这些女性的美好品质，展示她们给别人所带来的温暖，展示她们对于男性家庭成员诸如丈夫、儿子、兄弟的重要性，而不是从内视点展示女性的内心世界、体验女性的人生苦恼，这说明冰心主要是换位以假定的男性视角思考女性问题；说明冰心所关注的主要不是探索女性人性的奥秘、不是张扬女性的个性需求，而是设想各种男性对家庭中的女性有怎样的期待，从而总结出培养女性道德人格的准则。这说明冰心在思考男女相互对待的关系上主要不是批判男性世界的，但不批判男性世界的未必就是维护男权的。简单化的二元对立思维是一种粗暴的思维方式。判断冰心作品是否具有维护男权的特质，还要进一步看她是否在创作中认可了以男权不合理需求压制女性生命的价值取向；判断冰心创作是否具有女性本体的立场，要看她是否是建构女性主体性，而不能以是否满足男性立场为尺度。男性立场和男权立场是两个外延、内涵并不相等的概念。在男女对待性关系上，男性立场包括男权立场，也包括男性对女性合理的性别期待。建构女性主体性，应该批判男权文化，也应该以男女主体间共在的态度接受男性对女性的合理的性别期待。

在《我的学生》这些作品中，冰心身为女性作者，尽管十分认可男性人物对女性的期待，但并没有设置男性权威对女性的压制关系。《我的学生》中的S，是亚茜、宜姑的形象延续，她“要强好胜的脾气”只体现在对自我责任——既包括家庭责任也包括社会责任的高要求上。让这个只有奉献没有索取的美丽女性盛年夭亡，冰心此时显然对这类女性的生命艰辛有更多的体会，但作品中只有“心比天高，命比纸薄”这一句话触及S力不从心的生命感受，而主要是从外视点表彰她的责任意识、自我牺牲精神。但“我”和F的男性叙述视角，对这个美丽好强的女性并无压制的力量或企图，S的奉献出于女性对自身生命境界的追求。生命的完整性包括肯定生命应享的权益，也包括肯定生命应承担的责任、义务。前者关乎生命的福祉，后者关乎生命的境界。建构现代女性主体性，女性权益固然是重要的一维，但女性的责任意识同样也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是女性的权益不应是对男性霸权的倒置性承袭，女性的责任不应造成对女性合理生命需求的压抑。冰心这里对女性责任的强调恰恰满足了这一前提。所以说《我的学生》虽然在张扬女性权益方面、审视男性世界方面无多少贡献，但对建构现代女性主体性仍然是有意义的。

总之，冰心创作中的性别意识状况是复杂多层的，既有对男权思想的盲从，也有对女性生命的深切关爱，但无疑，冰心在女性问题上思考最多的是，在摒弃男权威压的条件下女性如何通过承担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来实现自我价值。冰心创作以对女性责任的思考在其创作成就的最高点上有力地参与了现代女性主体性的建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