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1911年9月19日～1993年6月19日），是一位英国小说家，诗人，198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的小说富含寓意，广泛地融入了古典文学，神话，基督教文化以及象征主义。其作品主题一般是与黑暗邪恶有关，但他的小说中也表达一种昏暗的乐观主义。他的第一本小说《蝇王》（1954年）突出了他一直不停探讨的主题：人类天生的野蛮与文明的理性的斗争。这部小说也奠定了戈尔丁的世界声誉。

威廉·戈尔丁1911年9月19日出生于英格兰西南角康沃尔郡一个知识分子家庭，7岁开始写作。父亲是当地学校的校长，也是一位学者，痴迷于求知和探索。其父对政治有极大的热情，相信科学。母亲是位主张女性有参政权的妇女。戈尔丁继承了父亲开明、理智的秉性，自小爱好文学。

在这个典型的英国中产阶级家庭里，威廉·戈尔丁度过了宁静而孤单的童年。由于外出时永远有父母或保姆相伴，戈尔丁在上小学前没有结识过家庭成员之外的任何人。他很小就开始读书，却不擅长数学。他自己曾回忆，童年时他喜爱文学，“像集邮或采鸟蛋那样搜集词汇”。他熟读所有儿童文学，包括古希腊至现代的一切童话故事。12岁时，戈尔丁开始动手尝试小说创作，计划写一部关于工会运动史的长篇巨著，可惜这部书没有完成。戈尔丁的家庭后来搬到马尔波罗，他就在马尔波罗的语言学校就学。在从父亲任教的马尔波罗中学毕业后，1930年遵父命入牛津大学布拉西诺斯学院学习自然科学，两年之后，戈尔丁终于发现理科不是他所喜爱的专业，转而攻读英国文学——这两方面的影响在他后来的大部分作品中都常有反映。他悉心研究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历史，这段学习对他后来的文学创作影响很大。

1935年，戈尔丁大学毕业，获得英文学士学位和一份教学许可证。1934年，在毕业的前一年，戈尔丁出版了处女作—一本题为《诗集》的小册子，包括29首小诗的诗集，被收入新星诗人丛书中（麦克米伦当代诗丛之一），其中显示了他的写作才华。毕业后，他做了4年社会工作，从事包括写作、表演，在一家小剧院当过临时演员、导演和编剧等各种工作。《诗集》（作为《当代诗人》（Contemporary Poets）系列的一个子集出版。戈尔丁在诗歌中表现出独特的艺术才华，但还不足以让英国的文学界对这位年仅23岁的诗人留下印象。但多年来戈尔丁一如既往地对诗歌充满热情：“我毕生痴迷于韵律、声音，尤其是押韵”。

1935年，戈尔丁获得了学士学位以及教师资格证书。此后四年里，他曾做过社会工作者，也曾在伦敦的小剧院担任编剧和导演，也参加演出。

1939年，他与安娜·布鲁克菲尔德（Ann Brookfield）结婚，然后前往萨里斯伯里的一所学校担任英语和哲学教师，子承父业。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打破了戈尔丁的平静生活，1940年戈尔丁以中尉军衔加入了英国皇家海军直接参战。作为战舰的指挥官，他亲身经历了许多难忘的战斗，他参加了击沉德军战列舰俾斯麦号的战役。随后他又参加了诺曼底登陆，被授予中尉的军衔。这段经历对他的创作起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之后的作品中出现的各种舰艇、海员以及大海等素材均源于此。

退伍后，戈尔丁重返萨里斯伯里继续他的教学工作，并重新开始他的文学创作。然而，他最初的成果甚少，也很不顺利，只是间或在报刊上发表一些短文和评论，只能算是一名没能引起任何人关注的业余作家，没能进入主流视野。他当时写的四部小说因为种种原因而被出版社拒绝出版。

直到1954年，他的作品《蝇王》由出版社Faber&Faber出版，获得空前的成功，使他一举成名，收获世界性的声誉。此后，他一边教学一边从事写作，陆续出版了《继承者》《品彻·马丁》以及《自由堕落》。1955年戈尔丁成为了英国皇家文学会的成员。1961年，戈尔丁在获得牛津大学文学硕士的学位后便辞去教职，成为一名职业作家。翌年，戈尔丁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的霍林斯学院（Hollins College）担任客座教授。

1970年获布赖顿市萨塞克斯大学文学博士学位。1983年，他在与格雷厄姆·格林、安东尼·伯吉斯的竞争中胜出，因“具有清晰的现实主义叙述技巧以及虚构故事的多样性与普遍性，阐述了今日世界人类的状况。”获诺贝尔文学奖。1988年夏天，英女王伊利莎白二世在白金汉宫授予戈尔丁爵位，以表彰他对英国文学所作的杰出贡献。

1985年，戈尔丁夫妇搬到了康沃尔西部的村庄博伦纳沃索（Perranarworthal），住进了图丽玛尔公寓（Tullimaar House）。1993年6月19日，他因为心脏病发而猝然离世。他被安葬在南维尔特歇尔（South Wiltshire）的教堂墓地里，享年82岁。

戈尔丁在西方被称为“寓言编撰家”，他运用现实主义的叙述方法编写寓言神话，承袭西方伦理学的传统，着力表现“人心的黑暗”这一主题，表现出作家对人类未来的关切。戈尔丁的小说早年受哥伦比亚先锋派创始人爱德华多·萨拉梅亚·博尔达的熏陶，后来接受了乔伊斯、卡夫卡、福克纳等西方现代派作家的影响，在创作中又采用了阿拉伯神话故事和印第安民间传说的技巧，兼容并蓄，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他善于把现实主义的场面、情节和完全出于虚构的幻想情境有机融为一体，通过光怪陆离的魔幻世界的折射，表现活生生的社会现实。

另一方面，戈尔丁的小说在艺术特点上与19世纪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小说明显不同，没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人物性格基本上没有发展变化，也缺乏现实主义作家极为重视的环境描写。作者平铺直叙地在讲述一个内容严肃的故事，语调平淡冷峻，很难碰到绘声绘色的描述。而且，故事本身和人物的遭遇往往虚虚实实，飘忽不定。总之，戈尔丁的小说不讲求人物性格的典型性，环境描写的具体性。戈尔丁的小说是寓言小说，不求社会生活画面的丰富多彩，但求深刻的哲理和寓意包蕴其中。在他的感受中，世界是荒诞的、可怖的、令人痛苦和绝望的。这是一个不可理喻的世界。戈尔丁小说中那种滞重、淡漠和沉闷的气氛，和这样的一个世界正相对应，更好地显示小说的哲理内涵，更深刻地表现世界的不可理喻。

戈尔丁从1963年起弃教专事文学创作。他开始尝试以新的手法写作。这期间发表的《尖塔》（1964）和《金字塔》（1967）虽然仍然围绕“人性恶”主题揭示人类所处的现实，但由于用了非寓言手法来写，故均不及前几部成功。1979年，在文坛沉默了十二年的戈尔丁又以一部长篇《黑暗昭昭》重新声誉雀起，次年发表的《通过仪式》更为他得了布克文学奖。《黑暗昭昭》以十九世纪冗长的绚丽风格和现实主义手法着重从宗教、道德角度揭示现代文明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种种罪恶和灾难：吸毒、性放纵、暴力、冷战、恐怖主义。读者仿佛看到在火焰与黑暗之间，作者运用着多棱镜，不断变换着叙述的角度和视点，使我们透过玻璃看世界：镜头里一片漆黑，无论作者怎样调整角度，却仍然不能照亮黑暗的四周。这或许正反映了作者的心声。难怪读者透过书中人物的呼声可听到作者发自现代蛮荒世界的忘情呼喊。他呼唤道德的回归，呼唤世界和人类社会的返朴归真。

戈尔丁主张要彻底揭示“人性恶”的主题，就应把人物孤立起来，置于与世隔绝的时空环境中，脱离社会的道德、宗教、教育、理性等力量的约束，只有这样才能使人性中的邪恶一面暴露无遗，也才能起到警世作用。他的这种艺术主张在（过界的仪式）中得到了最典型的体现。在该作中，时间被放在十九世纪初叶拿破仑战争的末期，场景被置于一艘海船上。故事以势利的英国青年埃德蒙·塔尔博特的航海日记为叙述形式，用晦涩的双关语描述记录船上形形色色的人物和事件。由于这些叙述寓意深刻，人物的性格藏匿在层层面纱之后，须由读者在阅读中借助想象去剥开层层面纱，方可将丑恶的人性一览无余。小说的标题既表示由英国南部经赤道驶往澳大利亚的实际航程，也暗喻船上的人们所经历的人生旅途的转变仪式：由单身到结婚，由无知到理解，由清白到落，由生到死。小说中的核心仪式是一次交读神灵的洗礼。当船驶过赤道分界线时，船上的水手将牧师浸入盛满尿液的污水盆中。这使在人生转变仪式中由盲目、势利变为敏锐、公正的埃德蒙看清了人性的堕落是裹读神灵的本质，认识到了“人类安于作价值判断，满足于具有评判此对彼错、此丑彼美、此公正彼不公正的能力”，这正是戈尔丁在这部小说中力图揭示的主题核心之所在。

恶

——权力

戈尔丁的《蝇王》以一种批判的方式继承了英国荒岛文学的权力主题。他没有像18、19世纪的作家一样歌颂“文明”对“野蛮”的征服，而是把自己对人性恶的理解寄寓在作品里，对荒岛文学中“文明人”的权力之恶进行批判。

在小说的第四章，小亨利看到了海滩边上的透明生物，于是他用木棒控制着这些小生物的活动：

他全神贯注，此刻的心情不是单纯的快乐，他感到自己在行使着对许多东西的控制权……他的脚印所形成的一个个小坑截住了一些小生物，这又使他产生了一种自己是主宰者的错觉。

小亨利的活动对小说的影响微乎其微，但是他所产生的那种主宰者的错觉却形象地阐释了《蝇王》的权力主题——始终在维护自己头头地位的拉尔夫是如此，统领猎手队伍的杰克是如此，杀死比基的罗杰也是如此，他们都有这种“主宰者的错觉”，只是实现的方式不同而已。即使是小说最后出现的“拯救者”，那位穿着整齐的海军军官何尝不是值得批判的对象？他把孩子们从荒岛中拯救出来，把他们带回到那个“文明世界”中在那个世界里，人们为了权力争夺不休，还不惜发动原子弹战争。

对权力的批判为“野兽就是我们自己”提供了另一种解释——孩子们在岛上的互相残杀无疑是现代文明的一个缩影。人类的引以为傲的文明败给了人类内心中的“恶”，败给了对权力的无休止的欲求。这是“蝇王”的胜利，人类的失败。

——欲望

权力欲望的不断膨胀，最终导致了人类走上互相毁灭的道路。这从《继承者》中的远古“新人”对尼安德特尔人的屠杀，到《品彻·马丁》和《自由堕落》中的二战背景和纳粹对战俘的迫害，还有《蝇王》中的那场未来的毁灭性的核战争……戈尔丁将人类的战争设为故事的背景，并不是因为他对战争题材的偏爱，而是因为他曾亲历过战争，目睹过人类最黑暗的一面。

戈尔丁后来将《品彻·马丁》的名字改为《克里斯多夫·马丁的两次死亡》，这体现了他批判重心的转移——马丁的两次死亡不是对等的，作者对马丁的肉体之死没有任何描写，而用所有的篇幅去描述马丁精神之死的过程。马丁是戈尔丁小说中出现的第一个堕落的人。马丁的贪欲使他想要得到一切，“吞噬”一切。尽管他并不爱玛丽，“对她的真正感情只是痛恨”，但玛丽的存在挑动了他的占有欲，“她牢不可破，不断折磨着他那进行征服和破坏的欲望”。在得知纳撒尼尔要和玛丽结婚的时候，马丁感觉到自己被吃掉了：“并不是他在哪儿吃别人，而是他在哪儿被吃掉。”玛丽和纳撒尼尔结婚激发了他内心的占有和破坏的欲望，于是他借某次送玛丽回家的机会在车上将其强暴。

在《品彻·马丁》中有一个关于“蛆虫”（maggots）的故事。彼得说，中国人在准备一道非常珍奇的美味时，先把一条鱼放在铁皮罐子里埋到地下。没多久长出的小蛆虫就会把鱼吃个精光，只剩下蛆虫，然后它们就互相吃起来。小的吃更小的，中等的吃小的，大的吃中等的。它们互相蚕食，最后“那儿只剩下一条巨大的成功的蛆虫”这是一种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你若不能吃掉别人，自己就要被吃掉。当吃掉所有人的时候，你就成了那条最大的蛆虫。这不仅是对马丁的人生的写照，也是戈尔丁对现代人生存状态的隐喻：在道德沦丧、信仰缺失的现代社会，自私和贪婪促使人们变成互相蚕食的蛆虫，为了生存下去必须要吃掉别人。但是到最后，铁皮罐子里的那条最大的蛆虫不过是“中国人”的佳肴，谁都不会成为胜者，自私和欲望只会给人带来毁灭。

虽然戈尔丁所描述的不再是血淋淋的屠杀，但人在欲望的驱使下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不顾一切，甚至牺牲别人、走向堕落，这样的“恶”难道不是更值得揭示和批判吗？但批判终将带来什么？戈尔丁在对人性之恶进行批判的同时，也在苦苦寻找出路。

戈尔丁无疑是一个坚定的恶的批判者，但决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揭露恶、批判恶，只是为了能够达到最终的善。尽管善的力量在他的作品中极其微弱，戈尔丁始终在寻找通向善良的道路，对恶的批判和对善的追求贯穿了他创作生涯的始终。

善

在戈尔丁早期的创作中，善与恶的对立并不平衡。他采用一种极端的方式，善良是弱势一方，邪恶成了整部作品的主宰。从《蝇王》开始，恶战胜善是作品的基本情节，只是方式不同。

按归纳，戈尔丁早期小说中恶战胜善的方式有两种：转化与毁灭。

在《蝇王》中，这种转化集中体现在唱诗班首领杰克的身上。杰克本是个温文尔雅的孩子，他带领着唱诗班的队伍出现在其他孩子们的面前时，其井然的秩序和严格的纪律让所有人感到由衷的佩服。而唱诗班则堪称西方宗教文明的符号，因此在小说的开头，杰克与他的唱诗班是荒岛上的现代文明的代表。但同时杰克也是一个容易嫉妒以及崇尚权力的人。在选举的首领的时候，向来具有优越感的他却是彻底地输给了拉尔夫，这是他无法接受的，这也为他日后的转变埋下了伏笔。

后来的杰克渐渐沉迷于杀戮，最后唱诗班的小孩们都随着杰克转变成了野蛮的猎人。而杰克作为猎人的首领不甘于人下，开始与拉尔夫争夺统治权，以肉食为诱招安了大部分的孩子，在狂暴中杀死了西蒙，而他的手下罗杰（Roger）也用巨石杀死了比基（Piggy）。杰克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从一个人类文明与秩序的代表转化为嗜血的野蛮人，完成了从善到恶的转化。

其中，最能突出这种善恶二元对抗中强弱悬殊的，莫过于第二部小说《继承者》中尼安德特尔人的毁灭。在小说的最后一章，戈尔丁突然转换了叙述的视角，虽然还是使用第三人称，但读者第一次在小说中听到“新人”的声音，了解他们的想法。在图阿米的族人眼中，长相丑陋的类人猿就是“恶魔”（devils），他们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自保：“我们还能做什么？”，“假如我们不是这样做的话就会有生命危险。”作者以此解释“新人”将尼族人赶尽杀绝做的做法——毕竟他们是人类的祖先，而不是嗜血的动物。但这并不能掩盖“新人”在对待异族时候的自私、冷酷和残忍，而这种对原住民的屠杀不难让人联想到现代西方殖民者的恶行。

戏仿和改编

戏仿和改编是戈尔丁小说创作策略之一。这首先表现在他通过戏仿再创使作品题材呈现似昔似今、人是物非、物是人非、人是人非、人与非人的重叠交叉，既有现实意义又有荒诞意味。戈尔丁的一系列文本形象化地显示出这么一种哲理睿思：在人的品性方面，“今”并非一定胜“昔”，历史的连续性可以断裂，时间的一维性可以凝固甚至可以斩断倒回，文明并非呈线性进化。戈尔丁利用源文本从整体上再造出新文本，在对源文本的整体转换中，实现对源文本的戏谑及对主题的颠覆。阅读戈尔丁的作品，我们不难发现戈尔丁通过或明或暗、若隐若现的“模拟戏作”，是想实现并强化其文本的理智的象征、逆转式象征和整体象征，来表现他对传统的怀疑叛逆及现代社会的异化主题。

比如戈尔丁的成名作《蝇王》是对十九世纪作家巴兰坦《珊瑚岛》的仿作。《蝇王》中的英雄拉尔夫及反英雄杰克的名字皆来自于巴兰坦的《珊瑚岛》，“猪崽子（Piggy）”则很可能来自其中的“彼得金（Peterkin）”，仅仅是西蒙没法在《珊瑚岛》里找到，比较令人信服的说法是他来自《圣经》中耶稣的门徒之一“西蒙·彼得（Simon Peter）”。《珊瑚岛》属于传统的荒岛文学，它重复叙说着资本主义社会文明、理性和基督教的信仰总可战胜人类本能、野蛮和非理性的虚幻。时隔一个世纪，戈尔丁别出心裁地对《珊瑚岛》的故事背景和基本人物借以翻新，这一创作行为本身就有对源文本的戏谑诘难和企图引起读者通过两种文本的对照而产生以象征理、醒人警世的妙用。再加之他戏仿时大肆改造，把彼得金变成猪崽，创造性地增设一个叫西蒙的人物，再通过象征、变形重构，把故事的主题完全颠倒过来。戈氏文本中的海岛不再是源文本中的海岛似珊瑚玲珑剔透、鲜亮明丽、生长文明，而是充满猜疑、凶狠、血腥、滋生蝇王的屠场。戈尔丁以其文本的现实性与巴兰坦文本的历史性所造成的巨大反差来唤起读者的理性联结，从而理解他戏仿的动机和目的。

象征

戈尔丁善用象征，赋予作品中的事物深层次的含义，使作品带有隐喻的色彩，形象化地阐释他对人性的理解。与他的叙事手法相比，象征手法的使用让戈尔丁的作品显得与众不同，也让评论界有更大的阐释空间。这种写作方式发轫于早期的小说，而在《黑暗昭昭》中达到顶峰。

在《黑暗昭昭》中，混合了宗教神秘主义的象征让作品的解读增添了不少的困难。比方说小说主人公麦蒂，在作品中他的出身无人知晓，他的姓也被不断地混淆，先后被称为Windy，Wandgrave，Windrap，Wildrap，Wildwort, Windwort，Wildwave，Windgrove,Windgraff，Windrave等等。他的姓氏从构词上来看，都与“风”、“野性”、“疯狂”、“漫游”等词义相关。就麦蒂的行径来说，他是“疯狂”的、充满“野性”的；就麦蒂的行踪来说，他是“漫游”的；而从象征意义上看，麦蒂最后无疑化成了一阵“风”，带领佩迪格里老师到无尽的永恒中去了：麦蒂的“风”属性让人联想起基督教神学中的“圣父、圣子、圣灵”神圣三位一体中的圣灵，“灵风”是也。

戈尔丁常使用象征形象来表达他对社会关系的理解。在《蝇王》这部小说中，威廉·戈尔丁加深了蛇的负面性。在小说里，蛇不仅具有攻击性，还十分贪婪残忍，经常趁着黑夜出来袭击人，蛇是罪恶的原罪。在这部小说中，与蛇性质相当的是野兽和蝇王。野兽和蝇王，在某种程度上，作者给它们冠上了类似撒旦性质的特性。野兽一般生活在茂密的森林里，人类很少接触到，《蝇王》里的孩子们不了解蛇和野兽的习性，对它们充满了畏惧。蝇王是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动物，它代表着一切罪恶的来源，通过它，人类甚至能发现自己身上所带有的罪恶，十分恐怖。而“蝇王”即苍蝇之王，源于希伯莱语Baalzebub，在《圣经·新约·马太福音》中作为鬼王“别西卜”出现，它在犹太教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中都是恶魔的化身。按照希伯来文的原意，“Beelzebub”的形象有“万粪之王”（Lord of Dung）的含义。粪便所在之处苍蝇云集，因此“Lordof the Flies”与“Beelzebub”在词义上紧密相连，也与西蒙口中的“最肮脏的东西”相对应。在《圣经》中“Baal”被当作“万恶之首”，在英语中，“蝇王”是污秽物之王，也是丑恶灵魂的同义词。在小说里，蝇王不只是象征着丑恶的悬挂着的猪头，更代表的是人性最深层的黑暗面，是无法避免的劣根性。另外在《蝇王》中还有很多其他的象征。譬如，森林不仅为孩子们提供取火的原材料，也为猎人们狩猎提供了资源和场地。森林里面有丰富的物质，人类可以获得自己需要的物质，可以接近，却不能占有。在这部小说中，森林的象征意义更多的是体现在神秘和黑暗上，孩子们在森林里采摘到了带有毒性的野果，孩子们虽然吃了之后很痛苦，但是还是冒着生命危险几次穿越森林采摘野果。小说还着力描写了太阳出来之后森林的景象。阳光虽然明媚，但森林里树木的枝叶实在茂密，阳光无法全部照射进来，只能在地面上投下斑驳的影子，这样森林就显得阴森恐怖。孩子们在森林里不敢玩耍，也不敢一个人进去，每次进去必须祈祷一番。在《蝇王》这部小说中，森林代表着黑暗和神秘，未知和危险。

荒诞

“荒诞”主要是指那些表现在情节与人物行为上出现的违反常情与理性的情况。这里有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在戈尔丁的作品中，荒诞因素占有重要地位。他的小说中常常有浓厚的科幻色彩，《蝇王》的原子大战的情节也十分荒诞，这都是典型的戈尔丁式的荒诞手法。所有这些诞妄不经的事，都来源于“世界是荒诞的”这一基本信条。

譬如其中杀猪的情节：文中还有大量荒诞而又让人难过的行为描述。例如，他们残杀了一只可怜的母猪。文中写到，罗杰用力地把长矛插入母猪的肛门，然后砍下猪头，挂在削尖的木桩上，以此来祭祀“野兽”。黑色的血顺着猪的牙齿留下。他们的宰猪行为是如此残酷，很难相信他们只是一群小学生。他们不仅残忍地杀戮，更崇拜代表邪恶的猪头。对他们而言，“野兽”不仅是一个敌人，同时也是信奉的“神”。他们残杀了野猪，吃了它的肉，却又畏惧臆想中的“野兽”，而且还供奉猪头。这种行为本身就是矛盾而荒诞的，只能说明他们已经被蒙蔽了心智，失去了理智，不再相信秩序和文明，只信服欲望和暴力。这种行为的荒诞性不言而喻。

又譬如猪崽子的死亡，猪崽子的死亡是所有人的损失。事实上这副眼镜，远远不只是眼镜。有了它，猪崽子能“看”——即有视野。猪崽子代表了智慧，他知道如何使用海螺，也知道法律和秩序的必要性。这是他能够“看到”的。所以眼镜象征着洞察力、智慧和知识。但现在，杰克他们打破了眼镜，然后偷了它。显然，猪崽子再也不能“看到”。“看”是猪崽子最大的属性，是要证明他是有用的方式。没有眼镜，他什么也看不见。使一个可以“看到”的人“看不到”是非常愚蠢的做法。猪崽子是岛上唯一可以“看到”的人，但他们杀了他，摧毁的不仅仅是眼镜和猪崽子，更是自己。这是一条注定要毁灭的道路。他们的生活已经虚无化，并且失去了意义。这是荒诞的，这种荒诞不仅存在于故事中，而且也存在于现实世界。人生活的目的是什么？只是战争吗？戈尔丁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试图使读者意识到世界的荒诞。

讽刺

戈尔丁的讽刺主要产生于对现实荒诞性的揭示。他的主人公为了正义或辨明真情而奔走，但经常是陷入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困境。他越是挣扎，就越陷得深，甚至最后送命了事。戈尔丁小说中的讽刺意味往往与苦涩的幽默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如《蝇王》的结尾，虽然拉尔夫和小伙伴们得救了，但他回想起这几天的恐怖生活，禁不住号啕大哭，他痛哭童心泯灭，他痛哭人性凶残，而他们身后原子大战仍在继续，这就是一种对战争的讽刺。

戈尔丁小说中的反讽有的显而易见，有的则深藏不露，有的需要作者自己去感悟体会才能把握。如《蝇王》中小说开端时间的拉尔夫精力充沛、朝气蓬勃，有一阵脱离父母羁绊的喜不自胜，而小说结尾时的拉尔夫却成了一个肮脏不堪蓬头散发，像野猪一样被杰克一伙追赶。他虽然没有死于非命，但已似一具毫无生气没有灵魂的“稻草人”。那群开始还能理性地思考如何才能得救的孩子到小说结尾时已变成一群身上涂着颜色的野蛮人。杰克，这位唱诗班的领队，在小说开始时还知道自己不是野蛮人，而是个干哪样都干得很棒的英国人，正是这位领队却率先表现出野蛮嗜血的本性。这个“领队”有点领袖意味，在他身上既具有特殊的象征性又具有更大的反讽性。拉尔夫一直保持理性强调信号火堆的重要性，但最终使他获救的却不是信号火堆，而是杰克一伙为杀害他而点燃的森林之火、邪恶之火。还有，孩子们的堕落似乎表明野猪肉的魅力远远超过海螺的感召力。看来，文明的驱动力并不如野蛮的驱动力那样深深扎根于人类的心灵深处，这正是上述一系列人物性格嬗变的象征义。海岛上“闹着玩”的打斗刚刚结束，孩子们又要被军舰带回到真实世界更血腥更残酷的战场。军官对孩子们的营救只是意味着孩子们从岛上的战争向真实战场的转移，原来岛上的“闹着玩”是真实战斗的演习和操练。岛上的野蛮黑暗将与岛外更为野蛮黑暗的核战争现实相连接、相重叠。于是，救救孩子们成为揪心的悬念，如何救救孩子则自然成为作品象征体系的象外之象、弦外之音。

譬如《教堂塔尖》中的教堂堂长乔斯林自以为见到了上帝显灵，决定为大教堂加造一座四百英尺高的尖塔，为了建塔不择手段，陷入了邪恶、贪婪的罪孽。塔最终是竖起来了，却压弯了教堂屋柱。乔斯林本人也因脊椎病而瘫痪。在情节的顺势发展与意外结局的强烈悖逆中，反讽意义顿生。戈尔丁的反讽对象无疑是罪恶者、邪恶者、虚伪者，即真善美的对立面。运用反讽笔调，戈尔丁更直接更犀利地抨击了人类的精神堕落。

逆说

荒诞性虽是戈尔丁的艺术特色之一，但他并未止于荒诞。如果再进一步考察，便会发现作家运用的是一种逆说或反论的手法。他所叙述的事情初看起来是荒诞不经和自相矛盾的，但细想一下就会看到其中包含着某种真实性。表面上是“非”，实际上却是“是”，即似非而是。在他的创作中用这种手法所写的内容大量存在。既然所有的人都向往法，为何这许多年却未见有任何人来要求进去呢？卫士吼道：“这道门是专门为你设下的。”故事中有很多自相矛盾的描写，但仔细琢磨起来，还是有道理的。现实世界就是处在巨大的悖谬之中，这就是戈尔丁习用的产生似非而是效果的逆说法。

叙述风格

戈尔丁写的经常是一个在扑朔迷离的氛围中展开的荒诞故事，有时给人一种神秘和阴沉恐怖的感觉。写这种内容，作家当然不可能使用简练明快的语言。其小说的语言风格特点是：平淡中透着冷漠，拙朴中透着凝重。这种语言风格与作品内容的朴素无华最相适应，但更主要的，这是戈尔丁作为作家的独特风格。当然，这种风格的形成同作家对生活的认识和感悟有关。现实生活的残忍，人与人之间的冷酷，他是体会至深的。这位陷入深深痛苦与困惑之中的作家，在创作他的寓言性小说时表现出的这种语言风格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戈尔丁富有独创性的作品，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他以独特的艺术形式表现了现代世界人们所体验的各种痛苦感受，如灾难感、陌生感，特别是恐惧感和无能为力感，故而被视为一代文学宗师。

参考资料来源

戈尔丁是以一部作品而闻名于世的作家。戈尔丁用他特有的沉思与冷静挖掘着人类千百年来从未停止过的互相残杀的根源，他的作品设置了人的原善与原恶、人性与兽性、理性与非理性、文明与野蛮等一系列矛盾冲突，冲突的结果令人信服地展现出文明、理性的脆弱性和追求民主法治秩序的难度，说明了人类走向专制易，奔向民主社会难的道理。在欲望和野蛮面前，人类文明为何显得如此草包如此不堪一击。揭示了人性之“恶”，对世人起到深刻的警醒作用。另外，戈尔丁是个思想深刻、思维缜密的作家。他从题材的选择、叙事模式运用与叙事空间的构建、小说中各种象征方法的使用方面，构建了一个充满罪恶的文学世界，以揭示人性的邪恶、人类欲望的膨胀而无可避免地走向堕落。对英国，甚至是世界文学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影响和贡献。

戈尔丁在198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的理由是：“具有清晰的现实主义叙述技巧以及虚构故事的多样性与普遍性，阐述了今日世界人类的状况。”

瑞典文学院院士，秘书拉尔斯·吉伦斯坦（Lars Gyllensten）在评奖中力挺戈尔丁，称其“在小说中以清晰的现实主义叙述手法和变化多端、具有普遍意义的神话，阐明了当代世界人类的状况”。

1961年，评论家弗兰克·柯默德（Frank Kermode）指出，与其说戈尔丁小说产生的情感是“痛苦”或“悲伤”的，不如说是“有罪的”，因为人既是受害者也是施害者。他还注意到戈尔丁的宗教不依赖于某个特定理论，认为戈尔丁试图处理“原始的宗教人性起源”，而不是具体的宗教信条或正教信仰。

戈尔丁的思想，其核心就是人道主义，人的尊严问题，一直是缠绕着他的创作、生活和政治斗争的根本问题。人道主义构成了戈尔丁文学创作的母题，包含着戈尔丁未来作品的核心问题。书中幸福假设的提出，其本质动机，不在荒诞，荒诞既不能告诉人们幸福，也不能告诉人们不幸，之所以戈尔丁假设主人公是幸福的，是因为他认为只有幸福的生活才符合人的尊严，被责为永罚，却幸福，这绝对是一种反抗，也是在这种条件下唯一可能的反抗形式，而反抗才能体现尊严。他在假设其幸福的时候，充分运用了想象和独断，其潜台词，却是人类尊严的需要。

戈尔丁的创作存在大量的二元对立的主题，荒诞和理性，生与死，堕落和拯救，阳光和阴影，有罪和无辜这些二元对立的主题经常成对出现，而且互不取消，甚至有相反相成的意思，这是他的一大特点和魅力之所在，戈尔丁在他的随笔中数次使用这样的修辞方式：用一片黑暗来形容明亮的阳光。随笔中也许不过是一种修辞，但这种修辞代表的思维方式却贯穿了他几乎全部的创作，成为他的重要特色。无论是他的小说还是戏剧，或是哲理随笔，都看不到逻辑的一贯性，到处都隐含着矛盾，这在别的作家那里，这可能是个致命的弱点，可从他的作品中体现的却是复杂的深刻，丹麦物理学家玻尔说过：“和小真理相对的当然是谬误，可是和伟大的真理相对的仍然是伟大的真理。”正是在这样对矛盾的正视当中反映了人类思维的局限及其和世界的断裂。二元对立的两极互相为对方的存在而存在，形成强大的张力，悖论和歧义性、多义性在此从生，这也成为戈尔丁难以被定义的地方，其间人道主义一以贯之，然而人道主义本来就是意义含混的词。

戈尔丁是存在主义作家中对荒诞论述得最为全面、最深刻，并使之具有新意的人之一，这也是他的最大特色。荒诞哲学是资产阶级文明遭到严重冲击的哲学表现。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暴露出它的痼疾，和由此带来的灾难性、毁坏性后果，诸如剧烈的阶级斗争和社会震荡，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两次世界大战，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和它对人们的灭绝人性的迫害，“使得人们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所滋长蔓延起来的对理性和科学的颂扬，对社会进步的乐观幻想，迅速被一种所谓‘存在的不可理解’，‘人的存在的走投无路的悲剧性’的感觉所取代”。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感到前途渺茫，苦闷彷徨，人的生存面临严重威胁，人失去了安全感，人被绝望、孤独和无家可归的情绪所笼罩，这时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和乐观主义逐步被荒诞哲学所取代。人们普遍感受到这个世界的荒诞性，人存在的荒诞性，于是荒诞哲学应运而生。存在主义哲学对于“荒诞”的解释是：由于人和世界的分离，世界对于人来说是荒诞的、毫无意义的，而人对荒诞的世界无能为力，因此不抱任何希望，对一切事物都无动于衷。在存在主义文学中，戈尔丁无疑是将这种状态表现得最惟妙惟肖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