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雷福斯事件，是19世纪90年代法国军事当局对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的诬告案。

1870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战败，被迫割让领土予普鲁士。战败的结局导致民众对第二帝国政府的愤怒，他们彻底推翻了拿破仑三世的帝制政权，恢复了共和政体，史称“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一方面，对外战争的失败让法国社会的保守势力充满了恢复君主制的情绪。此外，由于被迫割让领土，法国社会上下对普鲁士（德国的前身）及德国充满仇恨。同时，社会上还弥漫着反犹主义的思潮。

1871年普法战争后，为了加强情报工作，法国情报部门派出了一名女“清洁工”，打入了德国驻巴黎使馆。她的任务是每天负责把使馆中有价值的“废纸”收集起来。1894年9月26日，法国情报人员获得一张寄给德国驻巴黎武官施瓦茨考本的没有署名的“便笺”，上面开列了法国陆军参谋部国防机密情报的清单。陆军参谋部怀疑是德雷福斯所为。10月15日，军事法庭以间谍罪和叛国罪逮捕德雷福斯。

1894年12月19日，在法国巴黎谢歇密邸路的一所古老的宫殿里，由七名高级军官组成的军事法庭，正在煤油灯下进行秘密审讯。被告德雷福斯的罪名是叛国罪，证据是谎言、传闻以及一封据说是由被告写的泄密信。第一天庭审，德雷福斯以充分的理由，证明自己对泄密信中的大部分内容毫不知情，根本不可能作案。当天审讯的结果，对原告法国陆军部很不利。陆军部的观察员皮卡尔少校是个正直的人，他在向陆军部长汇报时据实指出，看来此案很难成立。但是，陆军部长不但听不进去，反而拼凑了一份“秘密档案”，编造了几份“罪证”，并让反间谍处亨利少校当庭指认，以军官的名誉诬指被告有罪。就这样，军事法庭为了维护陆军部的声誉，一致认定被告德雷福斯有罪，判处他无期徒刑，革除军职，终身流放到大西洋中的魔鬼岛。法国军方的反动人物借机掀起反犹运动，“叛徒、懦夫！处死卑贱的犹太人！”的呼喊声响彻巴黎街头。

1895年1月6日，法国军界在法国军事学院举行仪式，革除德雷福斯上尉军职，德雷福斯的肩章、帽徽、绶带、勋章全部被扯下，军刀被一折两段。4月，德雷福斯被押往魔鬼岛服刑。

德雷福斯案件引起了法国舆论一片哗然。在法国《震旦报》的支持下，德雷福斯的兄弟把这一冤案的情况公布于世。在一些进步律师、记者和作家的帮助下，他要求撤销原判。包括作家拉扎尔（Bernard Lazare）在内的人士开始推动为德雷福斯平反。拉扎尔本人则出版了《一宗司法错误》的小册子进行散发，力证德雷福斯清白。

德雷福斯被捕以后，法国重要的军事情报仍不断地被泄漏，这引起军队一些部门的警惕，并开始重新审视德雷福斯案件。1896年3月，情报部门截获了施瓦茨考本写给一名法国军官费迪南·沃尔申-埃斯特拉齐少校的信。法军反间谍处处长皮卡尔后来在查阅埃斯特拉齐的档案时，看见了他当年要求调往参谋部工作的申请，发现字迹与德雷福斯案件中那张便笺一模一样。皮卡尔是军队中少数信奉新教的军官之一，为人正直。他立即将这一发现向副总参谋长贡斯汇报，并敦促军队重审此案。

1896年11月14日，皮卡尔被逐出参谋部，派到突尼斯边境去同阿拉伯人作战。1897年4月2日，他在突尼斯给共和国总统写了一封信，信封上注明：“万一本人去世，请交共和国总统，此件内容惟有他应该知悉。”在借回巴黎休假之机，他将信托付给挚友勒布卢瓦律师。

此后，法国沙文主义者的气焰更加嚣张。法国陆军部长宣布对德雷福斯的判决“公正无误”，内阁总理也同时宣布德雷福斯案件“没有问题”。为了证实德雷福斯的无辜，他的妻子、兄弟曾写信给德皇威廉二世，请他证明德国没有收到过德雷福斯提供的任何情报，但却没有得到任何回音。德雷福斯的家属又复制了大量泄密信的照片张贴于街头，结果一个银行家发现此信的笔迹和他的一个顾客的笔迹一样，这个顾客就是埃斯特拉齐。于是，德雷福斯的家属对埃斯特拉齐提出了控告。

1898年1月10日，军事法庭开始审理对埃斯特拉齐的控告，皮卡尔回到巴黎准备出庭作证。但无耻的亨利少校再次将伪造的信件，塞进“秘密档案”。新任陆军部长又授意埃斯特拉齐提出离职休养的申请。法官和陪审员们根据上面的旨意，宣布埃斯特拉齐无罪。

围绕着援救德雷福斯，法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卫民主和正义的社会运动，反对军队领袖们的专横跋扈。事态的发展，很快使公众舆论分成了两派，出现了反德雷福斯派组成的“法兰西祖国联盟”，以及由法国社会党领导人若莱斯为首的“人权联盟”。许多著名学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都仗义执言，积极参加了“人权联盟”的斗争。这场斗争如此的广泛和深入，以至原有的政治团体内部，朋友之间，甚至家庭内部，都由于观点不同而发生了分裂。两派的斗争不仅限于文字上的论战，甚至动员起各自的群众进行示威游行，一直发展到武装冲突。在法国各城市和乡村，都有此类冲突不断发生。法国因德雷福斯案，正经历着一场空前的政治危机。

作家埃米尔·左拉在后来成为法国总理的乔治·克里孟梭的帮助下，于1898年1月13日发表长文《我控诉：致共和国总统的信》，全文刊载在克里孟梭任副主编的《震旦报》上。文中，左拉严厉谴责了军方高层和军事法庭基于反犹偏见、以“爱国”、“荣誉”为幌子去掩盖自身的丑闻并捏造事实诬陷德雷福斯、放生真凶埃斯特哈齐。2月，军方以“诽谤罪”对左拉提出公诉，左拉被判一年徒刑，罚款3000法郎。左拉受审期间，军队和保守派发动民族主义立场的民众包围法院，不断高喊“法国万岁、军队万岁、绞死左拉”等口号，民族主义阵营的报纸更将左拉等人描绘成为“卖国贼”张目的人。不堪忍受迫害的左拉逃往英国。

《我控诉》发表之后的数星期中，《震旦报》刊登了大量人士的签名，表示支持德雷福斯。在这些签名者中，有后来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纳托尔·法郎士、印象派画家莫奈等。1月23日，当克里孟梭有感于签名的人日益增多，提笔写出“来自各个地方的所有知识分子为了一种理念而汇集在一起，这难道不是一种征兆吗？”这句话的时候，出人意料地把“intellectuel”这一形容词作为名词来使用，并用斜体加以凸现。“知识分子”一词由此“诞生”。

在反德雷福斯派营垒中，知识分子的首席代表是作家莫里斯·巴雷斯。此外，反德雷福斯派营垒中的重要知识分子还有莫拉斯、戴鲁莱德、德律蒙、罗什福尔等。

当时，代表德雷福斯派观点的报刊主要有《震旦报》《小共和国报》《白色评论》杂志及在该事件后期创刊的《人道报》等，代表反德雷福斯派观点的报刊主要有《日报》《自由言论报》《十字架报》《法兰西行动报》等。

皮卡尔直接写信给法国总理，证实给德雷福斯定案的罪证是伪造的。1898年2月，皮卡尔被军方革职，7月13日被逮捕，拘禁长达11个月。由于高层人士变革，军方开始重新调查“德雷福斯间谍案”。受命核实“罪证”的一名上尉，由于是第一次接手此案，很快发现了亨利少校出具的是伪证。亨利在承认伪造事实后，自杀身亡。从此形势急转直下，陆军部长等几名高级军官辞职，埃斯特拉齐则畏罪逃往英国。

1899年，在共和派的支持下，支持重审德雷福斯案的埃米尔·弗朗索瓦·卢贝当选为总统。这一政局变化促进了事态发展。1899年6月3日，最高法院宣布1894年判处德雷福斯有罪的裁决无效，要求重新组织军事法庭审理。固然这一决定引发了右翼民族派的强烈反弹。在一场公开活动中，卢贝总统被数百位君主派和反犹分子包围攻击。然而，十多万支持共和制与总统的民众开始聚集于马赛；在巴黎，支持总统的工人们开始用棍棒武装自己以便抵御右派的攻击。而一直敌视德雷福斯阵营和自由派的军队，则出现了发动政变、推翻总统的倾向。

重审德雷福斯案让流亡英国的左拉回到了法国。6月，德雷福斯从魔鬼岛回到巴黎。8月7日，军事法庭在巴黎重审德雷福斯案。一个月的审判以公开方式进行，庭审的过程让更多民众相信德雷福斯的清白。但9月的判决却再一次判处德雷福斯有罪，另将判词附加“犯罪环境特殊，情有可原”。这再次触怒自由派。总统卢贝只得寻特赦让德雷福斯恢复自由。饱受牢狱煎熬的德雷福斯接受了特赦，但发表《清白宣言》，誓言追求平反到底。法国陆军则发表声明，希望民众接受判决和特赦，忘记过去、谋划未来。

9月19日，德雷福斯获得自由。但是特赦不等于无罪，德雷福斯在给总统的信中指出：“共和国政府还了我自由，然而失去了名誉的自由对我毫无意义，从今以后，我将继续力争纠正使我至今仍受其害的可怕的司法错误。”

1906年，坚决支持重审德案的激进派领袖克里孟梭出任总理。7月12日，最高法院重审整个案件，撤消原判，宣布德雷福斯无罪。议会通过了政府关于恢复德雷福斯和皮卡尔在军队中名誉的议案。德雷福斯官复原职，并晋升为少校，并在原来举行革除军职仪式的军事学院操场上接受了荣誉军团勋章。受株连的皮卡尔也晋升为准将，并在克里孟梭内阁中任陆军部长。

左拉已于1902年逝世。1908年，左拉的遗体被法国政府隆重移至巴黎先贤祠安葬。在仪式上，德雷福斯遭到民族主义者的枪击，伤势轻微。

1930年，德国原驻法国武官施瓦茨考本的回忆录《德雷福斯案件真相》出版。同年6月，施瓦茨考本的妻子将回忆录寄给德雷福斯，并附信说，她的丈夫一直想证明德雷福斯是受害者，但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使他生前不能如愿。该书有关施瓦茨考本与埃斯特拉齐等人的秘密来往的详细描述，澄清了德雷福斯案件的一些细节。1923年，真正的告密者埃斯特拉齐客死英国。1935年，德雷福斯在巴黎去世。

德雷福斯案件折腾了12年，当时法国从上到下，包括政府、军队、教会、报界、政党、团体、家庭，几乎都分裂成赞成重审和反对重审两派，斗争异常激烈：亲朋之间因争论反目；有的夫妇因此而离婚；即便是家人亲友团聚，只要谈及此案，也会争得面红耳赤，甚至扭打起来，闹得不可开交；整个法国陷入一场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危机。

《法国与德雷福斯事件》

《十九世纪末法国的一起大冤案——德雷福斯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