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今年入夏的第一场雨并没有像
大便干燥时的开塞露一样，一举扫去空气中所有的热，反而像是前列腺病人的尿，稀稀拉拉又没完没了。仅仅二十几人的文科班却坐拥着一间大教室，可是这二十几人横七竖八的坐姿竟令人一时难以数出个数。放眼环顾，坐在第一排的几个女生靠拢得几乎围成了一个圈，你一嘴我一句、表情各异地聊着天；教室靠后面的不少男生早已趴在桌上睡死过去，还有两个没入睡的，也正在不停地向书桌磕头，上下眼皮旁若无人地激吻着；奇怪的是，坐在我身边的二三人居然都在埋头学习，这让我无论是想聊天还是想睡觉，都缺乏人手和气氛。我环顾了一圈即将告别的教室，一点都看不出来还有一周就要高考的样子，于是我只好将头扭向窗外，对着稀疏到足能数出个数儿的雨滴发愣。雨渐渐小了，我站起身，绕过几张摆放凌乱的桌椅来到高飞面前，故作感伤地对他说，送送我吧。高飞问我，这么早就走了？我说，嗯，先回寝室收拾一下东西。高飞放下手中的书本，陪我回了宿舍楼。此时下午三点，宿舍楼正处于关闭时间。我们习惯性地朝宿舍大妈的房间里望了一眼，刘主任正在睡觉，难得天公作美，如此适合打盹儿的一个阴天下午，她睡得正酣，酣到我和高飞以矫健熟练的身姿越窗而入都毫无察觉。窗外一片阴霾，楼内空无一人，这让整个走廊黑得更深。我们来到三楼自己的寝室，打开灯，整栋宿舍楼仿佛才有了一丝生气。想好了报哪一所学校吗？我问高飞。高飞说，原本打算考北京XX大学的，因为该校的大学足球队是全国大学生比赛的冠军。不过依就自己现在的成绩而言，不可能考得上。我说，放心，以你的实力，到哪一所学校都一样当队长。高飞转过身，笑着说，但愿如此。那笑容好似窗外有气无力的雨。时间尚早，我并不急于收拾行囊，干脆将寝室衣柜和抽屉内的所有物品一律倾倒在地上，细数着我千奇百怪的家珍：二三十本高一高二用过的教材和碰都未曾碰过的各科练习册；上百张花花绿绿的盗版光碟和一整套正版的孙燕姿专辑，只可惜其中两张的歌词早不翼而飞；一枚拇指大小，不知被风干了多久的黑色香蕉干尸。扒开以上物品，下面覆盖的还有剪刀，胶水，圆珠笔，双面胶，手纸，牙签，鞋带，曲别针，
瑞士军刀，刷鞋用的牙刷，脏衣服，臭袜子，护肤乳，成绩单，两封似懂非懂的情书，五本小说和两本杂志，校徽，等等，以及无数根或笔直或卷曲的毛发。最后，我还翻出一张高二春游时的合影，照片里有我、书文、李彦和秦汉。差不多就是这些了，我说。什么？高飞问这些就是我高中的全部了。他瞧了一眼地上的东西，神奇般地用脚从他的床下滚出了一个足球，说，还有这个呢，说完一脚踢给了我。我佯装嫌脏的样子避开了那个球，不过它的确落满了灰。可是我真正想要避开的，是这个球从此刻起即将带给我的一段冗长而艰难的记忆——我以为它早就丢了。这个球不但脏，而且显得有些干瘪，一该它往日在我脑海中神采奕奕和生机勃勃的形象。我想，我避开它的动作大概是出于一种下意识，或是说潜意识，或者无意识。有兴趣再出去踢一次球吗？高飞的问话打断了我的思绪。外面下着雨呢，我说。我敢打赌，这场雨马上就停。我将信将疑。盲目等待雨停之前，我还是做了一点有意义的事情——最后打扫了一遍寝室，简单地拖了一下地面，还把墙角堆积如山的空饮料瓶子给收拾起来，装满了整整三个黑色塑料袋。趁雨不是很大，我直接拎着那三大袋空瓶子来到宿舍楼前的垃圾站丢掉。我赶到时，看见一个苍老又佝偻的身影在垃圾堆前忙活，我们都很熟悉她，这个老太太经常从学校后门的围墙破洞处钻进来，捡拾废旧物，以此换取零用钱养身。此刻，她正背对着我，拼命吮吸着刚从垃圾堆里淘出别人剩下的半杯豆浆，下咽时背部一起一伏，显得很卖力。……
郑执，87年生人，青年作家，已出版两部长篇小说《浮》（2007）及《别去那个镇》（2009），现就学于
香港，兼顾写作。自19岁出版《浮》起便树立自己诙谐掺杂伤感，令人捧腹后抹泪的语言风格，被读者誉为“灰色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