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明县是昔日曾设置于福建省的一个县，存在于民国初期，其辖区主要是在厦门本岛一带（今中国福建省厦门市的思明区与湖里区）与金门地区（台湾当局所辖福建省的金门县）以及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厦门市翔安区所管的大小嶝岛。

南明永历九年（1655年），郑成功将明朝中左守御千户所改为“思明州”，表示“思念明朝之意”，并置有知州，下分吏户礼兵刑工，之后郑经又于永历十七年（1663年）将州改制为县，是为“思明县”之名首次出现（但约在此时期，位在台湾的天兴县与万年县却改制为天兴州与万年州）。金厦两岛在改制不久后便为清军攻下，思明县遂裁撤，复归同安县管辖。

辛亥革命之后，厦门成立了福建军政府厦门分府，于民国元年（1912年）4月18日厦门军政府参事会派代表向福建都督府请愿获准，厦门与金门一同从同安县独立再次设置“思明县”，但该年9月18日思明县便升格为“思明府”，直到民国二年（1913年）3月30日又废府改回“思明县”。

民国三年（1914年）福建巡按使许世英咨陈内政部，派左树燮为金门筹办设治委员，于同年7月奉准后将金门地区（大、小金门与大、小嶝等岛）从思明县独立出来设置金门县（归厦门道管辖，乃二等县治）是以思明县仅辖厦门本岛。金门县于隔年（1915年）4月9日奉批令成立县治，设县知事，改县丞署为县公署。

思明县后来在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4月裁撤，改制为厦门市。

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4月15日，析同安县嘉禾里（厦门岛）和翔风里的金门、大小嶝及附属各岛置思明县。1912年9月12日，改思明县为思明府，翌年3月20日，复原为思明县。1914年8月，思明县析金门、大小嶝筹设金门县。翌年元旦，正式成立金门县政府。此后，思明县辖境仅为厦门本岛及周围岛屿。1933年6月，撤销思明县，划入思明市。1934年复置，属福建省第五行政督察区管辖。1935年春，经国民政府行政院核准，厦门设市，撤销思明县。

厦门始设思明县时间，有两种说法，一说是民国元年(1912年)4月，一说是民国2年11月。据了解，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根据，片面用一种说法去否定另一种说法，必然有失偏颇。所以，要弄清思明县确切的设县时间，不能不对具体的史料及当时的历史背景进行深入的考证。

厦门在清朝之前只是同安县的一个里。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福建水师提督署改设厦门思明府，厦门在军事上的地位由此可见；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又在厦门设立海关，厦门在经济上的地位又获提升；康熙二十五年泉州府海防同知移驻厦门、雍正五年(1727年)兴泉道移驻厦门，大大地提高了厦门的政治地位。至此，厦门的重要性已远远地超越了同安，成为闽南的军事、政治中心。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厦门又成为国际性港口，声名更加显赫。但是，在行政区划方面，厦门还是隶属于同安县。这种状况成为厦门地方绅士和商界人士的一块心病。清末开始在地方设立民意机构，推选议员之类的民意代表时，均以行政区划作为分配名额的依据，因而厦门均依附于同安。这不仅使厦门的地方绅士和商界人土的自尊心受到伤害，而且直接影响到他们发表政见、从事政治活动的权利。因此，如何消除厦门在行政区划方面所处的劣势，取得同厦门的军事、经济、政治地位相匹配的权利，便成为许多厦门人努力争取的目标。辛亥革命爆发之后，为提升厦门行政区划的地位创造了有利条件。

民国元年4月召开福建省临时议会。按规定，每个县可推选议员1名。厦门如果仍旧依附于同安，则必须与同安合选1名议员。于是，厦门各界人士联合致电福建都督孙道仁，称厦门“户口之繁盛，财产之雄厚，均较同安为最。民国成立，自应脱离同安羁绊而独立。请饬临时议会，加入厦门区域议员，以符共和平等之旨。”①同时，地方绅士黄鸿翔、黄廷元亲赴省城，面见都督孙道仁，要求将厦门、金门并附属各岛域改设思明县，得到孙道仁的同意。4月15日，福建军政府政务院议决：“厦门改设县治，以厦门、金门及附属各岛为界。”同时任命原同安县知事陈文纬(紫垣)为思明县知事，并分配给新设立的思明县1个议员名额。

思明县设立没有多久，情况又发生了变化。《申报》刊登了一则题为《府印到厦》的消息，这则消息称“厦门自改华洋分府为民政厅后，厦绅决议脱离同安改设思明县。旋省议会以厦门系通商巨埠，为各国观听所系，又改思明县为思明府，本月十二日，已将思明府印信由省民政司颁行到道，转交陈府知事紫垣启用矣。”

在短短的5个月内，厦门由同安的一个辖区变为思明县，又提升为思明府，这足以使厦门的士绅们心满意足，用厦门的实际地位来衡量“府”这块牌子，也确实是名至实归。

中国是传统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历史上，只有中央政府才能决定一个县的设置。按照这个传统的法则，思明县的设置显然在合法性方而是值得怀疑的。但是，在辛亥革命爆发到中华民国初期，这一传统的法则出现了明显的裂隙。

武昌起义之后，各个省先后成立了军政府，与清王朝相抗衡。而在民国元年2月之前，中国政局出现清王朝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并存的局面，这就为各省的军政府提供了显示独立性、扩大自主权的机会。清王朝宣布退位、袁世凯任第二任临时总统之后，中央政府同各省之间的关系也未能理顺。著名学者费正清是这样分析当时中央政府同各省政府的关系的：“革命之后，大多数省政府都提出，要在官员任免、财政、立法甚至军事上实行自治。”“有些地方议会在政治上更加胆大妄为，甚至擅自选择行政官员，包括县长。”③思明县、思明府的设置，正是地方政府自治、扩权主张的表现。

那么，当时的中央政府是如何对待地方政府的自治、扩权的要求的？民国元年3月，参议院通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4月，袁世凯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从南京迁至北京。随后，便开始了中央集权的努力。6月，袁世凯正式表态：承认各省都督的合法地位，请求他们“与政府合作。”在福建，7月，袁世凯正式任命孙道仁为福建都督。实际上，孙道仁于宣统三年(1911年)11月就被推举为福建军政府都督，到袁“任命”之时，他实际主持福建军政已有半年多了。袁的重新任命，目的是给各省一个信号：地方官员的任命权在中央政府。但不知为什么，福建省议会似乎想试试袁世凯的话算不算数，竟然在袁世凯表态2个月之后将思明县提升为思明府，并任命原县知事为府知事。袁世凯对此肯定是大为不满的。如果说，思明县的设置及县知事的任命是他对官员任命权作出表态之前，因而尚可原谅的话，那么，在袁表态之后擅自将思明县提升为府并任命了府知事，在袁世凯看来，肯定是无法容忍的。11月，袁世凯正式指示各省当局：县长的任命须经中央政府批准。袁强调：任免官员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赋予总统的权力。这些指示如果不是直接针对思明府的设立，起码也是涵括了思明府的设立。

民国2年1月，袁世凯任命的福建民政长张元奇到任。2月，袁世凯任命福建东、南、西、北道的观察使。3月，福建方面不得不废除设置思明府的决定，同时向中央政府上报一份县知事的名单。4月17日，袁世凯对这份名单作了任命，其中之一便是思明县知事陈文纬④。这也说明，北京中央政府默认了设立思明县这一事实。因此，如果从设置县治须经中央政府批准这一传统法则来考虑，思明县于民国2年4月17日才得到中央政府的承认。

思明县设立于民国2年11月的说法也并非空穴来风。民国2年11月，北京政府提出在全国设立83个州的行政区划方案。根据这个方案，福建设福州(治闽侯)、泉州(治晋江)、延州(治南平)。在泉州所辖县份中，思明县和同安县并列其中。⑤设83州的方案虽然未付诸实施，但这是中央政府首次在关于行政区划的文件中承认思明县的存在，因此，福建省档案馆编印的《民国福建省行政区划》一书称思明县设立于民国2年11月也是有一定根据的。但是，如果以民国2年11月作为思明县的建县时间，就没办法解释北京中央政府于民国2年4月17日任命陈文纬为思明县知事的事实。

综上所述，似乎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尽管福建军政府政务院于民国元年4月15日决定设立思明县，并从此开始实际运行。但根据设立县治须经中央政府批准的法则，中华民国北京临时政府任命陈文纬为思明县知事的民国2年4月17日可以作为合法设立思明县的确切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