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寿祺，字子介，号少堂，是甘肃省镇原县平泉镇古城山人。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出生于书香门第。其父是清朝光绪举人，历任宁夏固原学政、西宁教渝、宁灵厅教授达30年之久，熟习教育，精通经史。

寿祺天性聪敏，自幼好学，从小随父读书，学经史，读《文选》，练笔习文。13岁(1887年)泾州应童试，答卷出语不凡，督考、甘肃学政蔡燕生(蔡金台)在其卷首亲笔点批：“甘之俊人也，必速飞矣！”即拔为诸生第一，选入兰州求古书院深造。在院读书认真，一丝不苟，纵览之时，必正错校字，尤喜读《史记》、《汉书》。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考中举人。初以盐大使签分四川，光绪三十三年由劳绩保知县，分发山西。

宣统二年，任兰州地方审判厅刑厅推事，次年考取最优等法官。民国五年，保免试类仍以知县留山西补用，十一年保准简任职，以厅道用国务院存记并给三等嘉禾章。

甘肃文高等学堂提调杨增新，是寿祺荐卷房师，深知弟子经学湛深，历史娴熟，于1904年聘为该学堂历史主任教员兼经学分教，直到1908年(宣统二年)。

他在任教时，善用自己研究经史的心得体会，深入浅出教授与人，深得学生们欢迎，说寿祺先生讲书“说得铿锵，时有新义，尤熟于中外历史，抵掌谈成败如亲见之”。还编写《周易简义》供学生阅读，以增强其思考能力。

清末，甘肃全境出现创办学堂热潮，但缺乏办学经验及教育知识，以致管理跟不上，质量提不高。寿祺先生受省当局委派，于1907年赴北京、天津、汉口等地考察学务。他每到一处，拜访名流，悉心学习，仔细研究，条陈调查录八卷，供教育界办学参考，对推动当时全省教育事业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先生东南之行，目睹了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世界列强的霸道横行，反清浪潮的风起云涌，从而萌发了革命之志。经张掖举人、安徽候补州同王之佐介绍，加入了同盟会。

1912年5月，国民党中央本部派周之翰来甘，会同慕寿祺、王之佐、王国柱、王辅政诸人办理党务，分途赴平凉、宁夏、秦州、巩昌、西宁、凉州、肃州等地，宣传国民党宗旨，组织各分部办事处，筹备选举事宜。11月28日，在左公祠行开幕典礼，各界来宾及总部党员千余人，举慕寿祺为临时主席，主持选举会议。大会选举地方实力派马安良为支部长，周之翰为副支部长，王之佐为正评议长，慕寿祺为副评议长。故寿祺先生有“甘肃国民党领袖”之称。

清朝覆没，民国继立，慕寿祺随任甘肃临时省议会副议长，民国二年任甘肃民政长署秘书长，五年任甘肃省立第一中学校长，七年任甘肃援川军参谋长，继任西北军总司令部高等顾问、甘肃督军署秘书长，十年任省政府第三科科长兼咨议，十三年由第二届省议长补参议院议员，十四年任参政院参政(由省议长资格列席参政院)、善后会议代表，十八年任通志局副总纂，后任省政府顾问等职。

寿祺为官清廉公正，不畏强御，弹劾贪官污吏。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镇原县县长周民逸伪造账目，贪污公款2700多银元，他得知后，即与县民李世栋多次向省府举告，经查清后将周撤职查办。寿祺先生一生最喜以文会友，常与有识之士往来，爱字善写，联诗对句，畅谈古今，评说中外，苦读经史，著书立说。以他主笔，与焦国理等《重修镇原县志》共20卷，比较客观完整地记载了镇原民国以前的历史。

他还著有：《甘宁青史略》(40卷)、《经学概论》讲义、《小说考证》、《十三经要略》、《求是斋集句诗抄》、《求是斋丛稿》、《西北道路志》、《歌谣汇选》、《陇上同名录》等29部之多。

他在甘肃有“学富五车，才储八斗”之赞，且家中藏书甚多，1952年其家属向甘肃省人民政府捐赠各种图书数万册。

寿祺先生l935年被甘肃学院邓春膏院长聘为文史系教授。他治学严谨，教学有方，在讲音韵学时，采取随问随答形式，“探其来源，别题韪非，穷古韵纽之流变”，在活跃的气氛中解答了学生的疑难问题。后将其整理为《音韵学源流考》刊行。在任吏治研究所教务兼教师时，参阅古今中外学者关于议官理事的著作，编写出《行政类讲义》，分治本、爱国、立宪、兴学校、览志书、阅乡土志等章节，阐述造就循吏及其如何施政等问题。

寿祺先生不仅热衷教育，更关心时政，志存改革。宣统三年二月二十六日，慕寿祺、王之佐、邓绍元、水楚琴(梓)、聂景阳(守仁)等28人，在甘肃法政学堂集会，形成三条决议：

1、选代表四人，谒见长庚，要求宣布共和；2、停止攻陕；3、采取民国年号，西历纪年。

三月十五日，甘肃通电共和，慕寿祺、王之佐、邓绍元等迎来临洮李镜清主持省务，成立临时省议会，推举李镜清为议长，刘尔炘、张林炎为副议长，慕寿祺、邓绍元、王之佐等36人为议员。

初夏，寿祺与邓绍元先生以“开通风气，启迪民智”为宗旨在兰州庄严寺(今兰州晚报社)倡设阅报社，开创全省阅览室之先河。他们捐资邮购京、津、沪、汉、穗等地出版的各种民立报章杂志，陈列其中，供人阅读，同时传播同盟会《民报》、《革命军》等读物。那些载有新文化、新知识的读物如清风吹进封闭的兰州城，唤醒了金城人们的民族意识。阅报室实际上成了动员民众推翻清王朝的舆论阵地。

10月10日武昌起义，消息传到兰州，当局立即封闭了阅报社。12月，陕甘总督长庚召集省城各界人士，借口讨论承认共和或力图恢复帝制的问题，窥测人心。慕寿祺在会议上慷慨陈词，并致书咨议局，说“昨日会议席上鄙人主张民主，仓卒中意犹未尽，兹将共和应赞成之理由为我议长缕晰”，提出实行共和政体之六条理由，认为目前形势下实行共和，才是唯一的选择。最后说：“此事关系重大，非等闲寻常事件，可以迎合上意也。就大势所趋而论，宜认改建共和政体，与东南各省合而为一，俾他日新历史中为陇上放一线光明，虽未奏光复之功，实已明改革之理，使后世羲轩桑梓亦有人焉。”民国元年，先生在兰州组织国民党党部，为共和党所忌，二年10月，北平政府追取同盟会会员证书、徽章，四年元月解京，交军警执法处审讯，卒以人甚和平，宣告无罪。

先生前后从教30余年，为国育才，硕果累累，被誉为“教育大家”。他针对当时的教育状况，提出了一系列真知灼见：

其一，认为教育与国家兴衰有密切关系。他说，当今天下，科学昌明，天演竞争，是“一战争之天下也”。因而，“以兵战不如以商战，以商战不如以学战。学务不发达，教育不改良，欲国家立于不败之地，有以知其必不能矣。”

其二，认为发展教育之先决条件是办好师范教育。他说，兴学十多年来收效甚微，“其弊由于立学之初，本末倒置”，“未尽予储师范人才”。从而倡导切实办好师范，培养大量合格师资，以救时弊。

其三，认为振兴教育必须抓紧小学基础教育。他说，各类教育虽然层次高下不同，“而程度则必由小学校循序而升”。．因而，小学教育是基础，且小学生可塑性强，是进行爱国自强教育的最佳时期，并能使之“胶固于心胸，至深且远也。”他举例说：”日俄之战，俄蹶日兴，日本俱归功小学教育。”进而疾呼：“若以国家为前提，必自振小学始。”同时，针对忽视幼儿教育的状况，提出：“皆设幼稚园以立小学基础”的主张。为调动各方面兴学重教的积极性，他编撰《劝学歌》一首，指出男女老幼皆须学、避免晚境“饥寒”的道理。

抗日战争爆发后，寿祺赞成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其思想成为省城兰州知名人士的代表。他说：“共产学说创自马克思，继之以列宁，逐哄动全球。后二十余年，共党全部来甘，所至之处不妄杀人，已而改称红军，其宗旨以联络中国国民党及各界一致抗日。”称“国共合作”为“秦越一家，同心救国”。中共驻兰州办事处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陈述了此事。

1939年1月，茅盾率领一支文艺队伍赴新疆，在兰州停留期间，作了《抗战与文艺》的报告，提出了抗战时期文艺运动的任务。寿祺先生深得其教益，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和共产党人樊大畏及其甘肃文艺界知名人士范振绪、张建等，写了不少宣传抗日的杂文、戏剧、诗歌等，一扫甘肃文坛的萧条局面。

1945年4月，他主持创办《拓报》，开甘肃小型报纸之先河。这份报纸，“长篇短述，讽刺幽默，趣话逸史，小型综合”，颇受读者欢迎，有力地冲击了青一色的官办报纸，打破了兰州新闻界的沉闷空气。

寿祺先生从政清勤，为人耿直，知识渊博，学而不厌。

卸职以后仍坚持练笔著文，撰著《求是斋集语》一书，记录了大量史料杂文。

1947年2月，病故于兰州，终年7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