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社会学，德国的社会学的形成。

德国社会学[中]

sociology in German [英]

大致过程

自19世纪的形成期开始，经过20世纪前30年的繁荣、二战期间的衰落，以及战后的恢复期，到20世纪60年代进入复兴与新的变革时期———德国社会学的发展，大体经历了这样一个跌宕起伏的过程。

形成于19世纪下半叶，经过20世纪前30年的兴盛时期、纳粹时代的低落时期和战后的重建时期，60年代以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1842年,留学法国的德国学者L.von施泰因的《现代法国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一书，对德国古典哲学社会观发起了冲击。他明确地把社会和国家区别开来，在国家和社会是构成人类共同生活的两大要素的观点基础上，提出了建立新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设想。施泰因的观点，有别于从18世纪的I.康德到19世纪的G.W.F.黑格尔的国家高于社会、统辖社会的传统观点。施泰因完善了国家和社会的辩证理论，被公认为德国社会学的创始人。

K.马克思发展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思想。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2)一书中，批判了黑格尔在国家以及国家对家庭和市民社会的关系上的观点。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以及与F.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史观，成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理论基础。（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史）

与马克思、施泰因同时代的W.H.里尔，提出了独特的市民社会观。他在《资产阶级社会》（1851）一书中，严格区分了社会和国家，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了分层分析。在《家庭》(1861)一书中提出了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的观点。

P.von利林费尔德和 A.舍夫勒追随A.孔德、H.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提出了他们的社会有机体理论,成为德国社会学形成的标志。利林费尔德是德裔俄国人,1897～1898年曾任国际社会学学会会长。他在 5卷本《对未来社会科学的思考》(1873～1881)一书中，详细阐述了社会有机体论,并提出了社会病理学概念。舍夫勒的社会有机体说主要表现在《社会本体的构造和生活》（1875～1878）和《社会学概要》(1906)两书中。

20世纪前30年是德国社会学的黄金时期，R.达伦多夫称之为英雄辈出的时代，出现了一批重要的社会学家，其中影响较大的有F.滕尼斯、G.齐美尔、M.韦伯、K.曼海姆等，其他较活跃的还有：W.桑巴特、L.von 维泽、A.菲尔坎特、F.奥本海默、M.舍勒、C.布林克曼、S.克拉考尔、T.利特、T.盖格尔、H.弗赖尔、K.邓克曼、M.阿德勒等。

滕尼斯是德国社会学走向系统化的代表，他把社会学分为普通社会学和专门社会学；他在《社区和社会》一书中有关社区和社会的区分，在以后的社会学研究中一直被广泛沿用。在滕尼斯之后，德国社会学有两个主要研究方向，即以齐美尔为代表的形式社会学和历史文化研究。他们都遵循德国社会学的社会唯名论的传统。

形式社会学的代表人物齐美尔主张，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各种永恒不变的“社会交往形式”，是通过社会行为互相联系起来的个体以及由此产生的全部关系的过程。他的主要继承者维泽和菲尔坎特则对他进行了批判。菲尔坎特的观点表现出现象学的倾向。

历史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有A.韦伯、奥本海默、舍勒和曼海姆等。他们继承了W.文德尔班和H.李凯尔特等人的新康德主义传统，坚持精神科学的特殊性，认为社会学属于文化科学的范畴。社会学只能理解，而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去解释其对象。比起形式社会学，他们在社会唯名论上走得更远，而且是变动不居的。

M.韦伯则是上述两个方向的超越者。他对社会行动的概念分析,接近于形式社会学;而对经济同伦理关系的分析，又接近历史文化研究甚至马克思主义。他称自己的社会学为理解的社会学，理解的对象是社会行动、行动的过程和效应。在方法论上，韦伯强调价值无涉分析，视客观性为学者的人格；他提出“理想型”，即社会学意义的概念的建构。他毕生致力于近代资本主义起源的大规模文化比较研究。他的巨著《经济与社会》（1921～1922）被视为德国社会学的最高成就。

1904年，《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献》创刊，M.韦伯和桑巴特担任主编。1909年，M.韦伯等人创立了德国社会学会，同成立于1872年的社会政策学会相对峙，滕尼斯任第一任会长。1919年，科隆大学正式开设社会学讲座，舍勒和维泽负责讲授。1921年《科隆社会科学季报》创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易名为《科隆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杂志》，现为德国最重要的社会科学期刊之一。

1933～1945年纳粹统治时期，德国社会学处于萧条状态。刊物停办，学会被查禁，学术著作被焚烧，人员被放逐。但流亡国外的德国社会学家在异国继续从事学术活动。曼海姆在英国促进了知识社会学研究的发展；法兰克福学派先后在欧洲和美国揭露纳粹的反动本质，传播批判的社会理论；R.本迪克斯在美国为传播韦伯学说做出贡献；加入美国籍的P.F.拉扎斯菲尔德在社会学方法论和应用社会学方面享有盛名。

战后德国社会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社会学分为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两支。民主德国社会学属于苏联东欧社会学体系，在理论上主要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其主要观点反映在R.施托贝尔格等编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学原理》(1977)一书中。

在联邦德国，维泽对重建学会和学科起了重要作用。他领导了《科隆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杂志》的创刊工作。R.柯尼希是维泽的杂志接班人。适应战后的社会建设现实，经验社会学以科隆为中心迅速发展起来，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50年代中期。

社会学家H.舍尔斯基领导了明斯特大学社会学研究所，长期在多特蒙德从事工业社会学研究，创建了北勒费尔德大学社会学系。以舍尔斯基为中心，形成了达伦多夫所谓的“第三种社会学派”。

战后德国社会学还有一个重要学派就是法兰克福学派。它最初形成于1923年成立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30年代因受纳粹迫害，其成员大部流亡国外。该所从1934年开始附属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49年迁回法兰克福。T.W.阿多诺是这一时期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领导者，培养了J.哈贝马斯等新的一代社会学家。

与哈贝马斯同时，在战后影响较大的社会学家有达伦多夫、N.卢曼、M.R.莱普西马斯、M.鲍尔特、J.马特斯、W.施卢赫特等人。达伦多夫以其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借鉴和对冲突理论的重构而闻名；卢曼提出了现代意义的社会系统论；莱普西马斯是《韦伯全集》出版委员会的负责人，曾领导以M.韦伯研究为中心工作的海德堡大学社会学研究所;鲍尔特是研究社会分层的专家;马特斯长期考察亚洲社会，从事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施卢赫特是研究韦伯学说的专家。

60年代末,联邦德国社会学界开启韦伯复兴运动;70年代，《韦伯全集》出版委员会成立，组织出版33卷历史考据本《韦伯全集》。

从整个德语地区看,1972年,发行于德语地区的《社会学杂志》创刊。1988年10月4～7日，在苏黎世召开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德语地区社会学家大会暨第24届德国社会学家大会、第11届奥地利社会学家大会、第11届瑞士社会学家大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社会学家代表团出席了大会。会议参加者约1600人,分别举行了100场讨论会,作了近500个报告。大会的中心议题是“文化与社会”，齐美尔和M.韦伯的思想再次引起广泛关注。各个分会分别讨论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妇女社会学、宗教社会学、纳粹时期的社会以及日益扩大的社会学的学科界限等方面的问题。

在杜塞尔多夫召开的第26届德国社会学联合会上，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著名的社会学家伊伏斯教授提出，目前德国社会学在其发展中的两种主要趋向是德国古典社会学和经验社会研究，并由此逐步形成了5个学派：

以柯尼希· 教授为首的科隆学派

这个学派主办的刊物《科隆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杂志》对德国经验社会学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科隆学派抓住了第2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社会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如怎样重建在战争中遭受破坏的城乡和社区。柯尼希的重要著作《社区》论述了城市社会学和乡村社会学的理论，为当时重建德国提供了理论基础，城市社会学与乡村社会学的研究在德国社会学的发展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德国统一即后, 面对东西两个地区不平衡的发展现状，更加体现了这门学科的现实意义。柯尼希的第1部代表作《经验社会学手册》具有很大的实用价值，现已成为许多社会学家和社会学专业学生的案头书。

舍尔斯基· 学派

舍尔斯基教授主要从事战后德国的社会学研究和教学工作，他长期在明斯特大学和比勒费尔德大学任教，并建立了明斯特大学社会学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并不设在明斯特大学内，而是建在鲁尔工业区的多特德市。该所主要从事工业社会学的研究，探讨工业化问题。他们曾经完成了著名的“ 德国工人的社会状况” 的调查。研究所的工作人员组成了一个调查组，在从事重工业的工人中间进行参与性观察，利用业余时间、与工人开展讨论，从而确定工人对工业化的态度，工人对自己作为社会阶级一无产阶级的自找认识，工会在社会中的作用等。这个调查被视为德国经验社会研究的典范。它的特点是没有傲发一张问卷，而是通过社会学家的参与性观察，通过与工人的共同劳动、共同讨论来得出给论。

舍尔斯基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是《失去的一代》，阐析了曾经在战争中当过兵的人复员后为找工作或升学所遇到的各种困难。此外，舍尔斯基还做了大量教育方面的工作，他曾拟定了一个高校改革计划，并在明斯特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的基础上创立了第1个试点的社会学系，后来发展成为比勒费尔德大学社会学系。该校有1个很大的实验学校，社会学家可以在那里检脸自己的理论。

法兰克福学派

该派的首领是阿多诺教授和他的学生哈贝马斯, 他们发展了“ 批判的社会理论” 。该学派的理论基础是社会学就是对社会进行批判。哈贝马斯曾出版了两卷本的大部头专著《传播论》，其内容非常丰富。哈贝马斯表达的基本思想是社会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即传播而发展起来的, 和藤尼斯“ 社区”与“ 社会” 的这对概念一样，哈贝马斯提出了“ 生活世界” 与“ 社会系统” 的一对概念。它认为在生活世界与社会系统之间存在着一种自然矛盾。他指出，有许多新的社会现象是传统的社会学理论不能解释的, 因此需要创新，建立新概念，发展新理论。哈贝马斯曾离开了法兰克福的传统，去森索盎格鲁撒克逊的分析哲学和实用主义哲学。目前，他仍在法兰克福大学主持“ 历史哲学和社会哲学” 的讲座。

达伦多夫· 学派

达伦多夫属于德国战后一代社会学家，他以其专著《工业社会的阶级和阶级冲突》而闻名，在德国和美国社会学界影响很大。这一著作引发了一场关于“ 德国是工业资本主义还是后工业社会” 的大论战，一种意见认为，德国的阶级冲突日趋尖锐，另一种意见认为，德国现在走的是后工业社会的道路。随着德国工业化的不断深入，产业工人，尤其是重工业工人的作用正在减弱，这是德国社会学界目前正在研究的问题。

以卢曼· 为代表的系统论学派

卢曼是舍尔斯基的学生，他撰写了许多书，但翻译成英文的著作不多，所以在英语国家影响不大。卢曼的代表作是《错综复杂的社会系统叭》。他在这部专著中指出了在现代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复杂，为人处世越来越困难，现代化的人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使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简单化。他认为，关键在于人的头脑中的关系不要那么复杂。卢曼的基本思想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来简化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只有信任对方，才能简单处世。他指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础是相互信任，而不是法律和强权。

德国学术界曾经出现过“ 马克斯· 韦伯热”，掀起了一场韦伯复兴运动，当然这不仅仅是德国的运动，而是国际性的发展，它得到了国际社会学界的支持，尤其是韦伯的著作全部译成英文以后。在一次专题讨论会上, 伊伏斯教授又一次谈到了马克斯· 韦伯对比较社会学研究的高度重视，如韦伯当时提出为什么中国的发展在19世纪停顿了事实上，韦伯的兴趣并非在中国，而是在德国，但是他通过对中国的研究，尤其是对中国政体的研究，看到了德国的发展道路。通过比较各种社会制度来进行研究比局限在一个社会中研究社会问题好得多。

目前, 德国社会学界的研究重点已开始转向德国统一后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对加拿大、英国、希腊以及独联体国家新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比较研究使人们大开眼界，获益非浅。最新的研究课题是关于社会结构的变革和由于新的政治扭曲以及边境开放而产生的人口迁移，在这方面人们注重对原东西德国之间的比较研究。斯图尔克教授认为，不要因为接受原联邦德国的行为模式而完全消除原民主德国的同一性，应当从整个德国和世界的特点来强化现德国东部地区新的自我理解。

本次大会主席塞夫尔在其“ 德国统一后的社会学研究状况”发言中指出，社会学在机构设置方面虽然存在着各种缺点，但这一领域中的发展和进步却令人对社会学这个职业感到羡慕。当代德国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将越来越开阔，研究的课题和兴趣将越来越多样化，研究的力度也不断加大，从出生到死亡，从人工流水线到电子计算机，从南北冲突到欧洲权力，从“ 漆尼斯俱乐部的语言结构”到贝克特的决赛，从调查访问的方法论到数据库。

此外，一些传统的课题，如对平等问题、社会运动和社会网络、政治进程、组织和机构以及性别社会学的研究将不断开拓新的境界。在未来的工作中，将着重研究欧洲的统一和世界社会的问题，新的课题还涉及到风险社会学和从最不同角度，即从社会生活中的文化、宗教、伦理和民族的范畴来探讨社会的同一性。在宗教社会学专业，艾伯尔茨· 、德雷森和高尔茨教授，分别对基督教会、耶稣教会和东正教会的生存和转变作了论述。眼下， 不仅是那些比较研究的观点和方法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 更吸引人的还是那些社会学的基本问题， 如社会由于新进程和旧机构的并存和碰撞而产生构造和再构造的问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