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城》是西西创作的长篇小说，首次发表于香港《快报》副刊1975年1月刊至6月刊。

小说描绘了中学毕业生阿果眼中的20世纪70年代香港，阿发、悠悠、阿傻、麦快乐等草根百姓逛街、郊游、求职、讨生活的香港。西西以其“顽童体”的观察带读者游走于九龙各地，刻画一代香港人的真实状态，记录香港社会诸多重要的历史瞬间，其中寄托着青年的开放、进取和各种成长之潜力充满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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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时代的香港曾被形容为“借来的时间、借来的地方”，不少1949年后从内地南来的作家都抱持过客心态，视香港为暂居地，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香港经济起飞，殖民地政府主办香港节，粤语流行曲兴起、青年一辈社会意识提高、普罗市民亦逐渐改变“过客”心态，香港逐渐变成了“我们的城”。

西西最初写这个小说，是因为在晴朗的季节，看见穿着一条牛仔裤的人穿了一件舒服的布衫、一双运动鞋，背了一个轻便的布袋去远足，头发上都是阳光的颜色。忽然就觉得，现在的人的生活，和以前不一样了。她不求深明大义，只想好好写写香港这群青年人，活泼，充满朝气。西西认为文学上冷漠阴暗的调子不合她的个性，于是决定写个活泼的小说，关于年轻的一代，写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城，用他们的感觉去感觉，用他们的语言去说话。作品中阿果的故事的原型是她自己的弟弟，在电话公司工作，把每天的故事告诉西西，她在厨房里完成了小说。

阿果

中学会考后到电话机构当技术人员，想要靠自己养活自己，“自家请自家吃饭”，他认真工作，是《我城》中众“我”的原型。

阿发

阿果的妹妹，一个小升中的小孩，爱好是削铅笔，到哪都喜欢背着一个小闹钟，会依照闹钟的时间妥善安排学习和娱乐的时间，会温和地劝邻居爱护环境，并且受老师的影响怀有远大的理想——建设美丽新世界。在她身上作者寄托了未来的无限希望。她是过去、曾经幼小的阿果，也是依然单纯真诚的阿果的一部分，她的理想也是阿果的理想。

麦快乐

曾做过公园管理员、球场监督员和电话维修员，他坚持认真地对待生活和工作，无论什么工作，他都没有磨灭掉自己的真诚、善良和正义。面对生活他似乎节节败退，却能愈挫愈勇，到后来被打劫，在医院躺了一整星期，也许内心会有失望，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他决定去参加城市警务工作，因为这份工作能够更好地“建设美丽新世界”。他通过工作不断调整自己与我城的关系，是阿果人生途中屡屡受挫但依然相信正义的一部分。

阿游

因成为海上电工随着航船漂离我城，但是他对我城念念不忘，时常给阿果写信诉说自己的见闻。他的视角展现出漂泊外地仍然心系故土的我城人。阿游和木匠沟通困难，因为木匠只会讲普通话，这使他们就像哑巴。祖国两岸之间某种程度的隔阂使得两岸人民的交流产生了障碍。但阿游很乐意跟木匠学习普通话，了解木匠的生活，很愿意去找回两地曾经有过的联系。这是乐于探索新事物但始终不忘根本的阿果。

悠悠

阿果的阿姨，她喜欢用手洗衣服，特别不喜欢用机器。从洗衣机出发，她看到了工业文明的两面性，例如公共汽车的按钮虽然方便，但是也会令售票员们失业，她看到了灰尘和噪音，但灰尘和噪音本身无可责怪，她只是对未来充满了忧虑。悠悠是未来的阿果，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现实无奈、阅世更深、面对新旧交替充满矛盾情绪的阿果。

阿北

木马道一号的守门人，从做门到看门都一丝不苟，面对小师弟阿东在看不见的地方“不妨马虎些”的劝告，他不为所动，他把做门当作是在雕刻一件艺术品。他坚守传统，却把那些版本美丽的书当凳子坐，对传统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令人深思：他们坚持，但他们并未能很好地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他们的努力在时代的洪流面前显得苍白又无力。阿北认真地把门，不让门里的东西流失到门外，但门里的书无人问津，孤寂百年。但好在是，会有悠悠时常过来结束冷清。

秀秀

阿果的阿娘。她见识过饥饿、贫穷，她记忆中烙有历史的伤疤———战争、炮火与恐怖。她身上有回望过去的忧伤，有对难民的关切与同情，她的存在提醒读者，城市再怎么迅猛发展也掩盖不了依然存在的社会问题，读者应该直视这些问题，同时心存希望。

解构生活危机

在面对社会底层——劳工这一群体的时候，西西并不同于同时期其他的作家，把“劳动者”塑造成被欺侮、被同情的角色，反而通过“顽童”的视角、语言给社会底层的无产阶级劳动者铺以积极阳光的底色。着眼于20世纪70年代的香港社会，西西并不因书写“顽童”眼中的世界而避讳讨论香港人民的生活危机，反而通过“顽童体”的语言实验，巧妙而幽默地躲在“顽童”背后对成年人的生活危机进行解构。

重构身份认同

因独特的历史文化，香港这座城，城里的香港人，无一不在寻找着关于“身份认同”的注脚。香港这座城，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子，也有西方文化的踪迹。如同《我城》中那家既叫“斯特朗”又叫“烧烤站”的“啤酒花园”店，店里既有“没有化过妆的三明治”，也有“没有化过妆的桌子椅子”；城里的人既会遵循中式的生活方式，也会以西式的语言祈愿“天佑我城”。两种文化在香港既像是融合，又像是各自独立存在，如同太极中的阴阳。

小说中当年轻一代的“阿果”面对“身份认同”这一问题的时候，他这样说：“我喜欢黄帝，他发明指南车，人又勇敢，我能够做他的子孙，觉得很高兴。要是有人问我，你喜欢做谁的子孙呢，阿力山大大帝、彼得大帝、恺撒还是李察狮王，我当然做黄帝的子孙。”或许是作者的自抒胸臆，或许是对年轻一代的想象与祈望，小说借由此段不仅写出对“炎黄子孙”这一身份的认同，更为重要的是，在认同背后还写出了“选择”的权利。

陌生化的叙事方式

《我城》中构成陌生化叙事的因素至少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零度叙事，第二部分是“顽童”视角的补充说明。小说开篇第一句“我对她们点我的头”便是最好的例子，“我对她们点头”采用的是零度叙事的方式，客观描述，不显露作者立场，而“我对她们点‘我的’头”则是在零度叙事的基础上加入了“顽童”视角的补充说明，虽然并无语法错误，却显然不同于成年人惯用的汉语使用方式。

《我城》的叙事看似以书中不同人物的多个视角展开，比如在第1章中采取“我”阿果的视角，在第2章中采取“我”的阿姨悠悠的视角，在第5章中采取“我”的妹妹阿髪的视角，在第6章中采取麦快乐的视角，在第14章中采取阿游的视角，但是除“我”之外的其他人的视角其实都笼罩在“我”的童稚化视角之下，不管是“我”的朋友麦快乐和阿游，还是“我”的长辈悠悠，他们在叙述故事情节时，跟“我”的叙述风格几乎一模一样，完全体现不出他们的年龄特征。

陈列式的语言结构

为了让读者相信“阿果”这个人物真实存在，小说中对语言结构精巧安排，对“顽童”书写方式有意地模仿。文中大量使用规则、不规则的陈列式语言结构，举例如下：

随着移动左手，做了以下顺序的三个动作：

一、把手朝面前迅速一伸

二、把臂弯见礼式一屈

三、把眼珠子凝定手腕上

除了句内的陈列，小说整个第六章，作者亦通过并置的结构，在段落与段落之间赫然陈列，以“顽童”的口吻向读者介绍了六张并无关联的照片，这样的语言结构，透露出的是作者有意对“顽童”书写的模仿，同时也展现出“顽童”书写的普遍特点以及顽童看世界的跳跃视点。

以实写实的比喻手法

西西在《我城》中大量使用拟人、比喻等修辞手法。其中，比喻手法尤为出彩。西西在《我城》中所用的比喻是以实体喻实体：“有一次，我记得她们像荷花，即是说，灿烂；另一次我记得她们像莲藕，灰麻泥巴嘴脸。它叫，尾音拖得老长，并且，朝我扔了一头又如面包屑又如肥皂粉的灰末。我因此连连打了两个喷嚏，我还以为是雪落下来了。母亲的眼睛已经红得像番茄，且肿成南瓜模样”。把姑母们先后比作荷花、莲藕，把灰尘比作面包屑、肥皂粉、雪，把母亲红肿的眼睛比作番茄、南瓜，这样的写作手法，不仅增加了文本的童趣，更重要的是写出了“顽童”视角认识世界的方式，即面对一个可感的实体，依旧需要借助另一个实体来想象、认识。

单图趣味与话语创意的交融

《我城》是图文互涉，而不是以图为主的连环画本，文字间杂插图，功能和旨意交融。连环画本的图像往往致力于突出故事性、时间性，而西西自绘插画有意与之背向而驰，从单幅图画来看，它们都属于线条画，展现二维空间的截断面，着力突出趣味性和抽象的思想性。显然，西西非常熟悉图像的优势，即视觉图像的唤起能力优于语言。读者展读《我城》时，往往第一眼先看到图画，因而产生好奇心，迫不及待地想从文字叙述中解读画作意涵。

于轻盈的希望中反思和批判

正是因为童稚化的视角是对世界充满爱的视角，所以自然而然地在这种视角之下，即便是一些不好的事物，也不会给人沉重和窒息的感觉，而是被一团希望托举着，轻盈地向上腾飞。西西运用童稚化的视角书写《我城》，将城中的好与坏、光与暗、盛与衰都一并用爱和希望去承载，举重若轻，寓浊于清，将当时香港社会欣欣向荣的乐观精神和积极风貌展现得淋漓尽致。

1999年，《我城》被《亚洲周刊》评为“二十世纪华文小说一百强”。

2005年，香港艺术中心为纪念《我城》诞生30周年，策划集体创作《i-城志———我城05跨界创作》（《I-city Festival 2005》）。

2017年，《我城》改编为话剧《天桥上的美人鱼》。

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许子东：真正有香港意识的小说是从西西那代开始的，她最有名的小说叫《我城》，这是具有标志性的。《我城》不仅对香港文学非常重要。它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里，也别具意义。

主编曹凌志：《我城》超越了地方经验，西西从社会底层看出香港对自己的迷惘认知，写到的失业、环保、城巿化等种种，当中传达的感受，也已经是内地的普遍经历了。

1975年1月至6月，《我城》在《快报》副刊上连载。

西西（1937-2022），原名张彦，出生于上海，1950年定居香港，毕业于葛量洪教育学院，曾任教职，又专事文学创作与研究，为香港《素叶文学》同人。代表作有《我城》《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哀悼乳房》《飞毡》等。1984年和1988年其《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和《致西绪福斯》分获第八届和第十届《联合报》小说奖之联副短篇小说推荐奖；1997年获香港艺术发展局首届文学奖之创作奖；2005年凭借《飞毡》获得“世界华文文学奖”；2011年，香港书展将西西推举为“年度文学作家”；2014年获第四届全球华文文学星云奖的贡献奖；2018年获第六届纽曼华语文学奖；2022年获香港艺术发展奖“终身成就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