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维廉十九世纪英国伦敦宣道会宣教士，在上海从事宣教、文化与社会活动长达53年，著作等身。

慕维廉颇具语言天赋，到上海後不久就学会上海话和南方官话。伦敦宣道会在山东路”麦家圈”（今山东路广东路，因麦都思创立而得名）和上海县城内都设有礼拜堂，慕维廉除了牧养教会外，还负责仁济医院的传道工作，又经常到上海四郊及江蘇各地巡回布道。

慕维廉到上海之後第二年就碰上了青浦教案，这是上海开埠後最早也是最大的一宗教案。起因是他和另外两位英美传教士宣到青浦宣教并散发福音书册而引起的。1848年3月8日，慕维廉偕同麦都思（Walter H. Medhurst）、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带上福音书册，黎明前从上海出发，租船到青浦，进入县城的城隍庙附近散发。当时有大批的漕粮船停泊在青浦，来自各地的水手约有1.3万人，故前来索要福音书册者甚多。纷乱中引发了肢体冲突，并激起众怒，结果三位宣教士遭到乱众暴打，手表等财物也被抢走。事发後，英国驻沪领事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扩大事态，要求英国政府进行报复，提出逞凶、赔款等要求。因蘇松太道咸龄一时没有满足他的要求，阿礼国进一步使交涉升级，调来英国军舰”契尔顿号”封锁长江口，阻止1400艘由海路运米到北京的粮船出入。清政府最终屈服於英国军事力量的压力，结果咸龄被免职；十名水手被逮捕，定为”殴打和抢夺财物罪”，各打100板子，为首两人充军；并赔款白银三百两才算了事。

慕维廉是协同麦都思创办墨海书馆（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Press）的宣教士之一。该馆由麦都思创办於1844年，是19世纪西方宣教士在中国最早设立的印刷出版机构，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自1846年到1848年间，一大批优秀宣教士，包括雒魏林、美魏茶（William Charles Milne）、伟烈亚力、艾约瑟和慕维廉等人，都先後进入墨海书馆工作。他们还物色了一批中国文人，协助宣教士译书、编书（人称”秉笔华士”），墨海书馆就此培养了一批通晓西学的学者和杰出人才，如中国最早的政论家王韬，於1848年到墨海书馆工作，担任麦都思的助手。他在墨海书馆工作了13年，除协助麦都思翻译圣经外，还先後和慕维廉、伟烈亚力、艾约瑟等宣教士，翻译出版了许多介绍西方政治、科学、宗教的书籍，对西学东渐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墨海书馆最初仅刊印《圣经》和其他福音书册，1850年开始译印西方科技著作，并出版介绍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书籍。它所刊行的科学技术类书籍，开拓了当时国人的视野，启发了人们的思想，对中国近代化的产生和形成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墨海书馆也是最早采用西式汉文铅印活字印刷术的印刷机构，其新法印刷技术的应用和先进印刷机的输入，促进了上海印刷业，以及书籍出版业的发展。

1.《地理全志》慕维廉也是活跃在上海文化界的一位著名宣教士。1854年，墨海书馆出版了慕维廉的《地理全志》，这实际上是第一部中文版的西方地理学百科全书，也是当时东传的西方地理学译著中最为杰出的代表。慕维廉在其英文序中称，当年耶稣会士在天文学、数学和地理学方面的工作没能打破中国人内心中长期存在的偏狭意识和妄自尊大的观念，他们乐於满足於把自己居住的地方视为世界的中心，而把中国之外的所有地方都视为蛮夷所居之地。慕维廉编译该书的目的就是要提供大量的信息来破除中国人狭隘的地域观念，使”昔之文士不能深探其秘”的地理知识让中国人”凡尔文士咸当童而习之”，最终使”中华为天下一隅”的观念深入人心，并且使中国人进一步认识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独一真神。

《地理全志》率先将地质学带入中国，”地质”一词最早出现在此书中。该书较为系统地向中国人介绍地质、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区域地理的知识，也介绍了气候学、水文学和人种学的一些基本知识，其中”地史论”较早详细地介绍了荷马（Homeros）、希罗多德（Herodotus）、马可·波罗（Marco Polo）、洪堡（Humboldt）等一些西方著名的地理学家。1883年慕维廉为迎合中国读者的接受能力而将该书重新修订，修订版《地理全志》虽然内容有很大的缩减，但却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2.《大英国志》1856年由墨海书馆出版的慕维廉编译的《大英国志》，为晚清中国人正确认识有关英国历史，提供了最新、最准确的第一手资料，使中国人第一次全面地了解了英国的政体演变、历史沿革和文化成就。该书在近代中外史学交流史上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3．《六合丛谈》《六合丛谈》(Shanghae Serial)创刊於1857年,是上海的第一份近代中文期刊。由慕维廉、伟烈亚力、艾约瑟和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等人共同主笔，由中国学者王韬、李善兰等人协助润色并参与编纂。他们创办《六合丛谈》的目的是为了传扬基督福音,是站在基督徒立场上来介绍西方文化和科技知识，是为了造福中国人民。从宣教方面考虑，他们力图以文化和科技作为一个切入点，努力把基督教信仰和中国文化融合起来，以便更容易为中国人所接受。《六合丛谈》不仅开阔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影响了中国科学的发展，也培养了中国自己的新闻和办报人才；而且随著《六合丛谈》传入日本，亦为日本带去了近代期刊的媒介形式,并为日本的明治维新作了科学知识上的准备。

4.《儒释道回耶稣五教通考》慕维廉的《儒释道回耶稣五教通考》（以下简称《五教通考》）出版於1879年。该书用中文写成，最早将”五教” 并提，并且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比较研究。先前中国传统提法是”儒、释、道”三教，而该书首提的”五教”则为儒教、佛教、道教、回教和基督教，被看作是当时中华各族人民所奉行的五种主要宗教。正如慕维廉在自序中所说，”华有五教，总当察其由来，一儒教，一释教，一道教，一回教，一耶稣正教。请即以五者，通考其义，互相评论，此为至要”。他写这部书是为了辨别是非善恶，彰显真理，让中国人择善而从。他在自序中第一句话就说：”真理何欤？奚由而得？我生在世，自问何物？从何而来? 当作何事？从何而去？当往何途？我住天地中，要悟得万物有真原。问谁为主？独承治理保养之权。”他主张耶稣正教”独为真理，其据甚多，不必与他教齐驱并驾，如日之光，难与萤火比例”。慕维廉的”五教”之说反映了他对当时中国宗教现状的一种认知，确定了回教和基督教在中国作为主要宗教的地位，也意在打破中国人传统上认为基督教是”洋教”的观念。

《五教通考》一书写於上海，却於日本明治十二年（1879年）在东京十字屋书铺出版。全书以问答体裁写成，通篇以回答问题的方法来解释五种宗教。但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是，作者在谈论每一种宗教时，均先介绍该教的创始者，如儒教的孔子、佛教的释迦牟尼、道教的老子、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以及基督教的耶稣。然後列出每一种宗教的经典，再阐释每种宗教的基本教义，最後再讨论该教的仪礼。但该书又不是纯粹地解释五种宗教的来龙去脉和基本教义，还以基督教的思想和信仰来评论其他四种宗教，指出它们的种种不足，护教色彩甚为明显。该书系慕维廉本人完成，文笔十分简单明瞭，不仅适合於中国士大夫阶层，也适合於略识文字的普通百姓，并特别针对那些对基督教有所怀疑或持保留态度的读者。因此这本书流传得比较广，也吸引了不少读者。

慕维廉中英文著述很多，多由墨海书馆出版，除了上述所介绍的几本著作外，还有《中国与福音》（China and the Gospel）、《格致新法》，以及《新约圣经注解》等重要著作。现将其部分著述罗列如下，仅供读者参考：《行客经历传》，1851年，上海《格物穷理问答》，1851年，上海《教会问答》，1855年，上海《来就耶稣》，1856年，上海《天教证略》，1856年，上海《天佛论衡》，1856年，上海《救灵先路》，1856年，香港《天理十三条》，1856年，上海《求雨劝世文》，1856年，上海《绝弃偶像劝世文》，1856年，上海《天教超儒论》，1856年，上海《天人异同》，1856年，香港《十布道文》，1856年，上海《耶稣降世传》，1861年，上海《圣书大道》，1861年，上海《论天堂论地狱》，1862年，上海

因其在宣教与文化方面的影响与贡献，慕维廉先後当选为基督教广学会副董事长、学校教科书委办会主席、上海宣教士协会主席，以及大英圣书公会副会长。

1862年，墨海书馆中国学者王韬因涉嫌与太平军私通而遭到清政府通缉，在慕维廉和麦都思之子，时任英国驻上海领事的麦华佗（Sir Walter H. Medhurst）的帮助下，得以避祸於领事馆内四月有馀。同年10月又在慕维廉的安排下，乘船逃往香港。此後王韬受聘於伦敦会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James Legge），协助他翻译中国经书。

在1876-1879年间，中国华北地区由於乾旱发生大规模饥荒。慕维廉在上海组织成立了”中国赈灾委员会”，联合在华的外国宣教士、商人、外交官员等积极参与赈灾活动。在此期间，慕维廉实际负责了当时赈灾委员会的运作，救助了无数的中国百姓。

慕维廉在中国长达53年之久，其中只有三次回英国休假、述职。在华期间，他几乎都生活在上海。慕维廉一生中最为热爱亦最为擅长的是讲道，他的中文好，声音洪亮动听，态度又诚恳谦和，其讲道信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开头是基督，中间是基督，结束仍是基督”。而且在宣讲时他能够深入浅出，适合於各个阶层的听众。在长期的宣教、文化及社会活动中，他与上海当地官绅和百姓建立了深厚的关系，他对上海的洋务、公共事务以及市政建设等方面皆有一定的贡献。

因其在宣教、文化与著述等方面的巨大成就，1894年，蘇格兰爱丁堡大学授予慕维廉神道学博士学位（Doctor of Divinity）。

慕维廉结束其最後一次休假，再次来到上海是在1896年。那时他身体状况已经十分不佳，朋友们都为他的健康担心。但他不顾一切，仍然热心传道，直到他生命的最後一息。1900年10月4日，慕维廉因年迈体衰逝世於他所爱、并服务终生的上海，前来参加其葬礼与吊唁的达官贵人和上海各界人士甚多。从他年轻刚到上海之时与官府的对立，到半个世纪之後成为当地闻人，为官绅和市民所推崇与倚重，期间他在上海的工作、生活与经历，实在反映了上海开埠後半个世纪的沧桑和变化。

在为慕维廉举行的追思礼拜上，其终生挚友艾约瑟讲述了慕维廉的生平；杨格非亦在英文期刊《教务杂志》（Chinese Recorder）上发表专文纪念慕维廉精彩的事奉人生；上海宣教士协会也特别撰文怀念这位”布道家、慈善家、作家和好朋友”。慕维廉生前好友伯克斯牧师（Rev. Ernest Box）如此追忆他说：”很难相信这样一个活跃的灵魂已经离开世上的劳苦而安息了。他向来是一位充满活力，不知疲倦的伟大的工作者。在其宣教工场长达五十多年的事奉与服务使他的宣教热忱丝毫未减，随著他的年龄渐长，其宣教热情反倒更加炽烈。所有见过他的人都强烈地感觉到他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他所爱的伟大事业。……他一生参与的工作很多，但最为重要的有两个方面：首先，他是一个伟大的传道人，他一生最大的热情是传福音——在喧闹的大街上、在茶馆、在集市上、在宗教节日上、在农村小教堂里、在上海大教堂里——几乎每日都用上海话向无数的百姓讲道，长达50多年之久！……当我巡回於上海周边地区时，常常有人走过来问我：’那为白头发的老宣教士好吗？我过去常常听他讲道。’……。其次，是他历年来在赈灾方面所做的巨大贡献。……每逢大灾之时，他都从西方和中国各界人士手中募集赈款，用於灾区百姓身上，不知挽救了多少人的生命，以至於灾区官民为他竖立丰碑，感谢他的救命之恩！”诚如伯克斯牧师最後所说：”我们的主如今已呼召他忠心的仆人进入更高的事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