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于新学制草案应持之态度》是
陶行知所著作品，出自于《陶行知卷（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第七届全国省教育会联合会，拟订学制草案，征求全国意见，以为将来修正实施之准备，立意甚好。“壬子学制”，经十年之试验，弱点发见甚多。近一二年来，教育思潮猛进，该学制几有不可终日之势。故此次所提草案，确是适应时势之需求而来的。我们对于这应时而兴的制度，究竟要存何种态度?我以为建设教育，譬如造房屋；学制，譬如房屋之图案。想有适用的房屋，必先有适用的图样。这图样如何能画得适用?我以为画这图的人，第一必须精于工程。第二假使所造的是图书馆，他必定要请教图书馆专家；科学馆，必定要请教科学专家；纱厂，必定要请教明白纱厂管理的人；舞台，必定要请教明白管理舞台的人。有这两种人参议，才能斟酌损益，画出最适用之图样。制定学制，也可以应用这理。不过学制包括的范围更广，所应询问的方面更多了。此次全国省教育会联合会，征集各省教育界的意见，就是为了要顾到各方面的情形。所以我觉得凡对于学制有疑问、有反对、有主张的，都应提出充分讨论、研究、实验，使将来修正之后，各方面之教育，都有充分发展之机会。换句话说，虚心讨论、研究、实验，以构成面面顾到之学制，是我们对于学制草案应有之第一个态度。
建筑最忌抄袭：拿别人的图案来造房屋，断难满意。或与经费不符，或与风景不合，或竟不适用。以后虽悔，损失已多。我国兴学以来，最初仿效泰西，继而学日本，民国四年取法德国，近年特生美国热，都非健全的趋向。学来学去，总是三不象。这次学制草案，颇有独到之处。但是不适国情之抄袭，是否完全没有?要请大家注意。诸先进国，办学久的，几百年；短的，亦数十年。他们的经验，可以给我们参考的，却是不少；而不能采取得益的，亦复得多。今当改革之时，我们对于国外学制的经验，应该明辨择善，决不可舍己从人，轻于吸收。这是我们对于研究新学制草案应有的第二个态度。
陶行知（1891—1946），原名文，又名知行，安徽歙县人，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及社会活动家。早年求学于歙县崇一学堂、杭州广济医学堂和南京金陵大学等教会学校，1914年夏毕业于金陵大学文科。同年秋赴美国留学，先后就读于伊利诺伊大学（获政治学硕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17年夏归国，应聘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专任教员，后升任该校教务主任兼教育专修科主任。其间力主教学改革和促进新教育运动，并为杜威、孟禄等美国学者来华讲演等活动担任部分翻译。1921年后，先后主编《新教育》等教育刊物，参与新学制改革和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等教育改革活动，参与发起成立中华教育改进社等教育团体，推行平民教育运动和乡村教育运动，主持创办安徽公学、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山海工学团、香港中华业余补习学校、重庆育才学校和重庆社会大学等新型教育机构，并在长期的教育改革和办学实践过程中创立“生活教育”学说。在抗日战争前后，曾先后发起并推行普及教育、国难教育、战时教育、全面教育和民主教育等教育运动，并为民族抗战事业的胜利，在1936年7月至1938年8月间先后前往欧美亚非等28个国家及地区宣传抗日救亡。1946年7月25日病逝后，被毛泽东称誉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留世著作辑入《陶行知全集》等。编者简介余子侠（子峡），湖北蕲春人。现为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二级）、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重点人文社科研究基地中国近现代史所兼职教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享有者。学术兼职有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常务理事、湖北省陶行知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全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常务理事、湖北省社科联委员等。近十年来，独著和合撰《工科先驱 国学大师》等学术著作6部，主编和合作主编大型系列学术著作“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1、2辑计18部）、“中外教育交流研究丛书”（6卷本）、《日本侵华教育全史》（4卷本）、《中国人留学史》（上、下册）、《湖北考试史》（上、下编）等，并在《近代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等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其中多部（套）学术著作获得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