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成都是日军空袭轰炸的重要目标。自民国27年(1938年)11月8日日机首次空袭成都起，至民国33年(1944年)12月18日，日寇先后对成都进行了31次大轰炸。期间共出动飞机921架次，投弹2455枚，造成5337人死伤(其中死1762人，伤3575人)，炸毁房屋15208间。城内盐市口一带几成废墟，少城公园、猛追湾一带，市民死伤尤其惨重。

抗战时期，特别是国民政府迁至重庆后，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作为民族复兴的根据地，成了抗战大后方最重要的区域，成都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也因此得以凸显。此时，为了稳定四川，国民政府在成都设置了许多高级军事、行政领导机构，如成都行辕、川康绥靖公署、四川省保安司令部、四川省军管区司令部等，使成都成了“抗战大后方仅次于重庆的军政中心”。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中国空军主力转移至内陆，战斗机大队主要驻在重庆附近各机场，轰炸机大队则驻在成都附近各机场。1939年1月，中国空军的最高统帅机构——航空委员会迁至成都，驻扎在成都东门外沙河堡，成都由此成了战时中国空军的最高指挥中心。在此期间，中国空军对日作战的战略决策和重大行动，都在成都形成并付诸实施。

成都位于四川盆地西部，三面环山，城市周边是广阔的平原，适宜大量修建机场。为了适应对日作战的需要，国民政府在成都及其周边郊县新修和扩修了一批机场，新建的有太平寺机场、彭山机场、广汉机场;扩建的有凤凰山机场、邛崃桑园机场、黄田坝机场、新津机场等。如此众多的军用机场，使得抗战中后期，成都占有中国空军全部作战力量和后勤力量的比重常常在50%以上。因此，抗战时期的成都可谓是中国空军最重要的战略基地。

成都不但机场众多，航空业也非常发达，还办有航空研究所。从1939年开始，中国空军军士学校、机械学校、通信学校、参谋学校、防空学校和空军幼年学校等相继迁入成都或在此创建。此外，国民政府还创立了一些非正式或临时的空军射击训练班、气象测量班、侦察班、空中照相判读班等，培养各类空军人才，并将航空研究所扩充成航空研究院。这一时期成都汇集了航空领域各个学科的人才，可谓人才济济。因此，抗战时期的成都还成了国民政府培养飞行员和空军指挥人才的重要基地，成了战时中国空军最大的教育、训练基地。正是基于军事战略上的重要地位，成都毫无疑问地成了侵华日军实施战略轰炸的重要目标。为了摧毁成都的空军基地，扫除轰炸大后方的障碍，日军派出大规模战机，持续对成都实施战略轰炸，妄图一举摧毁中国空军。

抗战期间日军对成都的无差别轰炸造成了巨大的人员和财产损失，其中以1939年的“六一一”和1941年的“七二七”两次轰炸最为酷烈。1939年6月11日，日机27架轰炸机窜入成都上空，在人口密集的城区投掷炸弹、燃烧弹111枚，炸死市民226人，炸伤432人，毁坏房屋4709间。1941年7月27日，日机108架分四批对成都西、南、北三区进行轮番轰炸，投掷爆炸弹、燃烧弹446枚。锦江两岸82条街巷被炸、被烧，3500多间房屋被毁，市民死亡575人，受轻重伤1368人。

当年，全国不少地方的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受害者，相继发起了对日本政府的索赔活动。促使成都大轰炸对日索赔团成立的是一个名叫一濑敬一郎的日本律师，这位与中国有着很深渊源的日本人，为了唤起日本国内对侵华历史的反思，多次自费来华，并先后组织731部队细菌战和“重庆大轰炸”的受害者，赴日提起民间索赔。2006年12月底，一濑敬一郎来到成都，希望“成都大轰炸”的受害者加入索赔行列。他的执著得到了不少“成都大轰炸”受害者的积极响应，很快30多名受害者组成了索赔团，刘世龙、董绪公、傅军也加入其中，成立了诉讼协调小组，义务提供法律支持、协助受害者收集证据。

早在1997年，侵华日军细菌战的中国受害者就赴日对日本政府提起诉讼，此后二战期间被日本强掳的42名中国河北省劳工也赴日起诉。之后，多次遭受日军大轰炸的西南地区各城市，也陆续成立赴日索赔团。2004年，“重庆大轰炸”受害者组成赴日索赔团，经过两年的筹备，“重庆大轰炸”受害者于2006年3月首次赴日，在东京地方法院对日本政府提起了诉讼。2006年10月，该案第一次开庭，2007年1月24日，该案第二次开庭。此后，乐山、自贡等地的“大轰炸”受害者也相继成立索赔团，启动了赴日索赔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