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立根（1925年9月14日——2008年1月24日），男，汉族，浙江省江山县人，中共党员。生前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行为法学会顾问、北京市物证技术学会顾问、北京市刑侦学研究会顾问。中国著名的侦查学家、物证技术学专家、中国的“汉斯·格罗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侦查学、物证技术学教授，兼任中国行为法学会顾问、北京市法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市物证技术学会常务副会长、北京市刑侦学研究会顾问。徐立根教授是中国文检界著名的“铁三角”之首，终身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数十年来，徐立根教授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本国实际始终致力于侦查学和物证技术学教学、科研及其学科建设工作。他主编的《物证技术学》，被北京市和国家教委评为“优秀教材一等奖”。在香港的“世纪遗产争夺案”中，推翻了国际鉴定专家的结论，为法律恢复了公正，为中国文检界赢得了尊严。

徐立根教授于1943年考入国立厦门大学法学院，1947年毕业获学士学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到中国人民大学进修学习，毕业后留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工作。在“文化革命”期间，他从“五·七干校”调到北京大学法律系任教。中国人民大学“复校”之后，他又回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任教。徐立根教授一生致力于侦查学和物证技术学的研究和教学，是新中国侦查学、物证技术学的奠基者，被誉为中国物证技术学的带头人、泰斗。他是国家教委统编教材《物证技术学》和《侦查学》的主编。《物证技术学》（1990年版）曾先后被评为北京市和国家教委的“优秀教材一等奖”；该教材的第二版（1999年版）又被国家教委评为“优秀教材二等奖”。1992年10月，鉴于徐立根教授为我国高等教育做出的贡献，国务院为其颁发了“对高等教育有突出贡献、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证书。徐立根教授在教学科研工作中一直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正是在他的积极倡导和努力下，经国家教委和司法部批准，中国人民大学于1989年成立了全国综合大学中的第一个物证鉴定机构——“中国人民大学物证技术服务中心”。一年之后，又经司法部批准，改名为“中国人民大学物证技术鉴定中心”。多年来，这个鉴定中心不仅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师和研究生的实践基地，也成为了社会上很有名望的物证鉴定机构。徐立根教授为人正直，平易近人，乐观坚强，率真淳朴。在五十多年的教师岗位上，他爱岗敬业，教书育人，默默耕耘，无私奉献。在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他潜心治学，淡泊名利，求真务实，勇于创新。他给自己订立的工作原则是“精益求精，止于至善”。他为中国的法学教育和法律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和《法制日报》、《检察日报》等媒体都曾经对他的事迹做过专门的报道。

徐立根教授是何老师的导师，算下来就是我的师祖，八十有三。当然，徐老从来不服老，如果您听说人大有一位八旬老教授骑自行车上班，那就是老当益壮的徐老了！我考人大博士那年，其中《侦查学》参考书就是徐老主编的，所以我知道他是中国物证技术学的奠基人，德高望重。面试时见到徐老，不禁讶异于他的健康：耳不聋、眼不花，气宇轩昂、声若洪钟，握着我的手刚劲有力。

徐老早年毕业于国立厦门大学，后入华北大学和人民大学，并最终留在了人大任教。他是新中国第一部刑事侦查教材的主编者，也是“物证技术学”的创始人，在文检方面更是国内权威。他的一生，虽然不是跌宕起伏，但也颇富传奇色彩。俄语和英语俱佳的徐老，曾经先后担任苏联专家的助教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学者，从最初继承苏联侦查学的衣钵，到学习美国先进的物证鉴定技术，再到建立与侦查学并列的“物证技术学”，创办的中国人民大学物证技术鉴定中心，徐老以他的悟性、远见和执着的努力，开拓了新中国的侦查和物证技术学研究事业。当然，徐老更为外界所知的是在香港“世纪争产案”中担任遗嘱的鉴定专家，使两度败诉的被告龚如心最终获得了终审法院的公正裁决。

徐老曾经说过，人民大学的校训是“实事求是”，厦门大学的校训是“自强不息、止于至善”，这对他的影响很大。而在我看来，这简直就是徐老一生的写照。当记者问徐老鉴定工作有何“秘密武器”时，徐老给出了他的“三性三心”论，就是鉴定工作的科学性、复杂性和专业性，鉴定人员的细心、公心和责任心。这是他对鉴定的认识和态度。徐老执教半个多世纪，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至今仍在人大的三尺讲坛上勤耕不辍。时任人大法学院院长的曾宪义教授在徐老“执教半个世纪庆贺大会”上，动情地称他是“人大法学院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国法学界的宝贵财富。”而徐老却认真地透露他还在着手进行的科研计划：撰写一部笔迹鉴定方面的专著、编写一本供法学院本科生使用的物证技术学新教材，以及对供研究生使用的第二版《物证技术学》教材修订出第三版。真是老骥伏枥，壮心不已！难怪何家弘教授感慨地说：年过八旬的老先生对工作有如此高的热情，我们年轻一辈怎能不深受鼓舞！

徐老工作严肃而认真，做起鉴定来是铁面无私，而生活中的徐老，却是一个可敬而可爱的老头。徐老是浙江江山人氏，跟我也算是老乡，但是他一米八几的“海拔”一点不像我等南方人，除了有点乡音——不过，这倒是让我觉得倍加亲切的原因。有一次，教研室师生去九华山庄开会，在那里住了几天，我有幸与徐老夫妇分在一个两居室中，关起门来俨然成为“一家人”。也正是在那些“亲密接触”的日子，我感受到了徐老的乐观、豁达，甚至还有孩子般的天真。徐老说他骑车上班，每遇上坡都鼓着劲冲上去，把年轻人甩在后面，他就很得意。我丝毫不怀疑，以徐老的身体状况，活到九十岁很正常，一百岁也不意外！

可能因为有了老乡这层关系，加之我曾经与徐老“过家家”一段时间，我与徐老变得特别投缘，有时聊起来就忘了时间。博士生期间我写过一篇关于鉴定制度改革的文章，去徐老寓所请教。那天早上，徐老师给我单独开了鉴定制度的课，足足讲了有两个多钟头，把鉴定制度中错综复杂的关系抽丝剥茧地梳理了一遍，并介绍了一些他办过的大案，我也听得津津有味。后来，我们的话题又转移到侦查学和物证技术学的关系上，徐老一发不可收，不知不觉又讲了一个钟头。我忽然一抬头，看到时间已经是下午一点了，慌忙向徐老告辞。徐老却拉住我，一定要我吃点饺子再走，并且亲自下厨去下了一锅饺子。当时外面的风很大，屋里却其乐融融，我们象爷孙俩一样在家里吃着饺子，谈着浙江老家的一些事情。徐老还一个劲地说：“年轻人要吃饱啊。”

徐老很热心提携我们年轻人，但也总是告诫我们要淡泊名利。全国推选美迈斯法学奖时，我想参选，就请徐老和何老师给我写了推荐。徐老的推荐信是用他遒劲的钢笔字写成的，满满的一页，让我很感动。后来，我的材料因主管老师的工作粗漏而未递交上去，我与美迈斯奖失之交臂。当我郁闷地把这一切告诉徐老时，徐老在电话中安慰我，人生在世，不如意之事很多，“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摆正自己的心态是最重要的。后来，他又专门找机会传授了他所奉行的“三乐三养”，即助人为乐、知足常乐、自得其乐，平衡营养、注意保养、提高修养。他说，长寿的秘诀主要的就是要心态平衡，心胸开阔。当时我并没有完全体会到徐老的谆谆告诫，后来参加工作，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我才明白，这是何等的境界。

博士入学面试，徐老是我的主考官，博士毕业答辩，徐老又是我的主考官。虽然我写的论文是他并不太熟悉的证人特免权问题，但他居然用了几天时间把我几十万字的论文看了一遍，提出了很多中肯的意见。最后，我的论文以全优获得通过，授予学位时，徐老兴致勃勃地拉着我一起合影。我当时曾随口说道：“徐老师，照片出来之后，我给您送过去。”后来，因为自己忙于杂事加之懒惰，我一直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毕业后的那年国庆节，师门共聚庆祝徐老八十华诞，我因为在北大深圳研究生院有事走不开，未能回京赶赴这次盛会，甚至都没能发一个贺电。我一直在想，等我有时间就把授学位时与徐老的合影洗出来，专程给徐老送去。如果有可能，我还想跟徐老学习一下文检技术，以结合自己的证据法学研究。当然，我的博士论文出版了，也要给徐老送去。但是，我怎能想到，精神矍铄、神采奕奕的徐老，居然就这么走了！

徐老走的那天晚上，我正在度过自己的三十岁生日。徐老的逝世，事先毫无征兆。我第二天才知道，他是在小区散步时，意外地跌倒，竟于不治。一时间，天南海北，徐老的弟子学生，都以悲痛的心情在传递着这不幸的噩耗。《检察日报》约我写点文字，我想，任何的文字，其实都无法表达我心中的难过和遗憾。对于徐老，我怀着深深的歉意！我希望，这张迟来的照片，可以寄托我的思念之情：尊敬的徐老，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