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性诉讼是具有一定社会基础的、并能反作用于社会现象的诉讼，影响性诉讼一般能干预立法、司法尺度，并进而能调整或缓和社会矛盾，影响性诉讼一般具有现实性、全局性、目的性等特征。

所谓影响性诉讼，就是那些个案价值超越本案当事人直接诉求，能够对类似案件，对立法、司法完善和社会管理制度改进，以及人们法律意识转变产生较大促进作用的个案。影响性诉讼的定义，离不开另外一个词，就是“后法律移植时代”。

第一，公众知悉性。在现实环境下，只有那些进入公知领域的个案才可能成为影响性诉讼。

第二，价值性。具有超越个案、当事人的意义，能够对类似案件，或者立法、司法、法意识的改善，对社会管理起到促进作用。

第三，创新性。作为影响性诉讼，可能第一次使用某一条法律，第一次出现某种情形，并且这种情形逼迫我们做创设新法或者修改旧法的努力。

第四，学术性。学者的加入使得影响性诉讼的核心价值和学术品味得到提升。

影响性诉讼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作为通过个案促进法制的社会实践活动，有几个基本原理：

第一，个案促进法制进程。

第二，个案影响全局：个案争议从来不仅仅是法官和案件当事人的事情，而应该关乎整个社会的利益。

第三，影响性诉讼反映一个国家的法治状况。

第四，影响性诉讼揭示社会焦点问题。

第一，促进法制统一过程。法治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同样案件同样对待，类似问题类似处理。但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同样案件由于其背后错综复杂的关系，处理结果千差万别。一个影响性诉讼经过媒体传播，引起社会公众、法律职业人广泛关注与讨论，在讨论过程中，会提升公众法律意识、给司法人员提供参考，最终将对相同或相似案件的审理产生影响。可以说，影响性诉讼是法典法国家实现法制统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在教科书中经常被忽略的手段。

第二，法律价值的发现过程。人类认识世界无外乎通过归纳和演绎两种方法。法律规范在个案中加以适用显然是演绎过程；而通过影响性诉讼寻找规律、发现价值，就是一个归纳的过程。我们选择了法治，为了构建我们的法律大厦，最可行的方法就是借鉴和移植。但“法律”易，“法治”难：法治不仅仅是写在纸上的条文，更应是文化的生长物，影响性诉讼在公众讨论中不断解构、重构、诠释条文背后的法律价值，使之成为我们本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第三，立法的检验过程。法治应该包含两层含义：法律获得普遍服从，而人们所服从的法律，应该是良好的法律。立法的善恶，法律的社会效果要靠司法实践来检验，一些案件的影响可能仅限于当事人，仅限于这个案件的参与人，这样的案件不为外界所知晓，没有社会大众参与，完全是个案意义上的；而影响性诉讼把个案传播开来，把法律在适用过程中凸现的问题显现出来，它的立法的检验意义非常明显。

第四，群体利益表达过程。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控制不仅仅通过暴力和精神，信息也是统治者、管理者控制的手段之一。我有机会参与一些立法，了解到立法的过程，立法的文件经常被列为国家机密。在有的人观念里“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实行关门立法。人民，被称为人民立法者，只能赞同和遵守以他们名义所立的法。我们很难，自己也漠视对立法的参与。我注意到，在个案中，民意透过个案案情的表象，戏剧般地表达了他们对法律的意见。如孙志刚案件、黄静案件、佘祥林案件。而群体利益表达渠道的开启，也为朝野沟通，形成共识，创造了条件，为改革的顺利进行降低了社会成本。

第五，媒体的监督过程。媒体因性质和作用不同可划分为官方媒体、边缘媒体、网络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作用巨大。表达自由这样在过去要经过社会革命才能争取到的权利，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出现而几乎在一夜之间得以实现。互联网使得非典疫情无人能封堵，“卖身救母”事件、“高跟鞋踩猫”事件被网民调查得一清二楚……网络正在显示出无与伦比的颠覆性，使得公正的阳光能够透射司法各个环节，枉法裁判风险大增；它能使一个个原本轻而易举被掩盖的冤情变成影响性诉讼，曝光在大庭广众之下。

第六，先例的形成过程。 法典法与判例法相互融合是当代法律趋势。譬如，欧共体不仅承认制定法，同时承认判令的法律渊源地位。中华法系在过去以制定法主体，以判例法为补充。现今，我们太重视移植制定法，而被移植国都已经转向了，我们仍然没有开始检讨法律移植的效果。我们错以为法治就是立法，通过立法就能够实现法治，不知道法律和法治之间仍然有相当的距离。面对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所谓中国特色，判例法的作用不能不重视。很多影响性诉讼能够形成先例，关键是我们必须重视案例作用，承认先例地位。

第七，普法宣传的过程。我们已经把普法工作简化到了仅仅送一些书，讲一些法条的地步，其原因也许是我们没有更好的方法。影响性诉讼可以让一个个没有受过正规法学教育的公民，通过媒体了解活生生的法律、活生生的司法现状，通过专家讨论，了解法律的精神、法治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