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儿子的故事》是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南非作家纳丁·戈迪默的长篇小说，通过讲述一个和睦的黑人家庭在种族隔离制度下走向解体的悲剧故事，揭示了种族隔离制度的罪恶和黑人的生存困境。

小说完全以一个黑人小男孩的眼光看南非的现实。黑人社会活动家索尼的儿子威尔，无意中发现自己崇敬热爱的父亲和一个白种女人在一起看电影，猜忌、愤恨由此产生，原本和睦温馨的家庭也被笼罩上一层阴影。索尼失去了儿子的爱。女儿贝比由于不堪家庭的特殊氛围和严酷的社会现实，企图自杀未遂，后又偷越国境参加了自由战斗队。他妻子后来虽也成为一名革命同志，但与他之间的隔膜却永难消除。这是一个家庭悲剧，也是一个社会悲剧。

这部小说写于1990年，正值南非种族隔离后期。种族隔离时期，白人政府施行严格的审查制度，殖民地人们的话语权被剥夺，书写被压抑。一直以来，关于殖民地的历史都是由白人殖民者书写的西方眼中的东方历史，宗主国通过控制语言文化实施文化宰割和文化霸权，真正的南非历史和现状得不到展现。非洲作为西方世界的他者，一直是被言说的，非洲历史亟待被本民族人民再书写。历史的反写一方面“并不在于对事实的改写，而在于对事实不同的价值判断”，另一方面还需填补沉默群体的历史空白。

威尔出生于一个有色人种的家庭，但他的父亲却给了他一个快乐的童年。在当时的南非，种族歧视还很严重，黑人和有色人种的生活受到了种种压迫和排挤，但威尔对此却没有多少特殊感觉。

在某个为白人设置的电影院中，威尔看到了和白人女子汉娜在一起的父亲。他深感震惊，愤恨和猜忌。威尔开始憎恨父亲，不知如何去面对他，更不知如何面对自己深爱的母亲。为了不伤害母亲，他只好和父亲一起对母亲隐瞒了真相，成了父亲的同谋。这时的威尔不知何去何从，只有让自己埋头于书本之中。他厌恶父亲，经常故意做一些父亲不愿意他做的事情来伤害父亲。

母亲被捕入狱后，威尔和父亲一起努力，共同救出母亲。经历了痛苦蜕变后的他不再憎恨自己的父亲和汉娜，他更爱自己的母亲，更爱自己的同胞。他成了一名作家，下定决心要为自己的国家和同胞做出自己的贡献。

威尔的父亲。索尼从小聪慧善学，后来当上一名小学教师，成为一名知识分子，更重要的是他关注黑人的解放事业，并具有演讲、组织等多方面的才能，所以受到黑人的支持与尊敬。由于组织学生游行示威，被免去了教师职务，并被告诫不能再在教育行业工作。于是他成为了一名职业的反种族隔离、反白人统治的黑人领袖，把自己的一生都投入到黑人解放事业之中。

他原本有一个幸福和睦的家庭，但是因为革命的缘故，他认识了白人女子汉娜并与之发生了婚外恋，自以为自己的双重生活无人知晓，但是不巧被自己的儿子威尔无意撞见。从此家庭就蒙上了一层阴影。

威尔的母亲。艾拉本来是一位美丽善良、贤妻良母型的黑人女性，首先是理解并且支持索尼的工作，后来因不堪忍受丈夫的貌合神离也加入了女儿的革命事业。

威尔的姐姐。贝比继承了母亲的美貌，但与母亲不同，贝比自由奔放，大胆叛逆。她的早熟让她无法成为乖巧地待在家中的女孩。她抽烟酗酒，到处派对，很小就知道如何在男人面前展现自己的魅力。父亲的婚外情让她无处发泄，她甚至用吸毒麻痹自己，生活愈加堕落。贝比是充满紧张感，个性张扬，需要宣泄的，她曾尝试了割腕自杀以获取父亲的注意。年少的贝比对自己的家庭的破裂和自己的革命使命十分迷惘，只能采取极端激烈的方式表达愤怒与反抗。之后的贝比在革命大潮的影响下逐渐成长成熟，成为了一位母亲和一名积极的革命战士，找到了自己的使命，获得了身份的认同。

索尼的情妇，是个白人女子。她是某个人权组织的代表。她的任务是负责监督对政治犯的拘留和审判，帮助黑人运动中的人和他们的家庭。她不是敌视黑人的白人。她的生活经历并不顺利，妈妈未婚生下她，之后又给她找了继父，她自己的婚姻也在中途夭折。由于政治斗争的诱惑和魅力，她选择了南非。

在威尔的家庭中，每个人都在成长，都叛离了自己早期的思想和生活，他们在反叛中成长，成熟，因而这部小说可以说是一曲成长之歌。他们的成长和背叛是相互依托的，相互融合的，是南非种族隔离社会一种特殊的产物。

一、威尔的成长——天真、迷茫、顿悟、成熟

威尔出生后，尽管家境不富裕，他的小学教师的父亲努力使他和姐姐的生活小圈充满了温馨。在儿子的眼中，父亲和别的黑人不一样，他是一名称职的教师，是受人尊敬的，对孩子尤其是女儿百般宠爱。在这样温馨的家庭环境中，威尔和姐姐贝比有一个幸福的童年，直到他十五岁。在这个童年里，威尔是天真的。

但是，由于索尼和妻子艾拉没有共同语言，索尼和白人女子汉娜走到了一起。一次偶然相遇时，威尔得知了这一切。作者在书中这样描写威尔的痛苦：“一个男学生的咸湿梦。我父亲的情人。但是那天晚上我没有色情狂想。我在黑暗时醒来。对一个青春期的男孩来说允许自己哭泣是难以忍受的；那哭声很可怕，我想恐怕是因为碎掉的是他的声音。”姐姐自杀未遂和母亲的被捕入狱使威尔对父亲的怨恨又加深了一层。这时的威尔每天都处于深深的痛苦之中，极度彷徨，迷茫。

在痛苦中，威尔把自己和家庭、和世界都隔离开来，他读完了父亲的莎士比亚，读完了父亲书架上所有的书，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大学，在思想上开始顿悟，有了初步的成熟。但他真正的成熟还没有到来。

母亲被捕入狱后，威尔和父亲一起努力，共同救出母亲。考虑到诸多因素，母亲保释后在上级的安排下，选择流亡到国外，继续战斗。母亲走后的一天早晨，有个女孩给他们送来了一封信。当威尔看到送信的女孩时，他突然为他的民族感到一种骄傲，一种自豪。“在那些紧张的片刻，我的情感中突兀地生发出另一种东西；那就是为我们的人民感到骄傲，他们穿着朴素，谁也猜不着他们竟是在为解放斗争服务。”救出母亲，并在母亲出国后，威尔在心理上达到了真正的成熟。他对自己家庭，对自己民族的理解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二、艾拉的成长——沉默、自立、勇敢、坚强

在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和父权制度的双重压迫下，黑人女性失去了话语权，她们以沉默来对抗这个不公平的世界。艾拉最初就是这样一位女性。在种族隔离制度下，艾拉常常感受到白人对黑人的种种限制，经常遭遇到难以言说的尴尬。但是，在婚后的最初几年里，她和索尼齐心协力，努力工作，认真生活，共同养育一对儿女，营造出温馨的家庭氛围，生活得虽然简朴，但是很快乐。

索尼被捕后，艾拉拒绝接受汉娜代表的某组织的经济援助，坚强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担，这时的艾拉对革命没有太多的理解，只是觉得丈夫是对的，自己只是出于对丈夫的爱，艾拉开始自立，帮助丈夫承担家庭的重担。

然而索尼出狱后，和白人女子汉娜走到了一起，敏感的艾拉猜到了一切。父权制度下成长的她没有和丈夫大吵大闹，只是默默的忍受丈夫背叛所带来的痛苦以及生活的压力，把不幸和悲伤深深地埋在心里，她也没有悲泣自怜，没有被挫折、不幸和痛苦击倒，她勇敢地面对这一切。

随着时间的流逝，女儿贝比也参加了革命，艾拉也开始觉醒了，成熟了。她理智地作出了选择，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斗争在成长，在斗争中新生。艾拉看女儿回国后剪掉了长发，摘掉了耳环。在家庭里，她也开始有了决策权，不再是一个以丈夫为中心的家庭主妇了。全新艾拉的回归让人感到陌生，以至于威尔说，“她再也没有回来过，逃脱了。我的母亲，她永远地离去了。”在被捕出狱后，她义无反顾地离开祖国，继续未尽的事业。她失去了个人的爱隋，却拥有了对人民和祖国的博爱。艾拉打破了种族和性别加诸于女性身上的双重限制，她重新诠释自我，展示自我。她这一完美光辉的形象展示了黑人女性人格的独立以及独立于爱情之外的自我实现，表现了黑人女性意识觉醒的必然。

三、贝比的成长——稚嫩、沉沦、绝望、坚强

贝比有着幸福的童年时代，父母都很疼爱她，尤其是父亲，对她是宠爱有加。她很珍惜和睦的家庭生活，利用业余时间打工挣钱来贴补家用。这是贝比没有困扰，是天真的、稚嫩的。

但是，父亲对母亲的背叛，无异于给她幼小的心灵插上了一把尖刀。为了不让母亲受到伤害，贝比将真相深藏在心底，处处维护一个父亲的形象，维护一个完整幸福的家庭。贝比开始迷惘，开始沉沦了。

然而一颗稚嫩的心灵终究承受不了太多太重的压力和痛苦，家庭的变故让贝比性格变得很反常。她“带着忧郁的神色从一个街角荡到另一个街角，说话轻佻而粗俗——她可是受过我母亲的柔言细语和我父亲的莎士比亚诗歌的熏陶的呀；即使遇到的是小事她也会情绪爆发一番……”“贝比显然吸过毒，她那种超常的活泼是深深郁闷的结果”所有这些都表明了她企图处理好所知内情的一片苦心。最终，在承受不了这一切痛苦之后，贝比无比绝望，她选择了自杀，企图以生命来挽回父亲。

贝比的自杀行动没有让父亲回到母亲身边，她只有选择变得更加坚强，她在痛苦中离开了祖国，加入了革命者的队伍。

四、索尼的成长——脆弱、觉醒、沉沦、成熟

索尼原本是一个尽职尽责、试图以不断进取保持自己尊严和内心平静的小学教师，同时也是一位好丈夫和父亲。但是面对充满轻蔑和歧视的种族隔离政策，黑人的尊严是如此的脆弱和不堪一击。索尼这个莎士比亚的崇拜者从来无权进入城里的公共图书馆；甚至，连与白人共坐一条板凳、共进一间电影院的权力都没有，更别说同居一个屋檐下、同室乃至同床了。

在拥挤、混乱的所谓黑人集中营居住了一段时间之后，索尼觉醒了，他终于认识了凭自己的一纸文凭并不能带来稳定平等的生活，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实现美好平等的生活。因此当警察枪杀了学校的学生时，他站了出来，带领学生走上了街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成为专业反种族隔离的社会活动家。

但是在革命过程中，他结识了为某一人权组织工作的白人女子汉娜，她和索尼心有灵犀，相互理解并成为情人。但是他们在一起看电影时被儿子威尔看见了，从此，索尼失去了儿子的爱，接着也失去了女儿的信任，和妻子也形同路人。最后，他的情人汉娜也只身前往国外，只留下孤独、哀伤、不断衰老的索尼。

经历过种种事件后，索尼思想上逐渐成熟，他开始继续着自己未尽的事业，而且和儿子之间也有了更好的沟通，他告诉儿子：“我们是那种鸟，你知道，它叫做凤凰，它总是在灰烬中再生。监狱关不住我们。汽油弹消灭不了我们。这条街——这整个国家是我们的生活领地。火阻止不了我。它也阻止不了你。”

小说作者在第一人称的视角叙述艺术中，熟练地利用叙述者，自己成为幕后操纵者而不露马脚，叙述者完全被固定在内视角位置上。因为第一人称叙述者威尔的有关自己的所见、所感、所悲、所喜是可信的、动人的，读者不知不觉地忽略了作者——这一幕后操纵者的存在。如此，作者与叙述者的距离增大，作品真实感和可信度大大加强。

无论是现实生活还是艺术再现生活，第一人称视角的观察和描述都具有单向眭、局限性等特点。因为”我”盘处在某一局部位置，其叙事视角和范围受到严格的限制，作家只能从“我”所见、所闻、所感去描述，这种叙事无论怎样内化、开放，从一个单一的视角反映出来的世界画面总是有限的、局部的，与第一人称视角叙述手法相比，第三人称视角叙述手法有较大的自由度。在《我儿子的故事》里，我”叙述者目睹了发生在我、我父亲、母亲、姐姐之间的故事，其叙述显得自然、真实；而“我”这一视角框架蚪的故事则通过全知叙述的第三人称视角来完成。“我”长大成人之前或说”我”记忆中没有痕迹的，“我”视线以外的父母间的故事，父亲及其情妇间的故事既是独立的，又与“我”视角内的故事互为补充，相互说明，联成一体，使小说成为有机整体。

戈迪默不仅正视第一人称视角的局限性，而且在运用第三人称视角对故事进行补充时，仍然从一个孩子——对事实真相本身持模糊概念——的观点出发，其叙事视角和范围仍然受到限制，体现了并未“全知”的叙事特点，引人猜度，从而使文本获得模糊美。

在情节上，小说没有交待艾拉和贝此是如何得知索尼的情变的；贝比是如何参加革命的；艾拉又是出于何种考虑加入斗争、最终出境的。

在心理描写上，细腻、详尽与简略、模糊相交错。例如，作品对艾拉内心的苦痛没有展现。其实她的心灵碰撞是相当剧烈的，表面上却违反常理，异常平静，没有捶胸顿足的号啕，没有怒不可遏的斥责。爱情的悲剧如同燥热的溶岩，在艾拉的心灵深层翻滚。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不写艾拉心灵激情的澎湃，而写她入狱后等待宣判的镇定自若。艾拉的镇定，更能反映出其心灵深层蕴藏着丰富的激情。

在人物的外貌描写上，小说也少有工笔，甚至对主人公索尼是高是矮、是胖是瘦，都没有留下多少印象，就是作者赞赏的人物艾拉，小说也没有像巴尔扎克等传统现实主义作家那样精雕细刻。小说着力表现的是人物外貌行为折射的心理变化。

在语言运用上，无论是叙述语言，还是人物对话，都简约、含蓄。在一定程度上留下叙事的盲区，它提供了多种理解的可能，读者能够从貌似简单的故事里挖掘出深刻的内涵，从而在解读的戏剧性过程中获得极太的满足。

它（我儿子的故事）的主题是在一个难以容忍的社会中的爱情，以及存在于通往变化的道路上的复杂情况与种种障碍。……这部小说颇具独创性与启示性，同时又因其富有诗意而迷人。

——瑞典学院

纳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1923年11月20日–2014年7月13日），南非作家，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也是第一位获得此奖的南非作家。她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描述了南非的防备性社会准则对每个人和他们彼此间的关系所造成的影响。代表作品有：《七月的人民》、《大自然的运动》、《我儿子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