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天锡，1907年10月8日出生于上海市一个较富裕的家庭里。祖父徐嘉禄，原籍江苏崇明，农业教育家和作物栽培学家。他倡导北方春播作物“北种南育”，加快育种进程；提出在东北地区平作后起垄的耕作方法，有利于机械化作业；并从教学实践中总结创立了具一定特色的作物栽培专业教学体系。

徐天锡，1907年10月8日出生于上海市一个较富裕的家庭里。祖父徐嘉禄，原籍江苏崇明，年轻时只身到上海，经商起家，置下了不少产业。

青少年时代的徐天锡，天资聪颖，勤奋好学。1925年初，他刚满18岁，便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上海青年会中学。同年秋天，他考进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1929年1月，仅用三年半的时间就修完了主系园艺、辅系农艺四年的课程。毕业后，他应广西省农务局赵连芳局长的邀请，到柳州出任该局农艺系技士。工作不到半年，广西发生战事，农务局被解散。同年9月，经母校金陵大学介绍，徐天锡到安徽贵池省立乡村师范学校当植物学教员兼农场主任。1930年2月，转到北平新华农业学校任教兼农场主任。半年后，他应燕京大学作物改良试验场负责人沈寿铨聘请，到该场任技师，专事作物研究。从1930年8月至1934年8月，徐天锡主要从事高粱育种工作，并帮助进行玉米、谷子、小麦等作物的试验研究。

1934年9月徐天锡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研究院深造。他抓紧时间潜心研读，仅一年便获得农艺与植物遗传专业硕士学位。第二年9月回国，经同窗马保之的介绍，第二次去广西柳州，任省政府技正和省农事试验场技正兼农艺组主任。在此期间，他主要在柳州沙塘从事水稻研究。工作仅一年，由于劳累过度，胃病突发，并日趋严重，不得不离开繁重的工作岗位，改就教学工作。通过同窗好友萧辅的推荐，1936年9月到杭州浙江大学农艺系任教授，从此开始了教学生涯。

1937年7月，浙江大学从杭州迁到建德。由于时局进一步紧张，学校当局打算再迁江西泰和。这时徐天锡和浙江大学农学院的部分教授如黄瑞纶、陆大京、周明牂、柳支英、萧辅、程世抚等则迳往广西。1938年2月至7月，徐天锡到柳州广西大学农学院任教；8月转任广西省农事试验场技正兼省政府水稻督导主任，直到1940年11月。他全部精力倾注于水稻试验研究和推广，经常在广西各地指导或检查农业生产工作。因工作繁多，生活极不安定，积劳成疾，体力衰弱，不得不离开广西，回到上海就医。在上海期间，他与胞弟徐天强合资经营“强生化工厂”，同时创办了私立新华农业专科学校。1944年春天，又与金陵大学同学徐正鉴等筹备成立农学院，设在圣约翰大学。招生开学后，他任植物生产系教授兼主任，后期代院长。这个农学院历时三年，于1947年7月停办，徐天锡则转到当时上海市政府工务局园场管理处任技师兼处长。1948年3月后，他出任善后事业保管委员会机械农垦处副处长、代处长等职。1949年9月，徐天锡受聘于上海复旦大学农学院，任农艺系教授。

1952年9月，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时，徐天锡同复旦大学农学院广大师生一起来到东北的沈阳农学院，任农学系教授，并先后兼任作物栽培教研室主任、作物栽培原理教研室主任、农学系副主任等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党和政府对生产建设和科教事业的关怀，徐天锡生活安定，心情舒畅，不断在教学和科研方面做出成绩。特别是到沈阳农学院后，他针对东北地区的自然条件和农业生产状况，开展教学和科研工作，为东北地区培养了大批农业科学人才。在专业领域中，特别是在作物栽培和耕作研究方面，他积极探索，不断创新，引导东北地区作物科学研究在更深的层次上，沿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向发展，为农业生产做出了贡献。“文化大革命”期间，徐天锡随学校下迁，辗转周折，辛苦劳累患有高血压症。1971年春回到沈阳东陵养息期间，不料突发心肌梗塞，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徐天锡的业绩受到了党和人民的赞扬。生前他多次被评为院先进工作者，一直担任历届辽宁省农学会副理事长和作物学会理事长的职务。1964年，徐天锡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出席了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907年10月8日，生于上海市。

1925年—1929年，任广西省农务局农艺系（柳州）技士，安徽省立乡村师范学校，教员兼农场主任。

1930年—1934年，在北平新农农业学校教员兼农场主任，燕京大学作物改良试验场技师。

1934年—1935年，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研究院学习获农艺与植物遗传专业硕士学位。

1935年—1936年，任广西省政府技正、省农事试验场（柳州）农艺组主任。

1936年—1937年，任浙江大学农学院（杭州）教授。

1938年—1940年，任广西大学农学院（柳州）教授，省农事试验场技正兼省政府水稻督导主任。

1944年—1947年，任上海私立圣约翰大学农学院教授兼植物生产系主任。

1947年—1948年，兼任上海市工务局园场管理处技师兼处长。

1948年—1949年，任善后事业保管委员会机械农垦（上海）处副处长、代处长。

1949年—1952年，任上海复旦大学农学院教授。

1952年—1971年，任沈阳农学院农学系教授兼作物栽培教研室、作物栽培原理教研室主任。

1971年5月，在沈阳逝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东北农村大都沿用旧的耕作栽培方法和方式，生产力水平较低。徐天锡在调查了解东北地区，特别是辽宁的自然条件和农业生产状况的基础上，针对大田作物当时存在的一些耕作栽培技术问题开展研究。1959年，他同系内几位教授一起带领年轻教师进行主要粮食作物和大豆的丰产栽培试验。他还亲自挂帅，主持高粱课题。1959和1960两年，他所主持的高粱丰产栽培试验分别获得了亩产664.5公斤、659.0公斤的高额产量。这在当时当地是前所未有的，在国内外也属罕见。

在开展作物丰产栽培试验的同时，徐天锡注意总结获取高产的途径。他认为：作物高产是品种、栽培和自然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品种的生产潜力至关重要。但是，人们衡量一个作物品种的生产力大小，往往以籽粒产量高低为唯一标准，这样容易忽略其它优良性状的作用和潜在的生产能力。因而，他指出作物的生产力不能单从籽粒产量上考虑，还要注意选用生产效能高、谷秆比例大的品种。当时，他在高粱丰产栽培试验中和选用的“八棵杈”品种，其综合性状相对地符合这一要求。

50年代初期，徐天锡已注意到生产上存在着盲目超早播种的倾向，因此他就大田作物中、早熟品种适期播种问题进行了研究。他采用不同熟期的玉米、高粱等作物品种分期播种，来探索适合高产的播期。1957—1961年五年的试验结果，证明品种生产力主要取决于生育期间的外界环境条件，特别是气温。如将中、早熟品种适当延迟播种，使其在合适的气温范围内生长发育，并合理加大种植密度，其产量可接近晚熟品种。为此，他不同意“早播可以延长生育期增加积温和光照”的说法，提出了“中、早熟品种适期晚播密植高产”的观点。这样生产上可以坚持适时播种，避免盲目超早播种所带来的损失。

改垄作为平作

徐天锡初到东北时，就注意到东北地区有一独特的耕作方式——垄作（垄播）。他认为这种耕作方式会影响到农业机械化的发展。而垄作与平作，在当时农业生产和科学研究都有争议。徐天锡认真研究了东北地区农业生产的历史和现状，以及光、热、水、气等自然条件，认为垄作的出现与东北地区历史上人少地多的状况有关，也与所采用的农具有关，起垄播种与平地播种相比，前者并不比后者能使作物充分地利用光、热、水、气。为了证实自己的这一观点，他和助手们一起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同时连续进行四年的垄、平作试验。结果无论高粱、玉米、大豆、垄作与平作的产量都没有明显的差别。但土地耕翻后再起垄播种，不但徒然增加了作业工序和成本，而且还会导致土壤跑墒，不利于全苗。因而，他提出在一般地区，为了便于机械化栽培，大田作物可以推行平作。

垄作改为平作，可以说是东北地区耕作制度的一次革命。徐天锡生前一直宣传自己的这一观点，并逐渐在农业生产上推行。80年代以来，辽宁省推行的“农艺四改”措施之一，就是“垄作改平作”。此后，徐天锡又在研究和主张“浅耕少耕”或“只铲不耥”等旱作农业措施，这与后来从国外传入的“少耕法”不谋而合。

加速育种进程，一直是育种工作者着重思考的问题。1958年5月间，在为辽宁农业生产献计献策时，农学系对如何加速玉米与高粱的育种进程进行了讨论。徐天锡回忆自己30年代在广西外出考察，常见有在北纬22.4°左右的龙州一带，冬季田间仍有玉米幼苗生长。于是，他着手分析南北方有关地区的气象资料和物候期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北种冬季南育”的设想。为了取得第一手材料，从1958年到1961年的4年里，徐天锡指导年轻教师到广州、湛江、南宁和海口四地进行各种南育试验，结果均获成功，尤以湛江繁育的效果最好。在此期间，还就地进行分期播种等栽培试验，确认玉米播期以10月上、中旬为佳、高粱以11月中旬为宜。试验还证明：玉米对低温有一定的适应能力，在气温14—15℃时尚能开花、授粉、结实；在性状的遗传变异方面，南育一代无明显影响。

徐天锡领导的这一研究，开创了中国北方春玉米、高粱等作物北种南育的先例，对加速优良品种的培育进程，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长期以来，作物栽培学的课程应该包括哪些内容，怎样才能使这门学科更加完整成为体系，国内各家谈法不一，讲授的内容和侧重点也不相同。徐天锡高瞻远瞩，担任作物栽培学课程讲授不久，便开始悉心研究作物栽培学理论，力求建立完整独立的作物栽培学科体系。他认为，各种作物共同生长在同一自然环境中，必然有些生长发育规律是共同的，如果仅仅讲授每个作物各自的栽培原理和方法，忽略了它们之间的同一性方面，势必使作物栽培学成为各个作物栽培的简单堆积。这样不但使作物栽培学的学科体系失去完整性，教给学生的只是一些支离破碎的互不联系的知识，而且还会影响到作物栽培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使这门学科失去生命力。经过酝酿和准备，他率先为农学专业本科生单独开出一门“作物栽培学理论”课程，并正式成立作物栽培学原理教研室。1963年，又开出“作物栽培制度”新课程，为作物栽培学科体系的逐步完善做出了贡献。

徐天锡学识渊博，德高望重，为人们所敬佩。他教学认真而又平易近人，对青年教师的业务成长和学术钻研十分关心，并积极扶持。他本来的教学和科研领域是水稻、高粱育种，来到沈阳农学院后，为了工作需要，接受了作物栽培学的讲授任务。他在带领一批年轻助手在作物栽培学领域中披荆斩棘开新路的同时，依然热心帮助育种教研室的青年教师在高粱、玉米的育种研究方面开创业绩。他经常教导助手们和农业科技工作者，尤其是农业教学工作者，不能人云亦云，要勇于探索，勇于实践，勇于革新。在他的教导和帮助下，这些青年人很快成长起来，有的已成为国内著名的专家、学者。

徐天锡性格开朗，豁达大度，能正确对待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事过之后，依然兢兢业业认真工作。他才思敏捷，知识面广，讲课时论理透彻，重点突出，谈吐生动，挥洒自如，给学生们留下深刻印象。他那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科学求实的探索精神，鼓舞着他的学生和后来者，在为之尽心效力的农业教育和科研事业上继续奋勇前进。

提起徐天锡教授的教学风格。凡是听过他讲课的历届学生无不由衷地钦佩和感动。作物栽培学原本是一门种庄稼的科学，讲授起来，很容易“种、管、收”平铺直叙，流于俗套、枯燥乏味。但是，徐天锡教授每次登上讲台，总是情绪饱满，激情洋溢。他讲述每章每节都能古今中外旁征博引，就一个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论述，而且观点突出，始终围绕一条主线。不但概念清晰、条理分明，而且将生产实际中的实例信手拈来。他讲解每一个问题都是兴趣百倍（徐天锡教授的原话），语言风趣、抑扬顿挫，以他的热情感染听众。他善于抓住学生的心理，有时候他会提出问题，让学生作答，启发学生思考，调动大家的情绪，使你不能不跟随他的思路走。讲到兴奋之外，徐天锡教授常解开西服的钮扣，双手插在背带上。他驾御课堂的能力无与伦比。徐天锡教授编写的作物栽培学讲义，每章之后均列出一系列参考文献和少则六、七道，多则十多道“复习思考题”，供学生查阅和思考。他的板书，不但工整，而且流畅，有人曾形容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听过徐天锡教授课的学生们说，他讲课，把深刻的理论寓于生动的实例之中，使人印象深刻、易于消化，即使不复习也记忆犹新。徐天锡教授虽是学识渊博的大学者，但他从不摆“权威”的派头盛气凌人；相反,他平易近人，与学生关系融洽，课间，学生很愿意同他交流。

在20世纪50年代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国农学界曾一度掀起过“一边倒”的风气，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争论，常被一些人上纲上线，引向了意识形态之争的轨道。当时有所谓“米邱林学派”与摩尔根学派之间的“斗争”。在这里有必要附带说明的是，前苏联园艺家米邱林早在1935年已经辞世，虽以他的姓氏冠名，其实这个学派的观点却主要出自前苏联农学家李森科。李森科认为，生物与其生活的条件是统一体，外界条件的改变能够引起生物遗传性的变异，且这种变异是能够遗传的，即“获得性遗传”。摩尔根遗传学说（即染色体基因学说）认为，控制生物性状的遗传物质是基因，基因主要存在于染色体上。

当时占上风的是“米邱林学派”，持这一学派观点的人追随李森科的做法，把摩尔根学说当作“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反动学说加以批判。徐天锡教授对此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以北京农业大学李竞雄教授利用自交系培育玉米杂交种成功的实例，驳斥了一些人的说法，肯定了摩尔根遗传学是正确的。他还对身边的同事说，“李森科对染色体遗传理论的看法有很多问题哩，将来你看好了”。后来，作物育种上的种种成就证实，摩尔根遗传学说是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

徐天锡教授在沈阳农学院农学系的的教师队伍中年纪最长、资历最深、职称最高（二级教授），同事们都尊称他“徐老夫子”。“夫子循循然善诱人”（《论语·子罕》）。徐天锡教授在教师中间确有长者之风，善于提携晚辈，他“手把手”地把许多青年教师推上讲台。每当年轻教师正式迈上讲台为学生讲课之前，他总是以教研室主任的身份组织试讲。试讲过后，徐天锡教授就所讲的内容、逻辑、讲课语言、姿态等一一讲评。好的方面，给予鼓励，不足之处，加以纠正。连讲稿也经过他的批阅。记得他曾告诫青年教师，讲课要“信心百倍”“兴趣百倍”：充分认真的备课，内容烂熟于心，给你信心；对所讲内容有所感悟，饶有兴趣，才能去感染他人。

1.徐天锡，郭达民，李淮缤，于公邦．1959—1961高粱丰产栽培试验总结．沈阳农学院学报，1962（3）：31—38．

2.徐天锡．论品种生产力与生育期的关系．沈阳农学院学报，1962（3）：155—158．

3.徐天锡，陈立人，王德身．论平作与垄作．1963年东北三省垄平作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汇编出版．

4.徐天锡，赵仁镕，杜鸣銮，李明德．玉米、高粱北种冬季南育问题．辽宁农业科学论文选节一辑，辽宁农业科学论文第一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63，19—31．

5.徐天锡．东北地区垄作与平作问题．中国农报，1963，（9）：10—16．

6.徐天锡，于公邦．高粱及其他禾谷类作物抗涝性能的组织解剖研究．沈阳农学院学报，1964（4）：2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