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振国（1903年－2000年3月7日），字正之，湖北沔阳（今仙桃市）人。1903年生。曾入中华大学预科。1924年入河南建国军军官学校。后毕业于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警政训练班、陆军大学将官班乙级第二期。历任第十三师及第十八军排、连、营、团长。1938年2月任武汉卫戍总司令部参谋，不久任第九战区长官部机要室主任。1939年5月任南岳特训班代主任。1940年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调查室主任。1945年任军政部调查室主任。10月任天津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同年曾入陆军大学将官班乙级第二期受训，不久任庐山夏令营总队长、办公厅主任。1946年任国防部第二厅军事情报司代司长。1948年11月17日任湖北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1949年冬任湖北省保安副司令兼鄂西“剿匪”指挥官。不久去台湾，曾入革命实践研究院、国防大学、参谋大学受训。1965年退休。

张振国，1905年出生于湖北沔阳（今仙桃市）。关于其出生年月，一说是1903年。

张振国幼时即随家人迁居武昌，进入一所小学读书。因生性活泼好动，曾师从均县来的一位民间武师学习过内家武术，身手矫健、反应灵敏，且记忆力相当好。

1921年，张振国肄业于中华大学预科，当过一年多的职员。感愤于军阀混战割据，张振国于1925年毅然投笔从戎。与林彪、罗荣桓、文强、张灵甫等14名青年学生南下广州，一同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受训。在黄埔军校，张振国随同学生军参加了二次东征讨伐陈炯明叛军之役和平息广州商团暴乱的战斗。

1926年夏，北伐军兴，张振国在国民革命军第21师任上尉连长，以战功升为营长。

1931年，张振国也被陈诚调到第18军任上校团长.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张振国所在的第18军由罗卓英指挥，参加了空前惨烈的淞沪大战，抗击日寇。

1938年初，陈诚任命张振国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少将衔高参，并负责主持第九战区的军事情报工作。

1939年5月，张振国任南岳特训班代主任。1940年，张振国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调查室主任。

1945年，张振国任军政部调查室主任，10月任天津警备司令部副司令。不久任庐山夏令营总队长、办公厅主任。

1946年，张振国任国防部第二厅军事情报司代司长。

1948年11月17日，张振国任湖北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

1949年冬，任湖北省保安副司令兼鄂西“剿匪”指挥官。不久后，张振国去台湾。

1953年，张振国应昔日特训班学员、已当上泰国陆军总参谋长的乃·沙立将军的盛情邀请,经香港去曼谷,一住十年,1963年初才返回台北。

1965年，张振国退休。

1977年2月，张振国移居加拿大。

2000年3月7日，张振国去世。

张振国的父亲张知行早年考入保定军校三期，后赴日学习军事，回国后在北洋军队中任过中级军职。

伯父张难先是辛亥革命志士、民国政要，有较高的社会知名度。

张振国夫人郭雅萍，育有一子六女，长男张亚力、女张琍玲、张琍娟、张琍华、张琍婷、张琍敏、张琍慧。

1925年，张振国毅然投笔从戎,南下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受训。在黄埔军校，张振国随同学生军参加了二次东征讨伐陈炯明叛军之役和平息广州商团暴乱的战斗。那时，原为广州粤军邓演达部上尉炮兵连长的陈诚因屡立战功，得到军校校长兼陆军总监蒋介石的赏识，很快升为少校衔炮兵营长。经学生总队长严重介绍，陈诚与尚默默无闻的张振国一见如故，两人纵谈时局与军事，意气相投。

1938年初，陈诚调任武汉卫戍总司令，同时还兼任军委会政治部长、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等多项军政要职。他急召张振国面授机宜，任命张为司令长官部的少将衔高参，并负责主持九战区的军事情报工作。

1938年，武汉沦陷后，张振国利用自己熟悉武汉三镇地形和街巷的优势，带上几名男女助手,化装成平民潜入城区，并秘密发展情报员、建立地下联络网。

1940年秋,张振国再次潜入武汉，积极活动，以各种身份参加汪伪湖北绥靖公署主任叶蓬(张中学时的国文老师,投敌前任过武汉警备司令,二十九师中将师长等职)、伪汉口市长杨揆一(后为石星川)以及日伪头目的各种集会。

那时,对张真实身份心知肚明的叶蓬,有意为自己留下一条后路。他非但没有下令逮捕张振国,相反,还多少提供了一些帮助。只是叶蓬不准他到叶的绥署等重要机关刺探情报，也不准他到伪军各师、旅搞策反活动等。张振国权衡再三，同意了这口头协议。

在武汉潜伏期间，张振国不断召集敌后各级情报干部指示工作:破坏日伪的一些军事设施。其中，较为引人注意的便是1940年底武昌日军一所军用油库纵火案事件。这次火灾引发了两次大爆炸，烈焰冲天、浓烟滚滚,二三吨汽油、柴油报销，守卫仓库的一小队日军伤亡过半。这次纵火令沦陷区人民大为振奋，互相传告:日伪报纸则封锁消息。日酋到处张贴通缉告示，出动军警宪兵搜索,但最终不了了之。此间,张振国获得日军将向东南亚用兵南侵的战略情报和武汉的日军总部计划第三次进攻长沙的情报等，均及时用电台报告陈诚,并请陈诚速报告重庆方面，以期作出对应措施。

这一时期的武汉三镇日军，被张振国和他的情报人员闹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当然,张振国也有失利的时候。他嗜好京剧，某日晚，他化装成一富绅去汉口一家剧院欣赏余派老生李少春的戏,被日伪坐探盯上。两卡车全副武装的日本宪兵直扑剧院,团团包围。张振国被抓住,受到刑讯拷问!坚不吐实。杨揆一等汉奸恐惹祸上身,拒绝出面说情!更不愿保释张,倒是巴不得借刀杀人。张振国的部下为了营救他，便在日伪军将其押送往南京处置的途中，组织了冒险拦截的伏击战，与押解张振国的日军宪兵小队发生一场激烈的枪战。遍体鳞伤的张振国虽获救脱险,但参与抢救行动的部下死伤颇多,骨干女情报员艾萍即死于这次战斗。

在沦陷区,张振国被称之为与“魔鬼”打交道的人。他胆大心细、沉着机智。一次，他率领少数亲信随员，在天黑时抵达他的家乡沔阳县仙桃镇。恰巧，由宜昌撤退过来的日军第十三师团云集该镇,使张进退两难。他安置好随员,索性沉住气，挺身去见伪县长兼维持会长萧栋臣。在日本横滨学医时,萧栋臣得过张振国父亲的接济。萧一听张振国自报名姓,神色顿变。张振国以攻为守,说:“萧老伯,请你将我送交镇上的日军。你既可升官,又可发财,机会难得!”萧栋臣一身冷汗,慌忙说:“我岂能那样做?那就太对不起你父亲了!”张振国说:“那么,就请你马上开一张路条。”正说话时，日军十三师团长内山英太郎中将突然来到，萧栋臣一时不知所措,张振国神态自若,让他以堂侄作介绍。内山英太郎居然放下架子,客气相待,互相礼让着进入客厅，分宾主坐下晤谈。

张振国从仙桃镇脱险返回恩施的司令长官部后。陈诚总算松了口气，对他勉励有加。

一天晚上，陈诚紧急召见张振国,告诉他蒋经国的外室章亚若女士在她秘密隐居的桂林暴卒，丢下一对双胞胎婴儿,桂林医院已证明章系被人毒杀。广西军政当局对章亚若的真实身份并不清楚。案子发生后，有关部门已紧急介人调查。当时已从赣南返回重庆主持三青团中央工作的蒋经国密电陈诚，恳请给予协助。陈诚命张振国立即带上助手搭乘自己的专机飞往广西桂林，尽快查清案情并破案。当时，两广划归张发奎将军的第四战区，张发奎与在湘鄂指挥战事的第九战区司令官薛岳都奉命受兼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的陈诚控制,可见蒋介石对陈诚是何等宠信。也正因如此,张振国才能有恃无恐地以第六战区情报处长的身份南下桂林办案子。

张振国在追查中发现赣南行政专署有一个名叫黄中关的秘书有重大作案嫌疑，他是军统特工，被戴笠派去扣任保卫工作。张振国一向不买戴笠的账，一直认为戴笠主持的军统专横霸道，残害忠良，于对日情报工作并无什么建树，多次公开指责军统。由于张有陈诚作为靠山,戴等也奈何他不得，黄中关被张振国拘捕后，起先仗恃后台硬,拒不招供。张振国很不客气，对他用了酷刑,他才老实交代。经审讯,黄终于供认他为了“太子”蒋经国的前途和蒋府的声誉,竟妄作主张,用毒针害死章亚若事实。案情大自于天下后，陈诚为了不激怒戴笠,违心地下令中止审讯。此案发生后，戴笠对张振国恨之入骨,欲置于死地而后快,但这只是后话了。

1943年10月，张振国率领部下情报员十余人，携带枪支弹药和电台等特种装备偷渡怒江，翻越高黎贡山,进入缅北山区。他们穿过日军的一道道封锁线，经密支那、江心坡、野人山,沿着喜马拉雅山下的崎岖山路进入尼泊尔，然后抵达印度北方邦的兰姆加，同美英联军总部协调交换情报及敌后工作意见。稍作休整后，张振国一行又返回战云滚涌的缅甸,投入情报行动。

举世闻名的仁安羌之役救出被日军围困的7000多名英军官兵，即是由张振国的情报人员及时向第38师师长孙立人等将领提供情报的结果。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席卷南洋,又大举入侵印支半岛诸国,俘虏英、法官兵近万人,关进集中营，强迫做劳工,修筑铁路、公路和桂河大桥。应英军驻重庆首席武官克拉克上校的请求，张振国选派特干班里的泰国、缅甸籍华侨学员渗透进战俘营做苦工,引逃英、法被俘官兵近千人,并炸毁了快完工的桂河大桥。这对日寇是一次有力的打击。1944年盟军在印缅战场发动全面大反攻后，张振国带队除收集日军重要情报及时报告总部外，还在滇、缅、泰、越边区建立了几个游击队据点，组织成很有规模的游击队，在各地配合盟军作战,袭击小股日军,破坏敌人的仓库、公路、铁路交通线，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张振国反对“台独”，坚持“一个中国”的严正立场,上街参加过反“台独”的游行示威。90年代中期，他在台北中央日报等报纸上撰文批评李登辉等人炮制的“两国论”,认为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李总统实在不配代表中国国民党”。他对日本军国主义幽灵的复活、右翼反动势力蠢蠢欲动也持严厉的批评态度,曾撰文痛加斥之。

1946年，昆明发生了“李闻血案”。闻一多的长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闻黎明介绍，根据确知材料，1946年5月间，时任云南警备总司令的霍揆彰便召集云南警备总部稽查处长王子民、宪兵十三团团长彭景仁、昆明市警察局局长王巍等，拟定了一个包括李公朴、闻一多、张奚若、潘光旦、罗隆基、楚图南、费孝通等十多人的暗杀名单。

6月24日，霍揆彰在云南警备总部召开治安会议。会上，霍揆彰问道：“现在李公朴、闻一多等跟着共产党跑，在昆明闹得很凶，几乎搞到我们总部门前来了，我不知道政治部做什么的，你们看怎么办？”

他们商量出的办法，是暗杀这些民主人士。按原拟计划，暗杀方式是不露痕迹的绑架、活埋，但执行暗杀行动的国民党特务，却采用了更简单直接的血腥手段。

根据匡侯的回忆，主持刺杀的便是张振国。据匡侯回忆，针对昆明地区日益蓬勃的“反对内战 争取和平”的爱国民主运动，霍揆彰与杨啸伊、张振国、王化民等秘商对策。张振国主张先将李公朴干掉，以杀一儆百。杨啸伊认为国共和谈尚未公开破裂，关麟征的前车之鉴，值得考虑。如果冒失蛮干，引起全国风潮，将来是要作替死鬼的。霍揆彰闻言面有愠色，不欢而散。此后，张振国就背着杨啸伊秘密布置杀害李公朴。于同年7月11日夜10时，李公朴和夫人外出乘公共汽车回家，在昆明青云街与大兴街口处下车，王化民已先布置特务二名，在此潜伏。当即用无声手枪射中李公朴的腰部，抬至医院，移时逝世。李公朴遇害的消息传出后，昆明全城震动，数以万计的学生、市民，莫不悲愤填膺纷纷集会，抗议国民党反动政府，强烈要求拿办凶手，依法严惩。在闻一多先生的领导下，举行了群情激奋、哀思无限的追掉李公朴烈士大会，这就更促使霍揆彰下了一不做二不休的杀人决心。于11月15日下午4时，由王化民布置武装特务熊广福等数名，乘坐吉普车，驶至西仓坡西南联大的教职员宿舍旁边，当闻一多同他的长子立鹤走进宿舍门前时，特务们一阵乱枪射去，闻当即倒地身死。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方面拍摄的电影《扬子江风云》《地下司令》等均以张振国将军的抗日事迹作为原型。

1970年代初，台湾的中央电影制片厂和台北的电视台还兴师动众投入巨资，联合摄制了多集电视连续剧《长江一号》，广为上映,其原型也是张振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