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国璋(1921年~1945年)，江苏省宝山县大场乡（今属上海市宝山区庙行镇）人,中共党员。1938年，进上海同仁医院护士班学习,次年因病退学,进吴淞医院工作。1941年六七月间,新四军第六师参谋处侦察科长王征明因病住院时,与徐国璋相识,发现徐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即让徐做情报工作。徐国璋接受了任务后,又发展黄春澜参加情报工作，从她家的窗口望去,江面上日军舰往来一目了然，徐国璋要求她具体记录日军进出舰艇以及日军的详细信息。1942年组织“梅友社”,以文会友,写诗歌、杂文揭露日伪罪恶,与黑暗势力作斗争，一起阅读《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西行漫记》等革命书籍,有的青年被吸收为情报组成员。1943年秋，徐国璋在吴淞医院外面合资开设了“一德药房”,掩护了情报组的活动,并将日本士兵和下级军官从兵营偷盗出来的奎宁等药品,廉价收进,转给缺药的苏北新四军。1944年,新四军参谋长赖传珠正式成立吴淞情报小组,徐国璋担任组长。同年徐国璋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新四军和中央军委要求尽快画出吴淞、江湾、月浦、杨行地区的日军军事地图，包括军港、仓库、机场、兵营、高炮阵地等军事设施的分布图,徐国璋带病和情报组的同志骑着自行车到各处实地视察,记录情况,绘制军事要图，上报新四军军部。同年12月31日徐国璋逝世。1950年，上海市人民政府追认徐国璋为烈士。

徐国璋，1921年生，江苏省宝山县大场乡（今属上海市宝山区庙行镇）人。二十岁时就在吴淞医院工作。日伪统治时期的吴淞是日军控制的战略要地，吴淞地区民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徐国璋是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眼看日军残暴罪行，义愤填膺，而一时又报国无门，只有等待时机。

1938年，进上海同仁医院护士班学习,次年因病退学,进吴松医院工作。1941年六七月间,新四军第六师参谋处侦察科长王征明因病住院时,接到谭震林师长关于中央军委要了解上海敌情的秘密指示,经介绍与徐国璋相识。彼此交往中, 徐国璋从王徵明身上吸取了不少精神营养，领悟到做人的道理。王则认为徐有一股爱国热情，为人忠厚诚恳，很适合做军事情报工作。王在交谈中吐露了意图，徐国璋欣然同意,坚决表示愿为祖国献身。从此，他走上了革命道路。徐国璋接受了任务后,在门诊中结识了一位聪明的少女黄春澜。黄春澜是年仅15岁的失学少女,也是个爱国青年,家住黄浦江畔吴淞外马路101号。她家左前方就是日本宪兵队驻地，通过她家小楼的窗户，能观察日军的动态，江面上日军舰往来一目了然。徐即发展黄春澜参加情报组，并交给望远镜、挂表各一只，让她用密码具体记录日军进出舰艇的型号、舰号、特征、吨位、火力配备以及日军数量，对陆上敌军部队的兵种、番号、装备、规模等也记录清楚,每隔几天向徐国璋汇报,然后由徐把情报转送给王征明，源源送往新四军军部。

徐国璋除了为新四军收集情报外,决心团结更多的青年,宣传抗日。1942年，在吴淞组织“梅友社”,以文会友,写诗歌、杂文揭露日伪罪恶,与黑暗势力作斗争，参加者有十余位青年。期间,还一起阅读了《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西行漫记》等革命书籍,从理论上懂得道理,坚定革命信心。他通过“梅友社”组织青年阅读革命书籍，引导他们懂得革命道理，坚定抗日意志。不久，社友蒋炳强就被吸收为情报组成员，负责收集炮台湾、同济路一带的日军情报。

1943年,情报组由上级正式命名为“吴淞情报组”,由徐国璋负责。为了取得更有利的社会职业作掩护，次年，徐国璋在吴淞医院前门开设了“一德药房”。在当时情况下，药房不仅掩护了情报组工作，而且还便于廉价收购日军士兵和下级军官偷窃出来的药品。这些药品大部分支援了解放区,少部分转手卖出，用作情报组的活动经费。

1945年，为了配合盟军沉重打击日军,新四军按照中央指示，要求吴淞情报组尽快画出吴淞、江湾、月浦、杨行的地图，标明军港、仓库、机场、码头、兵营、碉堡、炮位、弹药库、兵工厂等军事设施的分布位置。此时，徐国璋身患肺病，已日趋严重，但他不顾自己的身体，领导全组人员实地侦察，出色完成了军事地图的绘制任务,呈报新四军军部,转呈中央军委，转告盟军驻延安联络组。随后，美军飞机屡次轰炸上海吴淞口的日军军事目标。在新四军军部参谋处二科的一次汇报会上，赖传珠参谋长表扬了吴淞情报组。

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后，徐国璋肺病已到晚期，1945年12月31日与世长辞，年仅24岁。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上海市人民政府追认徐国璋为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