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国懋生于1906年。江苏镇江人。解放后，任公私合营银行副总经理、兼常务董事、中国银行董事、交通银行和上海投资信托公司常务董事、杭州浙江投资信托公司董事、上海爱建金融公司董事、上海市政协常委兼秘书长、上海市民革副主委、民革中央常务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全国红十字会执行理事、全国基督教青年协会会长、上海金融学会名誉会长、上海中华造船厂顾问、人民银行金融研究室主任。编有《上海钱庄史料》、《金城银行史料》。

1923-1928年在南京金陵大学求学，得文学士学位。1927至1929年任金陵大学英文讲师。1929年赴美国约翰霍金斯大学求学，获政治学博士，任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中文秘书。1932年回国，任金陵女子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教授，兼任南京中央政治学校英文教授。1934年任全国经济委员会秘书，专员室主任，办理国际技术合作事宜。1936年任汉口金城银行副经理。1938年在上海金行总处办公，兼菲律宾友联投资公司经理。1941年任重庆金城银行经理。在徐主持下，金城为抗日后方建设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徐同时兼大成酒精厂常务董事、交通部专门委员、重庆缆车公司常务董事、民生实业公司董事、渝鑫钢铁厂董事等职。又任美国教会援华委员会主席、全国学生救济委员会主席和金陵大学、大夏大学、福建协和大学等校董。抗战胜利后任上海金城银行总行经理，兼新裕纱厂、太平洋保险公司常务董事，又为全国红十字会常务理事、上海市临时参议员及第一届参议员、上海市银行公会常务理事。 1949年7月任金城银行总经理。

建国初期，满怀爱国之情、事业心的徐国懋（1906―1996）毅然从香港返回上海。他是一位镇江籍的中国金融界著名人士。全国解放后曾任上海金城银行总经理、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常委、中国银行董事、上海市金融学会名誉会长等。毅然返沪

徐国懋在解放前夕被迫去了香港。上海解放后，第一艘从上海到香港的轮船抵达香港，徐国懋听说这船上有两个他熟识的人。一个是刘念义，这次来港是向其父刘鸿生介绍上海解放后的情况，并动员其父回上海金城银行。徐国懋便找到刘念义，向他了解解放后的上海有关情况。刘念义对新政府的工商政策颇有好感，赞不绝口地向徐国懋介绍了解放后上海的许多新气象。另一个是英国人迈克（英国安利美洋行总经理），早在抗日战争之前徐和他在汉口时，就有业务往来，后来在上海交往。他到了香港后，徐国懋去看他，见面这位英国人就直夸他见到的共产党军队纪律严明，作风优良。他说，他亲自在南京路上看到，外面下着大雨，那些解放军挤在弄堂口，屋檐下，人们请他们进屋避一下，他们坚决不肯。迈克还说解放后上海的物价和社会秩序都有好转。迈克称赞共产党把一个百孔千疮的上海管理得井井有条，真不容易。刘念义和迈克都劝徐国懋回上海看看。“为什么他们都说解放后的上海好呢？”刘念义和迈克的讲话，引起徐的深思。

当时徐国懋虽然萌发过回上海去看看的想法，但是，顾虑也很多，特别是全家都由上海到了香港，到底回不回上海？确实引起其激烈的思想斗争。正在这时，章士剑来到香港。他们是受周恩来总理委托前来香港联系解放前由沪赴港的一些工商界知名人士，动员他们回大陆参加新中国建设事业。章、黄在香港召开了几次小型座谈会，转达了周总理的期望，阐明了共产党的政策。徐国懋等都参加了座谈，章、黄的讲话亲切感人，对徐的触动很大。他始终记着离开上海时的情景，感到自己的事业在国内，无论在香港或是海外，是没有什么出路的。现在既然上海已平静了，就应该返回上海把金城的工作挑起来。于是在1949年秋回到了解放后的祖国。

交往密切

1949年7月18日，在香港的金城银行董事开了一次董事会，决定周作民不再兼任总经理，推荐徐国懋担任。董事会执行主席钱新之征询各位董事的意见。最后，董事会决议通过。

解放后，形势大变，社会制度也发生了变化，工人、职员当家作主了。徐国懋在返沪途经北京时滞留了几天，北京金城银行的员工知道他出任总经理一职，纷纷向他反映对金城银行分行的许多意见，要求解决他们提出的各样的问题，使徐国懋感到十分尴尬。由于他对北京分行的情况不甚了解。所以在北京没待几天，就回到上海。

哪里想到，徐国懋回上海后，上海金城银行的职工也向他提出了许多类似北京分行的问题，要求他调回存在香港的外汇，改善职工待遇，使徐国懋感到十分棘手。

到上海稍事休息了几天后，徐国懋即前往市政府访了潘汉年同志。潘汉年是他从香港回沪后接触的第二位共产党领导。徐国懋认为潘汉年的形象和他原来想象中的不一样，他是一位戴着眼镜，文质彬彬，讲话和蔼，平易近人，有条有理的知识分子类型的人物。当潘汉年一见到徐国懋，就表示欢迎他回到上海，欢迎徐国懋为繁荣上海金融事业出谋划策。并告诉徐他已接到周恩来总理的通知，要他对徐和金城银行的事加以照顾。他对徐国懋说：“徐先生，今后有什么事，你们可以直接来找我，不必有顾虑。我和你们金城银行的周作民先生是老朋友，他为我们党和国家也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凡是对人民和国家有贡献的人，我们是不会忘记他们的。目前周作民先生还滞留香港，我希望他也能早日回上海。请你写信给他，转告我的意见，代为问候。”

潘汉年同志称周作民先生是他的老朋友，其中有一段渊源是解放前，潘汉年同志是中共香港地下党负责人，他善于团结党外人士，善于做统战工作，并重视、关心在香港的知名人士，得到了大家的赞赏和拥护。当时周作民通过其他民主人士的介绍，和潘汉年结识。1948年底，北平和平解放，随后淮海战役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中国共产党决定定都北京，并积极筹备召开新政协会议，建立新中国。当时留在香港的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等，响应党提出的召开新政协会议的号召，准备前往华北解放区参加会议。为此，潘汉年找到周作民，问他能否协助这批人北上。周作民表示可以由金城银行出资，在香港租一艘轮船开往天津，担负起这个任务。为了使这件事得以具体落实，周作民指派原上海金城银行外部经理杨培昌与潘汉年联系，共同协商，进行周密的安排。1949年2月末，金城银行花了约四五十万港币，租了一艘“华中”号轮船，运送柳亚子夫妇、叶圣陶夫妇、陈叔通、马寅初、包达三、郑振铎、宋云彬、傅彬然、曹禺、王芸生、徐铸成、赵超构、刘尊棋、张志让、沈体兰、吴全衡等27人悄悄离港，顺利到达天津。为了避人耳目，轮船挂了外商旗号，装载了一些华北解放区相当缺乏的西药和生活物资。周作民以金城银行董事长的名义，用这笔钱为祖国和人民做了这件好事，此后他和潘汉年的关系更加密切了。所以潘汉年同志见了徐国懋之后，十分关心周作民在港的情况，除了执行团结工商界共同建设新中国的政策，还和金城银行在香港为党和革命做了好事有关。

周恩来总理、潘汉年同志对周作民非常关心，一再嘱徐国懋写信请他回来。1950年7、8月间，徐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银行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曾和徐国懋谈话，也叫其动员周作民先生回来。周作民先生在许多人的关心、敦促下，终于下了决心，在1950年秋由香港经天津、北京返回上海。他到达北京时，国家副主席李济深等亲自到车站热烈欢迎，随后周恩来总理也亲切接见了他，并特邀他为全国政协委员。回上海后，潘汉年同志假余庆路衡山路转角处一幢花园洋房，设宴两桌为他洗尘，菜肴极为丰盛。应邀作陪的，除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的正副行长陈穆、谢寿天外，还有上海市经济、金融界各部门负责人。当时徐国懋也应邀作陪。

潘汉年同志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对金城银行给予照顾，其中最主要的是帮助金城银行渡过难关。解放前夕，金城银行由于受通货膨胀的影响，特别是1948年底改用金圆券之后，营业不振，加之人事臃肿，开支庞大，月月亏损，实力大大削弱。这个后遗症一直延续到解放初期，赤字日增，无法弥补。不但上海金城银行是这样，全国各地银行也处于这种状况。为此，周作民心急如焚，想处理一部分资产来填补缺额。他决定将金城、中南两银行共同投资的新裕纱厂中的一个厂出售。当时刚刚解放那里有买主？要卖，只有卖给人民政府。但人民政权刚刚建立，是否愿买厂？捉摸不定。于是，周作民叫徐国懋去找潘汉年副市长，申述金城当时的困难和准备出售新裕纱厂的意图。于是徐国懋去上海市政府见了潘汉年副市长，并递交了周作民给他的信。潘汉年副市长说：“这件事我们可以考虑。”过了几天，他让市财政局长顾准前来看周作民，共同协商。顾对周说：“潘汉年同志对你们的困难十分关心。作民先生过去在香港帮过党的忙，现在你们有困难，我们不能袖手旁观。所以，让我来具体商谈。你们不要有顾虑，尽管开价好了。”周作民说：“关于价格问题，我无主见，还是由纱厂同业公会提出 一个公平合理的价格比较妥当。”结果，拥有3万绽的一个纱厂，卖给了国家，解决了金城银行的燃眉之急。事后市财政局顾准局长对徐国懋说：“关于价格问题，潘汉年副市长再三指示我不要讨价还价，更不乘人之危杀价。我们共产党人不是不讲情义的，对于为党为人民做过一些好事的人，不会忘记。”这富有感情的话，使徐国懋心情灼热，从而对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徐国懋在同潘汉年的交往中，感到潘汉年同志待人坦率体贴，能推心置腹。使他终身难忘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一件事，由于徐国懋担任金城银行总经理，全国各地的金城分行发生各种问题，都纷纷找他要求解决。重庆分行发生了棘手的劳资纠纷，打电报到上海要他去解决问题。周作民为此事写信给潘汉年，征求他的意见，并请他予以协助。潘回信给周作民说，重庆离上海较远，万一发生比较麻烦的事，我们鞭长莫及，爱莫能助，国懋还是不去的好。最后，徐听从了潘汉年同志的劝告，没有去重庆。对这件事，徐国懋从心底里无限感激。

徐国懋与潘汉年，正是通过一件件事、一次次交往，不断加深了相互理解和感情沟通，成了肝胆相照的朋友。他们之间的交往和友谊，也使人们深切感受到党的统战工作积极效应。

感激万分

徐国懋从香港回上海后感受很深，回忆起旧社会生活了近50年，几乎年年都有大小内战，外国人诋毁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当时国家软弱，受人欺凌。解放后，徐国懋亲眼看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站起来了，腰杆硬了，都感到自豪。国内政治稳定，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国家前途不可限量。

解放后徐国懋虽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但在“文革”后，党和政府落实了政策，恢复了他的名誉，归还了被抄家的财物，而且在政治上给以更高的安排，在生活上给以更多的照顾，更坚定了他接受共产党员的领导，跟共产党走的决心，相信社会主义，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即使遇到挫折也不改变初衷。这是他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对潘汉年同志深切的缅怀，敬重和思念之情。

具有博士学历的银行家,在中国早期的现代银行业的中,徐国懋是第一位。他，是由船民子弟成长起来的一位中国现代银行家。

徐国懋1906年8月8日出生在镇江新河街，有兄弟姐妹八人，一大家全靠父亲徐瑞杰操持的一条驳船维持生计。尽管生活负担很重，但他的父亲还是在他11岁的时候，把他送入当时有镇江基督教会办的润州中学读书①。不到三年，他就以优异成绩考入南京金陵中学。初三时，他开始勤工俭学，每天下午下课后为金陵大学医学院进行英文打字，在署假期间也不回家，每天工作八小时以上，以减轻家里负担。

17岁时，徐国懋考入金陵大学文学系，继续进行勤工俭学，除了兼职英文打字以外，从大二时兼教南京钟英中学高二英语。1926年，有教会创办的四所著名大学，即金陵大学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联合进行英语辩论大赛，徐国懋代表金陵大学参赛获得冠军，在学校崭露头角。1927年，在北伐军势如破竹接近江浙时，外籍教授纷纷撤离，金陵大学的大一英语没有老师授课，校长陈裕光请他以大四在校生的身份进行教课，并亲自来坐堂听课压阵，谁知同学们反应很好，从此独立授课，直到1928年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

1929年，他在同校教授贝德士帮助下自筹二千美元，赴美国约翰·霍浦金斯大学政治系攻读博士学位。学校规定，博士生必须攻读两门外语，他废寝忘食，仅用六个月时间，就拿下了德语、法语课程，能够阅读法文、德文报刊，并考试合格。1932年，他以《关于中国租借地和租界的收回问题》为论文获得博士学位。

回国后，他任金陵女子大学国际关系教授。1934年转入全国经济委员会任秘书。1936年，正在全国经济委员会负责国际技术合作业务的徐国懋，接受金城银行董事长周作民的邀请，出任金城银行汉口分行副经理，开始了他作为中国现代银行家的人生跋涉。金城银行是当时中国一家著名的私人银行，以扶助农工、扶助实业、促进民族经济发展为宗旨，综合实力迅速发展，分支机构达到65处、存款余额2亿多元。但抗日战争爆发后，业务发展受到重创，处于分散经营状态。1941年，在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的时候，他被委以重任，出任金城银行重庆管理区副经理和重庆分行经理。

重庆分行是金城银行内地位仅次于上海分行的重要机构，金城银行不惜血本支持的许多企业此时都在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地区。为了保证资产不被日寇掠夺，上海分行已有周作民冒着成为汉奸的风险亲自坐镇掌控，在当时通信、交通全部中断的情况下，周作民任命徐国懋主持重庆分行可见对他的信任和看重。徐国懋不辱使命，在他的主持下，金城银行重庆分行全力以赴，支持国家战略大后方建设。在这一时期，徐国懋出任了许多重要企业的职务，如民生实业公司董事、渝鑫钢铁厂董事、重庆缆车公司董事、大成酒精厂常务董事。他利用自己留学美国和长期在教会学习工作的便利条件，广泛联系国际友人参与中国的抗战，兼任了美国教会援华委员会主席、全国大学生救济委员会主席和金陵大学、大夏大学、福建协和大学校董，吸收了美国援华机构的大量存款，支持国家的战略后方建设，其中最典型的是，他组织投资90万元巨资，支持著名人士杨度之子杨公庶开办了大成酒精厂，生产出大量酒精，代替石油,成为大后方急需的汽车燃料，有力支持了抗战。

抗战胜利后,徐国懋把在重庆分行期间积累的二百多万美金全部留下,出任金城银行上海分行行长。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汤恩伯胁迫他去台湾，而他巧妙的携全家去香港，到香港后，陈诚又专门派人到香港请他到台湾，遭到他的拒绝。当年秋，周恩来总理派章士钊、黄炎培到香港动员金融界爱国人士回国参加新中国经济建设，他响应号召在11月回到北京。

他是第一个经过动员回到新中国的银行家，听到他回到北京，周总理非常高兴，第二天晚上，就在怀仁堂接见了他。总理与他见面时听说他是镇江人，当时就愉快回忆起了镇江的另一位银行家——时任交通银行行长的赵棣华，总理说他曾与赵棣华同乘过一艘长江轮，双方谈得非常投机，并向他了解了在港其他银行家的情况，请他多做工作，争取他们回来参加新中国建设。他把总理谈话的情况迅速向在港的银行家们通报，在他后面，著名企业家刘鸿生、戴立庵和同是镇江人的银行家吴蕴斋也回到了祖国。经过他说服争取，第二年8月，在中国银行界有举足轻重地位的著名银行家、他的老上司、金城银行创始人、董事长周作民回到了北京，这是解放初期海外统一战线的一次重大胜利。周作民回来后，受到周恩来、李济深、黄炎培、章士钊的接见和关心，并被安排为全国政协委员。

周作民是中国著名的“北四行”，即盐业银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的领袖人物，于是这几家银行成立了联合管理处，由周作民任董事长、徐国懋任管理处副主任，并在不久后完成了公私合营。公私合营后，徐国懋被派到上海人民银行任研究室主任。他不甘拿钱不做事，组织大家编成了百万字的《上海钱庄史料》和《金城银行史料》，直到今天，这两部著作都是经济界公认的金融史权威专著，他也因此成为新中国金融史研究的开拓者。

1957年后，徐国懋被选为民革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和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

在“文革”中，徐国懋和他的家人受尽折磨、劫难，但在改革开放落实政策后，他无怨无悔的投入国家建设，并在1978年后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和民革中央常委，同时担任中国银行董事，交通银行常务董事，上海市金融学会名誉会长，全国基督教青年协会会长，金陵大学校友会副会长等职。

1981年后，他三资自费出国，周游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港澳地区，遍会亲朋好友，宣传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为吸引外资和祖国统一出力。

1994年8月，徐国懋因心脏病发作在上海逝世，享年88岁。

徐国懋除有《八五自述》一书面世外，还有许多回忆文章散见于各种书刊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