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献瑜（1910年7月16日～2010年10月23日），男，著名计算数学专家、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民盟盟员。浙江吴兴（今湖州）人。 1934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物理系。1938年获美国华盛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燕京大学讲师、数学系主任，辅仁大学讲师。

徐献瑜教授，1910年7月16日出生，卒于2010年10月23日，浙江吴兴（今湖州）人。1922年，徐献瑜考入东吴大学第三附属中学(又称湖州海岛中学)，他以第一名的成绩高中毕业，保送苏州东吴大学并获免学费奖，同级的学友有费孝通、杨季康(杨绛，翻译家、文学家)、沈乃璋(心理学家)、孙令衔(化学家)、朱雯(翻译家)等，1932年初春，与沈福彭、孙令衔、杨季康、周芬等五人结伴自苏州北上，来到北平燕京大学寄读。1934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物理系。1938年获美国华盛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燕京大学讲师、数学系主任，辅仁大学讲师。建国后，历任燕京大学教授、数学系主任，北京大学教授、高等数学教研室和计算数学教研室主任，任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三室主任，中国科学院计算中心研究员，全国计算数学学会第一届常务理事、副理事长。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在特殊函数、函数的数值逼近方面深有研究。撰有论文《含有超球多项式和贝塞尔函数的某些积分和级数》，合译《逼近论导引》等。

徐献瑜教授是我国计算数学的开拓者之一他是我国第一个计算数学学科和我国第一个国家级计算中心的创建者之一，也是我国第一个“数学软件库”的研制和建立的主持人。他在过去几十年的计算数学教育和研究生涯中为北京大学，也为我国计算数学和计算机软件学科的建设和人才的培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王选、杨芙清、何新贵等都是他的学生。早年徐献瑜教授曾是东吴大学的高材生，与费孝通和杨绛同学，后赴美留学，在华盛顿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成为华盛顿大学第一个获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回国后，任燕京大学讲师、数学系主任，辅仁大学讲师。

建国后，历任燕京大学教授、数学系主任，北京大学教授、高等数学教研室和计算数学教研室主任。上世纪五十年代几度访苏，参加了周恩来总理领导制定的“我国科学发展12年规划”中“计算技术建立”的规划工作，兼任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三室主任；中国科学院计算中心研究员。

粉碎四人帮后，授课之余继续从事科学研究，被推选为全国计算数学学会第一届常务理事、副理事长；参加化学系徐光宪领导的“串级萃取理论”研究，提供数学模型、算法和数学证明，成功采用计算机模拟出逆流萃取动态平衡的过程，此项工作1983年获国家教育部一等奖。退休后继续担任《计算数学》杂志编委，被推选为中国数学软件协会名誉会长。

徐献瑜教授为我国计算数学和计算机软件研究和教育事业，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作为一名学者，勤于学习，善于思考，力求与时俱进，与时代同步；他注重人才的培养，甘当人梯，知人善任，恳切让贤，离休以后，仍然主持中国科学院计算中心研究小组工作，关心着国家大事，关心中国计算数学事业的发展。95岁高龄，还致力于科普，为中学生写出《由“鹤立鸡群”引出的一个数学问题》一书，徐献瑜教授一直在关怀着年轻一代的成长。

2010年10月23日，著名计算数学专家、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民盟盟员，徐献瑜先生因肺部感染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100岁。

杭嘉湖平原上的湖州府，自古以来就是富庶的江南鱼米乡。府辖吴兴县坐落在波光淼淼的太湖之畔。1910年7月16日，徐献瑜出生在这个枕河而立、舟楫穿行的小 城。

徐献瑜生于“辛亥革命”前夜，少年时代在军阀混战中度过。在他的记忆里，上小学和中学时，他曾几次随家人逃到上海躲避战乱。6岁入绉业小学，这是湖绉生意人集资兴办的子弟学校，设在一座古庙里。课余他跟着长他3岁的四哥学围棋，起初不过贪玩，但逐渐开窍入迷，常与夏布行内的店员对局，亦能下个平手。棋道启迪了他的智力，并成为终身的嗜好。

进入高小后，徐献瑜始知好学，各科成绩在班上常能列在前几名。他殊喜算术，演算能力尤其突出，高小三年级学代数时，先生出了一道题：当时钟10点至11点之间，长针和短针何时走在一条直线上？班里只有徐一人列出方程，解出答案。当时他还不满12岁。

1922年，徐献瑜考入东吴大学第三附属中学(又称湖州海岛中学)。这所美国教会所办的中学，教学正规，重视算学和英文。初二时徐醉心于速算研究。他自学背诵20以下每个自然数的自乘结果。但超过20以上的数字自乘则难以苦记。在悉心琢磨中，他发现凡尾数为5的数字，在自乘时有一个速算规律。比如要算数字35自乘，只要心算3乘以4为12，即得结果1225；75 自乘，只要算7乘以8为56，结果是5625。他把这个发现写了一篇小文章发表在学校的通讯刊物上，颇得数学老师的器重。他英文也学得不错。在高中学数学时，已能自读英文原著教科书。

此时新文化运动正以摧枯拉朽之势冲击着封建的旧文化，即使风气比较闭塞的湖州也传入了大量的新书籍、新思潮。徐献瑜得以接触各类书籍，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他与同窗好友潘孝硕(现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研究员)、沈福彭(已故，曾为青岛医学院院长)等七八人共同结社，专事读书；他们把湖州世界书局的新书几乎都看遍了。博览群书使徐献瑜的知识面和眼界都开阔起来，文理科打下了扎实的根底。他以第一名的成绩高中毕业，保送苏州东吴大学并获免学费奖。

1928年，夏布行业日渐衰落，随着现代纺织业的兴起，传统的夏布生意越来越不好做。父亲本打算把徐送去投考邮政或铁路行业，以早日自立养家，但徐表示要继续上大学。父亲看到他的学业成绩出色，上大学又不用家中负担，也就改变了自己的主张。于是，徐献瑜成为这个商人世家中的第一个大学生，开始走上了与父兄不同的道路。

从1955年开始，徐献瑜的学术生涯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折。当时开拓电子计算机这个新兴技术领域的问题已经引起国家的重视。北京大学数学系得风气之先，着手筹组计算数学教研 室，徐献瑜被选中做为这个新学科的开拓人。对中国数学界来说，计算数学还是一片处女地，许多学者连计算机是什么模样都没有见过。对徐献瑜来说，也是如此，况且从事计算数学；意味着他在年近半百时还要转行，由他所熟悉的理论数学，转向不大熟悉的应用数学，特别是转向应用数学中面孔陌生的计算数学；但他欣然从命了。因为他知道这是国家经济建设和科学发展的需要，同时他自信中国人能够掌握国际上的先进科学与技术。

或许此时他从小就着迷速算的潜质也被触发出来，他似乎感觉到有了电子计算机，他曾苦心地强记背诵过的一些函数值表当在瞬间被唾手可得，这也是他少年时代理想的实现。是年，徐与胡祖炽、吴文达、杨芙清等组建了北京大学数学系计算数学教研室，这是全国高等院校中的第一个计算数学教研室。

1956年3月10日至22日，苏联在莫斯科召开题为“计算技术发展之道路”的国际会议。徐献瑜作为中国派出的6人代表团(他们是闵乃大、胡世华、徐献瑜、吴几康、张效祥、林建祥)成员之一参加了这次会议。在苏期间，代表团参观了苏联当时最先进的电子计算机3CM，并会见了苏联科学院精密机械及计算技术研究所所长列别捷夫院士和计算中心主任朵罗德尼钦院士等著名学者，开始了中国计算技术工作者的国际交往。徐详尽了解了计算机原理、程序设计以及如何做机器翻译工作等。在赴列宁格勒大学参观时，他还考察了苏联高等院校计算数学课程的设置与教学。

1956年岁末，徐献瑜回到北京后立即投入了计算所筹备工作。第二年春天，待技术力量集中后，该所组建了三个研究室，第三研究室为计算数学室，徐任室主任。当时室内约有70余名青年科技人员，在徐和副主任张克明，研究员董铁宝、冯康的指导下，他们中的很多人，比如高庆狮、黄鸿慈、许卓群、仲萃豪、蒋尔雄、刘慎权、董韫美、李家楷、储钟武、张绮霞、谢铁柱等后来成为中国计算数学界的中坚力量。

徐献瑜计算机方面贡献从1956至1959年的三个学年内，在计算所举办的第一、二、三届计算技术培训班上，徐献瑜为第一届的计算数学班主持“初等函数逼近”专题讨论会，为第二届的计算机班和第三届的计算数学班主讲程序设计。现在我国许多部门和科研单位的计算技术骨干大多出自这三期培训班。

第三届培训班在徐的带领下，已自觉地走上理论联系实际的道路。他们带着实际应用的题目上机实习，做了水坝应力、长江水文、建筑设计等计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徐献瑜带领这个训练班的70多名学员为超音速飞机的设计做出了贡献。当时正值1958年科技跃进之际，国防部门设计超音速飞机时遇到小展弦比宽机身组合的翼身干扰问题，当时还没有建成跨音速风洞，所以要估算超音速飞机气动力只能借助数值计算。军事工程学院罗时钧教授提出计算方案，黄敦教授画出了翼身图形，徐据此图形做出数学公式，然后指导学员们用电动计算机算了 一个月，得出了小展弦比宽机身机翼组合体的超音速干扰气动力，交上一份出色的答卷。

1958年8月，中国第一台通用数字小型电子计算机——103机试制成功。1959年9月，104通用数字大型电子计算机开始运行。自那时起，徐与张克明、董铁宝、冯康率计算所三室人员对电子计算机的应用进行了大量实践，1959年一年即完成了82个科学与工程计算问题，包括气象、测量、水坝、水文、公路、铁路、航运、建筑、桥梁、冶金、机械制造、石油、航空、原子能等各个领域。进入60年代，徐具体指导最优化、非线性方程求解和函数逼近几个研究组(当时这几个组并在一起为计算所三室六组)侧重于理论研究。他一贯要求大家密切注视国际上学科发展的最新动向，还和董铁宝组织并参加了美国1960年出版的《数字计算机上用的数学方法》中译本的翻译。这书对于计算数学和科学计算工作者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并沿用多年。

与此同时，徐献瑜仍担任北大数学系计算数学教研室主任的职务，和董铁宝、胡祖炽一起组织教研室的教学和研究活动，并在课堂上向一届届的学生讲授程序设计。1962年国家恢复招收研究生，徐在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指导培养了十余名研究生和来自国防工业或地方科研部门的代培生。其中曾抗生、何新贵、史应光、谢深泉、徐国良、张祥等现已成为计算数学和技术界知名的专家与教授。

为创建中国的计算数学学科，徐献瑜在致力教学和以任务带动学科发展、坚持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同时，始终关注着电子计算机应用的宣传和普及。1959年徐到南京大学数学系介绍有关计算数学的进展，并主持座谈讨论。1960年在上海召开的中国数学会上徐作了有关计算数学事业和培养新生力量的报告。会后徐与华罗庚被邀至杭州讲学。1961年在汕头第二届全国计算机会议上，针对当时有些单位热衷大机器、忽视小机器的倾向，由董铁宝先生首创，徐献瑜与张克明、赵访熊、冯康等提出“小机器可以做大题目”的主张，事后小机器也得到了充分的利用。1963年南京大学也制成了103小型电子计算机，高教部在该校召开高等院校计算数学报告会，徐与赵访熊教授被邀主持会议。这是全国高校第一次召开这个专题的交流会。同年在西安召开的第三届全国计算机会议上，徐献瑜详尽地报告了计算数学方面的进展与成果。在此期间，徐无论走到哪里，都在大力宣传计算数学和电子计算机的应用。1965年第四届全国计算机会议在哈尔滨召开，他在会上作完发言后，即来到大庆油田，与油田的科技工作者和领导座谈，解答有关计算机应用方面的问题。

1932年，徐献瑜大学毕业，获理学士学位并被推选为中国学业全优PhiTauPhi荣誉学会会员，得“金钥匙”奖。

1938年夏天，徐献瑜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八一五”以后燕京大学酝酿复校，徐献瑜参加了复校筹备工作，并在10月1日燕大正式开学之际，回校担任了数学系教授、系主任。

1952年他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1952至1954年他还曾担任北京大学校工会的临时主席。

1977年，徐献瑜在授课之余，继续从事科学研究．他参加了化学系徐光宪教授领导的“串级萃取理论”研究，为此提供了数学模型、算法和数学证明，成功地采用计算机模拟出逆流萃取动态平衡的过程。该论文登载在《北京大学学报》上。这项工作1983年获国家教育部一等奖。

1990年5月，中国数学软件协会在洛阳成立，会上一致拥戴业已退休的徐为名誉会长。

徐献瑜自1986年7月退休后，仍为他曾主持多年的计算中心研究小组继续做咨询工作，并继续担任《计算数学》杂志的编委。耄耋之年的徐献瑜仍神色不衰。他每 日的生活极有规律，摆棋、看书几乎成为必做的功课。养生之道的另一个诀窍在于：他素来谦和，淡泊名利，以达观超脱的态度对待人生。他和他的学生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关心他们的生活和事业。他的夫人1990年7月因病故去。他的6个子女均已长大成人，并学有专长；目前有四个在美国读书或工作，其中两个儿子承继父业，从事计算机软件的开发研制，女儿为中国新闻学者徐泓，现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