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校史

惠兴（1870——1905.12），女，姓瓜尔佳氏，满族，白山人（今吉林省）。贞文女学（后改名惠兴女学堂）创办人。有一定的中国文学基础，留心国家大事，以提倡女学为己任。

惠兴自幼随长辈迁居杭州，19岁结婚不久，丈夫亡故，一直独身孀居。虽然生活中充满了不幸，但惠兴心中一直有个信念——女人不能从属于男人，必须通过学习知识求得谋生本领。

1905年12月21日，为贞文女学办学经费多方奔走无效的惠兴，愤而吞服鸦片自尽，以身殉学。为纪念惠兴女士舍身办学的精神，后人改贞文女学校名为惠兴女学堂。学校门前的街道和弄堂也改名为惠兴路和惠兴里。

惠兴女士以身殉学一事在当时的北方，尤其是北京激起了极大反响。《北京女报》主笔张展云联络著名戏曲演员田际云，在京城发起成立了“妇女匡学会”，义务演戏，为贞文女学校筹款。田氏编排的《惠兴女士传》新戏，从1906到1907年不仅多次在京、津地区演出，并曾奉召入宫演出。在此之后，清廷也加速制订了女学章程。

惠兴之死，南北报界反应不同。上海《申报》虽在9天后作了报道，接下来却是一片沉默，3个月后又出现了另一则来自北京的短讯，记述北京对惠兴事件的反响，竟将惠兴错写成“蕙馨”。《申报》雄踞江南新闻界榜首，偏偏在惠兴寥若晨星的文稿中出此罕见的错误，可见南方士绅和教育界的冷漠程度。实际上，原因只有1个，惠兴是满族人，贞文女校自然即为满人所设，汉人皆不愿为其出资出力。

总之，惠兴之死在调和满汉关系问题上虽未激发神奇功效，但从女子教育发展看，仍具有重要意义。杭州贞文女学起死回生，更名为“惠兴女学堂”。北京出现的女子教育萌芽，也经大张旗鼓的惠兴演说和募捐，赢得各界理解，1906年推衍成兴办女校的高潮。

自1644年清兵入关，建立全国性政权，满汉矛盾便成为纠缠清朝三百年历史的解不开的死结。

1905年岁暮，中国有两位志士相继在国内外自杀，事件震动全国，余波经久不息。先是陈天华为抗议日本文部省发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以唤醒国人的救亡意识，愤而在东京蹈海；随后惠兴因办女学款绌，于杭州家中服毒，遗书当道请拨常年经费。

表面看来，二人均系为教育问题殉身，实则民族矛盾的深化是其背后的深层原因。

晚清深受民族主义思潮感染的不只是汉族革命家，也包括满族读书人，双方都以势不两立的姿态对待民族矛盾。

应该说，在晚清报界，“民族调和论”还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排除政治派别鲜明的报章不计，以《申报》、《大公报》等中性报刊为代表的“公共空间”，应该说是体现（或曰引导形成）了这样一种社会舆论与主流意识。《大公报》主人英华（敛之）虽为满人，但信奉天主教，而存一视同仁之心，且崇信变法改良，思想开明，因此也以融合满汉畛域为救国良策。如1906年3月7日发表在《大公报》的〈论建设学堂宜除满汉之名目〉，虽为“来稿”，却刊登在相当于社论的“言论”栏，这起码表明其得到了报社主持者的赞同。论者秉着“调和满汉之方针”，批评满人“办理学堂者仍狃于满汉之成见”。其深忧大患正在，“以同为一国之人，而先自分支别派，不能融合而同流，遂令排满革命种种狂悖之谣传莫杀其势而息其波”。以融合满汉为防止革命的手段虽未必现实，但其平息矛盾的用心可谓良苦。

不过，如英敛之一般主张的满族知识者毕竟为数不多，留学日本的满洲贵族少壮派且由于直接感受到革命派无所顾忌的排拒，而生发出更为强烈的敌意。辛亥革命后组建“宗社党”的良弼，1904年留学日本时，即“以满汉界限，故与汉人留学者大相水火，即汉学生亦莫不反对之”，于是上书执政者，“请将汉人中有志之士尽中以法，为一网打尽之计”，并“请政府限制汉人入仕，阶级毋得过三品以上”显而易见，此举不仅无助于满洲政权的自救，反会加速汉族官僚集团的离心。

假如在上述背景下阅读有关惠兴办学的资料，便可以有新发现：

惠兴1905年12月21日自杀后，《申报》于12月30日即刊出题为〈惠兴女士为女学牺牲〉的消息，详述惠兴女士办学的不屈不挠，直至奉献生命。《申报》之以“为女学牺牲”、《东方杂志》之以“殉学记”6表彰其事，着眼点均在惠兴创办女子教育的热忱血诚。于是，将其作为晚清民间女校办学艰难之例证来引述，或推崇其人为女子教育的志士、先驱，均属题中应有之义。

不过，如此谈论惠兴自杀的意义仍不完全。被上海报界有意无意忽略的惠兴的身世，其实与惠氏以决绝的“不成功便成仁”的态度办学大有关系。《东方杂志》虽正确地报导了惠兴所办学校的名称──贞文女学校，却将其出身满人的社会关系剔除得干干净净，言其家世，也只有“早孀居“一句，反不及《申报》据传闻之词，径书为”杭州旗城女学校”更得精髓。女学既为旗人所设，出资捐助者尽为八旗中人，也就毫不足怪了。

令人感觉奇怪的，倒是该校的诞生似乎默默无闻，并未引起新闻界的关注。连专门设立“各省教育汇志”栏目、热心报导各地女学消息的《东方杂志》，也竟然遗漏了近在邻省的贞文女学校的动态。倒是将“本报十大特色”之第一条标榜为“为民族主义之倡导者”的《警钟日报》，戏剧性地留下了些许蛛丝马迹。

《警钟日报》因大力鼓吹“排满革命”，以之为第一义，故虽热心提倡女子教育，终究将其从属于“民族大义”。即如1904年，已故布政使衔、贵州候补道罗应旒之妻皮氏专程从四川来京，两次向学务处递禀，呈请代奏振兴女学及请派游学摺稿。《警钟日报》尽管全文登载了两篇奏稿，却又以其出身满族，而在文前的“本社案”中，特意为读者准备了一副“民族主义”的有色眼镜：“东胡贱种，寥寥五百万人，蟠踞上国，践其土而食其毛，固已？吁饱死，无男女而皆不知何者谓学也。乃豁然光明，发见高冈一凤。如此摺稿，使我汉人读之，当若何惊心动魄者。急登之，以为二万万女同胞劝。”

持此立场，其报导满人兴办女学堂，自然亦纳入民族主义的叙述框架中。

该报1904年秋冬间，有两则短讯值得注意。10月22日的〈女学激成〉所述相当简单：“有旗营某某之女，前在杭州女学堂报名。校中见系旗人，命其约集女子筹款自办。其屋宇器具闻已备齐，定于本月内开课。惟教员及常年经费无从着落，将来恐成画饼。”半个月后，11月8日，又有〈旗女亦为彼族兴学乎〉一条，事实与前述无大出入，而更加详细：

旗籍某女士前赴东平巷女学报名，该堂全体以非我族类，屏之不纳。该女归而发愤，极力运动同旗，筹得千金之款，现已赁屋某处，即日开办。章程规则亦颇有次序。屏闻有某旗员之夫人允助常年经费，俾不至半途辍学云。

通讯虽未揭示旗女及所办学校之名，但依据前引《申报》文字，惠兴创立的学校系于“九月十六日开校”，换算为西历，即是10月24日，正与《警钟日报》所载情事相合。

〈女学激成〉见报时，该校尚在筹备中，故有“定于本月内开课 ”之说。后一则消息虽发布于已开学后，却因沪、杭两地间隔，而有“即日开办”的滞后语。此外，揆情度理，1904年，清廷尚未颁行女学堂章程，各地民办女校本就稀缺。以人口并不算多的杭州驻防旗人，拥有一所女子学校已足够先进，本不可能出现双峰并峙的局面。因此，两条简讯的主人公只可能是惠兴，发愤而激成的女校，也只可能是贞文女学校。

明了此一段前因隐情，方可理解惠兴办学为何抱定势在必成、以死力争的决心，那种刚烈义侠气概原是受汉人排满的刺激而发生。再来细读惠兴留与学生的遗书，对其间含蓄的话外音便可心领神会。

众学生鉴：愚为首创之人，并非容易。自知力薄无能，初意在鼓动能事之人，如三太太，凤老太太，柏、哲二位少奶奶，以热心创此义务。谁知这几位，都厌我好事。唉！我并非好事，实现在时势，正是变法改良的时候。你们看汉人创兴学务，再过几年，就与此时不同了。你们不相信，自己想想，五六年前是怎样，这两年是怎样啊！我今以死，替你们求领常年经费，使你们常常在一处上学。……你们不必哭我，只要听我一言，以后好好事奉先生，听先生教训，总有益于身的。与外人争气，不要与同部人争意气，被外人笑话。话长心苦，不尽所言。

其绝命书中所表达的忧虑，正与辽阳曾某相同。惠兴也领悟到“变法改良”为时代潮流，满族如不思变革，绝无前途。这一民族焦虑在与“汉人创兴学务”，知识日开、民气日涨的对比中，更加强化。“再过几年，就与此时不同了”的隐语，如果借曾氏“以今日我种族之精神无事卜之，吾敢断言，三十年后，必为他族之奴隶”的警告发明，并无不适。

因而，惠兴所谓“外人”也与曾氏的“他族”同义，指向“汉人”而非洋人，这在与“同部人”（而非同国人）的对举中，内涵界划得尤为明确。就遗书而言，即使指称惠兴之死乃是愤慨于满人的自私、内争而无合群意识，也不算过甚其辞。

何况，从惠兴逝后接办女校的贵林口中，此说也可得到证实。1907年，贵林应邀在北京演说时，即如此述说惠兴之死：“惠氏之死其原因有三：（一）已捐之款收不齐；（二）同志同事之规避；（三）内部讥笑，外界谤毁。“并称，此乃“兄弟以前所不忍言者”。

而除了“外界谤毁”或许关涉汉人的排诋，所有三条死因都与旗人群体的冷漠有关。贵林之所以“不忍言”，也正是由于来自同种族人的打击是置惠兴于死地的主因。

1904年，惠兴女士创办“杭州贞文女学堂”

1906年，浙江地方官府也把贞文女子学堂收为官立，改名为“杭州官立惠兴女学堂”

1912年，更名为“杭县城区惠兴国民学校”

1920年，学校增设初中部，附设小学部，蜕变为“杭州私立惠兴女子初级中学”

1954年，更名为“私立惠兴女子中学”

1955年，学校正式招收男生，并更名为“私立惠兴中学”

1956年，人民政府接管惠兴中学，并将其与隔街相望的东瓯中学合并为“杭州第十一中学”

2000年，“杭州第十一中学”初、高中分离，初中部在惠兴路原址办学，恢复“惠兴中学”校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