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忠厚与宽恕。儒家的伦理哲学范畴，是孔子一生行道的原则。当孔子对曾参说到“吾道一以贯之”时，有的门人不够理解，曾参就解释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用“忠恕”二字作为孔子毕生行道的概括。

当樊迟问仁时，孔子回答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忠”是对人处事的准则，是在任何场合都不能违背的。曾子每天再三反省自己，第一条就是：“为人谋而不忠乎？”（《论语·学而》）为别人出主意办事情，有没有不够忠诚的地方？这是以孔子“与人忠”的教导做自我检查，看能否彻底做到。

孔子提倡忠，要求言行一致。如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论语·卫灵公》）说话要忠诚无欺，行动要认真亲切，即使在被认为是边野落后的地方也行得通，否则在本乡本土也难立足。孔子还有几处提到“主忠信”（《论语·学而》、《论语·颜渊》），作为交朋友和提高品德的主要依据。孔子更认为“忠”要落实到行方面，当子张问政时他回答说：“居之无倦，行之以忠。”（《论语·颜渊》）坚守岗位不懈怠，执行职务要忠实。无论言与行，待人与待事，都不能离开“忠”字。

“忠”既然是人际关系的一种表述，就有个相向选择或对等条件的问题。如君主与臣民关系，孔子在回答鲁定公时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做君主的能尊礼群臣，臣子才以忠心回报。这带有君臣对等的观念，大臣并非无条件对君主尽忠。另外还要君主先行做出榜样。当季康子问怎样才能使臣民尽忠时，孔子回答说：“孝慈，则忠。”（《论语·为政》）做国君的原先对父母孝顺，对儿女慈爱，臣民才对国君表示忠心，这也带有对等的意思。

孔子虽主张对人忠诚，并非百依百顺，即使对君主和上司，遇有缺失时也要忠言直谏。如说：“忠焉，能勿诲乎？”（《论语·宪问》）忠于其人，能不对他劝告吗？相反对人只会阿谀奉承，就不是忠诚待人了。孔子并非绝对忠君论者。他自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并主张：“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论语·宪问》）所谓忠臣不事二主，并非孔子思想。他周游列国，“道不同，不相为谋”，在“道不行”时，宁可“乘桴浮于海”，但不做那种愚忠式的文死谏。对齐桓公杀公子纠事，管仲“不能死，又相之”。孔子认为：“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他没有斥管仲对故主不忠，反而许其为“仁”（同上）。可见孔子并不看重忠于某个主人，而是以人民利益为重。

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伦理准则，孔子还主张“忠”与“恕”相配合，就是他说“一以贯之”的忠恕之道。这里讲“忠”，并非单指忠君，而是讲待人要存心忠厚和宽恕，要将心比心和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孔子回答子贡时，认为这是“可以终身行之”的“恕”道。但当子贡说：“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时，孔子却说：“赐也，非尔所及也。”（《论语·公冶长》）即认为这种恕道非子贡所能做到。

为要做到一以贯之的忠恕之道，孔子提出要“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即对己严而待人宽。曾参说：“犯而不校。”（《论语·泰伯》）孔子也说：“不念旧恶，怨是用希。”（《论语·公冶长》）这非胆小怕事，而是待人采取宽厚态度。孔子对那些“居上不宽”的人不满意（《论语·八佾》），认为宽厚的人能得到众人的拥护，守信则会得到人民的支持。孔子提倡的忠恕之道，后来成为儒家人世为人的一条准则，并产生深远的社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