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翰(1906-1979)馆陶县（今属河北省）人。毕业于北平民国大学政治系。1936年11月在聊城任山东省第六区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的秘书。1937年5月邀请中共中央代表彭雪枫来聊城谈抗日救亡问题，此时由彭雪枫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自1937年9月至1938年12月，先后担任山东省第六区抗日游击司令部政训处处长、政治部主任、第十支队司令员兼冠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第二纵队司令。聊城失守，一度代理山东省第六区专员。1939年1月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筑先抗日游击纵队司令员。同年9月兼任鲁西北行政委员会主任。1940年6月一二九师先遣纵队与筑先纵队合编为一二九师新八旅，任旅长。同年兼任冀南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1945年赴延安学习，期间，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筹委会委员。学习结业后返回冀南，任冀南军区第三(又称邯郸)军分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解放军军事体育学校副校长、国家体委陆上运动司司长等职。

张维翰(1906-1979.10.11)，河北邯郸市馆陶县南彦寺村人，幼时家境贫寒。二哥张维玺为生活所迫入冯玉祥部队当兵，后因战功卓著而不断得到提升，到1920年时已升任第十六混成旅步兵第三团团长，这才使他们的家境随之富了起来。排行老五的张维翰，也便有了随母亲由南彦寺村到北平上学的机会。1915年，张维翰随母亲来到北平，进了由冯玉祥办的第十六混成旅军官子弟学校（1922年改名为育德中学），张维翰在此与彭雪枫结识。育德中学校长是爱国民主人士余心清，而当时东城区学生运动的领导人，正是他的挚友彭雪枫。彭雪枫是冯玉祥部军官彭雨亭的侄子。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张维翰毅然投身到学生运动之中。他参加了彭雷枫同志组织的下乡宣传队，在乡村召集群众大会，揭露帝国主义的暴行，启发群众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1926年，冯（玉祥）、吴（佩孚）战争，使学校解散，张维翰也被迫返回原籍。当时，他已初中毕业。返乡后，张维翰看出了旧中国症结的所在，居黑暗中而不停探索，希望悟出拯国救民的真理。也就是这时，他到了西北军所在地西安。当时，西安革命空气高涨，共产党公开活动，到处都能听到打倒帝国主义、土豪劣绅的口号。在那里，张维翰求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尚尉南先生。尚先生给他讲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学说、黑格尔哲学、社会发展史，以及傅立叶、普鲁东的乌托邦空想社会主义，使他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启发和教育。张维翰把所学理论和西安革命空气联系起来，使他对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学说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

1926年，西北军在开封办了一所训政学院。张维翰得知这个学院的院长是原育德中学校长余心清，就约集了育德老同学彭雪飘、赵子众、牛连文等，于1927年在开封共同考入该院专修班。该校的学生都是些政界旧人员，只有他们几个是青年学生。于是他们紧紧地团结在彭雪枫、赵子众周围，看进步书籍，探讨救国救民的真理，向其他学生宣传革命道理。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韩复榘又投靠了国民党。张维翰等几个思想左倾的学员在校很突出，随时有被捕的可能，经和彭雪枫同志商量，一同离开学校，到乡间躲避。

1929年夏，张维翰和彭雪枫、赵子众等同学考入北京民国大学政治系，彭雪枫因家贫付不起学费，张维翰即节衣缩食资助他。他回忆这段往事时常讲:“我给他的资助是微乎其微的，而他对我们的影响最大，思想帮助最深刻，给我指明了一条走向革命的道路。”1933年，许多进步教授被辞退。张维翰目睹这一状况十分愤慨，以拒绝上课表示抗议。因此，后期的学业是他自修完成的。张维翰在学校时，颇长体育，参加民大足球队与外国人比赛时，他们打着“民族精神，体育救国”的锦旗，以增强爱国主义和民族自尊感。

1930年后，因冯玉祥的失败，张维翰家庭也不再发展。多年的生活经历，使他饱尝了旧社会尔虞我诈、互相倾轧的官窗作风深深地了解了广大劳动人民所受的苦难，痛恨剥削阶级、厌恶坐享其成的家庭。当时，他是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凭着正义感和一腔热血，与反动势力展开了斗争。在沂水县，他曾挺身而出反对县长张里元的骄奢蛮横、鱼肉乡民，因此受到惩戒。在牟平县，他揭发了县长贪污受贿行为。“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形势一天天紧张，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目睹任人宰割惨状的维翰，更激起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憎恨，他痛斥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反革命口号，决心尽力团结抗日。他首先找到陈占云（韩复渠的一个营长，后参加革命队伍，鲁西北抗战中牺牲）、王致远等人，秘密活动，争取了韩复桀军队中的下级军官20余人，暗中约定：“团结抗日，抗战救国，倘若战争爆发，即拉所属部队到敌后打游击，至死不许后退”。同时，张维翰又在济南发动成立了“育德同学会”，力主抗战，并拟再立育德中学，进行军训，储备抗战一骨干力量。张维翰到南京找冯玉祥，希望冯玉祥能支持他们，出山抗战。这些人团结起来，形成一股主张抗战的强大势力。在抗日战争中，他们绝大部分都成了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战斗骨干，许多人为反对帝国主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36年，张维翰调任聊城专署秘书。当时，聊城专署主要职位为“国民党CC派”所把持。维翰到任后，立即约来共产党员赵伊坪（后任鲁西区党委秘书长，1939年牺牲）、张廉芳、牛连文、王致远、冉光远、王化云等人，并联系范筑先的左右，在聊城专署中形成了一股进步力量，和“国民党CC派”作了坚决的斗争，使进步势力占了主导地位，也为以后鲁西北地区的斗争积蓄了革命力量。“双十二”事变后，国共合作，党中央派彭雪枫作为中央代表到北平，彭雪枫遂信约维翰到北平会面。分别7年多，他们又重在北平相聚，心中都不胜感慨。彭雪枫与张维翰讲了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及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粉碎国民党围剿，胜利到达陕北的事迹，这些都深深地启发和教育了维翰。在北平张维翰也向彭雪枫介绍了团结三路军中下级军官，倘使战争打起来，共同誓约在敌后打游击的革命活动情况，以及聊城积蓄革命力量的情况。张维翰讲到鲁西北历史上就是农民暴动的策源地时，彭雪枫听了很高兴，认为中共完全有可能去鲁西北建立根据地，即决心随张维翰到山东一行。1937年5月，他们先到了济南。在那儿动员了韩复架部的一些年轻军官，后又到了聊城。彭雪枫同志每到一地除了调查了解情况外，还宣讲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和中共的方针、政策。这一段时间，张维翰与他朝夕相处，从他的身上学到了许多革命经验和方法。1937年5月，彭雪枫在聊城亲自介绍张维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彭雪枫同志到聊城后，制定了在鲁西北工作的基本方针，即“尽一切力量争取范筑先，为开辟鲁西北抗日根据地作准备”。当时，作为共产党员的张维翰同志，忠实地执行了党的这一方针政策。他利用其二哥和范筑先的旧军友关系，多次与范长谈，向他传输进步思想，启发他的民族意识和觉悟。日寇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后，在省委同意下，张维翰约范筑先到济南，他们在津浦旅馆，就抗战形势和鲁西北情况一直长谈到深夜。张维翰代表党向这位老人倾吐了肺腑之言，这些话深深打动了他的心，从而坚定了他依靠共产党，在鲁西北抗战到底的决心。

1937年9月下旬，日寇大兵压向山东境内，鲁西北成立了“山东第六专区抗日游击司令部”。但是政训处长这一要职被“国民党CC分子”所把持。张维翰在济南多方奔走，先后找到在中共山东省委工作的赵伊坪同志和牛连文同志商量。在山东省委的帮助下，由山东省政训处直接任命张维翰为第六区政训处长，从而打破了国民党右派在第六区的统治局面。从此，这个处对外是第六区的行政机构，对内则是中共鲁西北特委领导抗战的一个办事机构。正是张维翰及其他同志的共同努力，中共在鲁西北掌握了抗战的主动权。当时在政训处任职的有张霖之、姚第鸿及维翰等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他们是鲁西北抗战中的中坚和领导力量。以后，他们通过这个党的领导机构，逐步发展到有8千党员和上万名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员的鲁西北抗战的核心力量。随着斗争形势的不断发展，政训处扩编为政治部，张维翰又任该部主任。

1937年10月，日军侵占德州，聊城形势紧张。张维翰受范筑先委派到济南通过中共山东省委约请邵子言、管大同等12名共产党员到聊城工作，并与赵伊平、齐燕铭共同从第三集团军政训班挑选240名学员分三批到聊城参加抗战。 1937年10月16日下午5时，张维翰带三批学员到达聊城，见范筑先正准备撤退，张维翰急忙找到范筑先。当时范筑先接到韩复桀要他率部急速向黄河南撤退的命令，巳命令所属全部人马撤到齐河渡口，他亦准备在那几观望一下形势，思想有些犹豫。当时，范劝张维翰随他一起撤走，张维翰想到党交给他争取范筑先、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时，坚定地回答：“你走吧，我坚决不走！我在济南领来了240名青年学生，他们都是决心抗战的志士。现在这里还有不少你所聘请的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他们一定愿意留下和我一道抗战。我有这部分力量，日寇来了，能守就守，不能守就拉到农村打游击。”范筑先沉默了一会说:“这也好，我给你留下聊城县印，委派你代理县长，以维持地方治安，还给你留27条步枪和2000元现金，你组织人去吧。”16日晚12点左右，范筑先率专署和保安司令部人员八、九百人离开了聊城。11月18日，张维翰到前方和姚弟鸿同志再次做范筑先的工作。经张维翰和姚第鸿同志一再做工作，范筑先决心留在黄河北守土抗战。是夜，他令秘书拟好文稿，11月19日通电全国。电文中表示了鲁西北将士“守土有责，裂眦北视，决不南渡，誓率我游击健儿和武装民众与日寇相周旋。成败利钝，在所不计，鞠躬尽瘁，亦所不辞”的抗战决心。

在鲁西北抗战初期，张维翰和其他同志一起，在党的领导下，争取了范筑先和共产党合作，开创了鲁西北抗战的新局面。1937年底，鲁西北特委为了建立党的基本武装，分派大批干部到各地积极组织游击队。这些干部在地方党的帮助下，很快发展了几十人或百余人的武装。特别是以洪涛同志担任队长的堂邑第一游击大队，发展最快，成为中共在鲁西北创建的第一支核心武装。

1938年1月底，以堂邑第一游击大队为核心，成立了第十支队，张维翰同志为司令员。十支队成立后，党号召全体同志为扩大十支队而努力。这一号召引起了全党及全体政工人员的注意。首先在政工人员方面响应这一号召，每人抽出津贴3元到7元的数目给十支队买机关枪，张维翰同志把多年积蓄的数百元全部捐出。这次共募款2700多元，为十支队买了23挺机关枪及数支冲锋枪，子弹上万发，从此成立了机枪营。此外，地方党与政工人员为卡支队争取了馆陶伪军李风藻部，争取了冠县民团宋凤歧部，吸收了二专区的教导队，收编了二十五支队。十支队在党的领导下，迅速发展壮大。这支部队为巩固和发展善西北抗日根据地，镇压投降卖国的反动势力起了决定作用。

1938年11月15日，由于国民党破坏，聊城失陷，范筑先殉国，鲁西北的抗战力量分化瓦解了，根据地呈混乱状态。 张维翰与陈赓、李聚奎领导的部队协同作战，巩固了鲁西北抗日根据地 ，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保存、发展并壮大了这支抗日武装。在与敌伪顽的斗争中，他们配合陈赓同志的部队，一举歼灭了王来贤部5000人，巩固了鲁西北抗日根据地。

1939年1月，为纪念民族英雄范筑先，遵照八路军总部的指示 ，对在鲁西北的抗日部队进行了整编，以张维翰领导的十支队为核心，编入六、七、二十五支队和二十三支队、民军第一路各一部，组成筑先纵队。这支10000多人的队伍成为八路军的一支主力部队，张维翰被任命为纵队司令员兼鲁西北行政委员会主任。由于筑先纵队和陈庭、李聚奎分别领导的部队协同作战，与数倍于我的日寇进行了顽强斗争，粉碎敌人的大扫荡，扭转了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艰苦局面。

1940年5月，张维翰领导的部队调到冀南，此时筑先纵队和李聚奎同志领导的先遣纵队合并成立了一二九师新八旅，张维翰同志任该旅旅长。 1942年，新八旅与冀南三分区合并，他任分区司令员。

1943年10月，张维翰由冀南三分区到达延安，通过考试，进入中央党校二部十六支队学习。 1945年，中央考虑到张维翰在鲁西北抗战做出的贡献，把他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筹委会委员。

张维翰是中共的优秀党员。在长期艰难困苦的战争年代里，他坚定不移地跟党走，在敌人的收买和威逼下经受住了严峻考验。抗战初期，由于鲁西北复杂特殊的斗争情况，敌人深知维翰在争取范筑先抗战斗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即对他施展了种种阴谋来进行策反活动。聊城失守后，国民党鹿钟麟为了分化瓦解中共的抗战力量，曾用国民党将军衔来收买他，并派人送来委任状，企图劝维翰投敌。见此情维翰拍案而起，当即把委任状撕得粉碎，严辞痛斥这种卑鄙收买，表示坚决跟共产党抗战到底决不动摇。敌人见软的不行，就用万大洋悬赏要维翰的头，并施毒计，抓走了维翰的父亲，以若不投降就杀其父相威胁。维翰却坚定地说，“任其杀害，也不能动摇我的决心”。

1948年张维翰正准备率.领部队南下，组织考虑到张维翰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及大部队南下后冀南地区会有复杂的斗争，即让他只身留下，组建新的武装力量，以巩固政权。在抗战初期就是旅级领导干部的张维翰对这一决定毫无怨言。他离开了自己亲自组建和发展起来的这支部队，投入到更艰苦的斗争中。他以惊人的毅力和很强的组织能力，依靠地方干部和广大群众，克服了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建立了各级武装力量，健全了各级政权，粉碎了地方反动势力的进攻。1948年3月，张维翰任冀南三地委武装部长。1949年8月，张维翰任邯郸军分区司令员。

新中国成立后，张维翰先后任中共邯郸地委常委，邯郸军分区司令员。因他学生时代就爱好体育运动，1940年又在太行山八路军全军运动会上得过总分第一名，就选派他去广州当了军体校的副校长。后军体校撤销，军委成立国防体育协会，他调任国防体协陆上运动部部长。1958年11月，国防体协并入国家体委，他从部队转业到国家体委任陆上运动司司长，直至1963年7月离职休养。1955年授大校军衔。

因张维翰的出身及鲁西北当时革命斗争比较特殊，情况错综复杂，加之敌人施展阴谋诡计，组织上在一段时间里对张维翰同志并不信任。国民党曾想以高官收买张维翰，虽遭张维翰的痛斥，但在几次运动中却因此事受到审查。特别是解放初期，张维翰又被诬陷受到降级、降职的冤枉处分。在重新分配工作时，许多同志都劝他“打官司”弄清事实后再上任，张维翰却说:“我这一生对得起革命，问心无愧，我得先去工作，相信组织总有一天会对我作公正结论。”这样张维翰毅然奔赴被降职使用的工作岗位。尽管含冤20多年，尽管许多老部下后来的职务比他高，但他从未消极止步，总是任劳任怨、兢兢业业为党工作。直到三中全会以后，他的冤案才得到彻底平反。

张维翰同志作风正派，为人平易诚恳，对同志高度负责。“文革”开始后，张维翰同志被加上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被隔离审查。与此同时，在鲁西北工作过的许多老同志，特别是一些在范筑先部队搞统战工作的老同志相继被打成“国民党”、“土匪”、“历史反革命”等。身为当时主要领导者之一的张维翰同志不顾个人安危，本着尊重历史和实事求是的原则，为几百人写了证明材料。有时一天要接待十几起，而且连夜写出旁证材料。一次因为劳累过度而昏了过去，第二天我们劝他休息，他却说:“这些材料早点寄出去，就有可能使人家一家子得救”。

为了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告慰死者，勉励后人，张维翰决心把鲁西北这段革命斗争史完整、真实地记录下来。他不顾七旬高龄，每天伏案写到深夜，当十几万字的《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简介》最后一稿写完后，维翰病倒了，经检查已是癌症后期。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以顽强的毅力，忍受病魔的巨大痛苦，对写出的回忆录进行修改，直到逝世前几天，还向人们艰难地讲述这段历史，最后一次在一位同志的外调材料上签了字。 历经八载，三易其稿， 撰有《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简介》，《中共和范筑先合作发动鲁西北抗战的经过》等20余万字的革命回忆录。

1979年10月，张维翰病故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