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楚雄州姚安县为西汉弄栋县旧地，位于今云南省中北部，地处东经100°56′~101°34′，北纬25°13′~25°45′之间。东邻牟定县，南枕南华县，北接大姚县，西与祥云县隔一泡江相望。东西最大横距64公里，南北最大纵距48.5公里，总面积1803公里，总人口20.3万人，境内居有汉、彝、回、白等19个少数民族。

在县城北3公里下新屯村北的龙岗镇政府门口，耸立着小卜将军墓冢。据知情人讲，该墓早年荒废，痕迹不存，当地热衷民族文化的郭开云老人多方查询，终于找回清代末年的墓碑，上面阴刻有“周小卜将军墓”几个大字，由文物管理部门重新考证文献，以砖石堆砌重新恢复旧墓于此。2006年印发的《姚安文史》介绍说：

周小卜将军墓，……周是周朝，小卜为人名，是庄蹻部将。《史记?西南夷列传》载“楚顷襄王时（公元前298-295年）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近蜀黔中以西。至滇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沃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灭古滇国，派部将小卜继续率兵远征滇西诸蛮，兵至姚，与乌蛮民族发生激战，战殁于姚，南诏蒙氏立祠祀之。旧建有亭，因乱圯毁。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知州黄启风等捐修，民国十二年（1923年）知事李映乙勒石以纪重修经过。现存墓碑为清光绪二十四年原貌，该墓有力地证明二千多年前司马迁撰写《史记?西南夷列传》的真实可靠，同时也说明了早在二千三百年前，中原的汉人就进入了我们姚安，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促进了姚安生产力的发展。1981年被楚雄州人民政府列为州级文物保护单位。

客观地说，以上记述似有不妥：一是《史记?西南夷列传》讲述楚将庄蹻入滇的时间在楚威王时，而不在顷襄王时。讲述庄蹻于顷襄王时入滇的是《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二是庄蹻入滇是建立滇国，而不是“灭古滇国”；三是该墓是后人所筑，其事的真伪尚需考证确定，不能说“该墓有力地证明二千多年前司马迁撰写史记《西南夷列传》的真实可靠”；更不能说“同时也说明了早在二千三百年前，中原的汉人就进入了我们姚安……”因为庄蹻来自楚国，而楚国不是中原；跟随庄蹻而来，受命西进姚安的小卜不应该是汉人。

在笔者所著《滇国史》中，小卜将军的事迹是作为民俗材料出现的。但笔者既然引用了天启《滇志》所记述的这一事件，使之入史，笔者觉得有责任对这一传说进行考证，拟以一孔之见为这一历史传说寻找可靠之依据。

就笔者所见，有关小卜将军墓冢记载不载于正史，仅见于方志。

《寰宇通志?云南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姚安军民府”条载：“小卜灵岳祠，在姚州西北二十里，昔楚庄蹻之将小卜战死于此。蒙氏时，立庙祠之，土人有祷辄应”。

《明一统志?云南布政司?姚安军民府?祠庙》载：“小卜灵岳祠，在府城西北，昔楚庄蹻之将小卜战死于此，蒙氏时立庙祀之，土人有祷辄应。”

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姚安军民府?祠庙》载：“小卜灵岳祠，在州西北二十里，楚庄蹻之将小卜战死于此，蒙氏时为之立祠，土人祷之，无不灵感。”

正德《云南志?姚安军民府?祠庙》载：“小卜灵岳祠，在府城西北。昔楚庄蹻将小卜，战死于此，蒙氏时立庙祀之，土人有祷辄应。”在“官迹”条，《云南志》又说：“周：小卜，楚庄蹻将。”

《滇略》卷五《绩略》载：“西南夷之有楚风，自蹻始也。蹻将小卜者，战死于姚，姚人立祠以祀之。”

明朝万历四十六年（1618）出版诸葛元声所著《滇史》亦说：“蹻以兵威略定滇池，又令部将小卜引兵收滇西诸蛮，归报楚王。会秦夺楚巴、黔中诸郡，道塞不通，回复还滇”。

康熙五十二年，管棆撰修的《姚州志?古迹》说：“小卜墓，在府西。按：小卜，楚庄蹻将，战死于姚，蒙人立祠于墓”。其后，自清朝康熙年间至民国年间的姚州方志，都有类似的记载。在其上列举有关小卜将军的记载中，当数《寰宇通志》最早，据方国瑜先生主编的《云南史料丛刊》第七卷考证，认为该书的史料多在明朝洪武和永乐年间收集，时间较早。但不管有多早，我们都知道记载中小卜将军最早的庙或墓，都不超出唐代南诏国时期，为当时的南诏王蒙氏所建。令人迷惑不解的是，许多史料都没有把“周”和“小卜”这些文字连用，惟正德《云南志》和姚安旧志提及，与今“周小卜将军墓”碑上的文字吻合。

对于“周小卜将军墓”碑上的文字，一些同志把“周小卜”当成人名，认为庄蹻之将“小卜”姓“周”；一些同志认为“周”是“周朝”，不是姓氏；一些同志提出：倘若真有“小卜”其人，但“小卜”处于战国，与周朝无关……对于这些问题，笔者看法如下：

公元前314年，周赧王延接周慎王定登基，是为周赧王元年。就战国后期的楚国而言，周赧王在位59年的从政生涯，一生历经怀、顷襄、考烈三代楚王，是中国历史中王位较长的一位国王，也是东周的末代国王。这个时期，东周政权犹存，但战国七雄业已竞起，各使解数，逐鹿中原，东周政权名存实亡。由于东周国名依然存在，而庄蹻入滇建立滇国时为楚顷襄在位之年，故把跟随庄蹻入滇的小卜当作东周末代之人，也是合乎情理的。

乾隆《姚州志》在《古迹》中对战国时期的小卜将军作了类同康熙《姚州志?古迹》的记载之后，在《忠烈》篇中又说：“周：小卜，楚庄蹻将，战死。蒙氏立祠祀之，旧在名宦，今改入忠烈”。在小卜之下，该书随着排列了“宋：高升泰，南诏段氏臣……”等历朝历代的名人佚事。从这点看，“周”是“东周”，“小卜”是人名的解释是对的。

据说，“周小卜将军墓”最早记载见于元代李京《云南志略》，而且也说墓系南诏蒙氏所建。

查《新唐书》，其中，《南蛮上》载：“南诏……乌蛮别种也。夷语王为‘诏’。……居永昌、姚州之间”。当时，唐朝在姚州设置都督府，都督既兼姚州刺史，又总领滇西的各羁縻州。《旧唐书?张柬之传》说，武后神功年间（公元697年），“姚府总管五十七州”，过了33年，即公元664年，唐王朝在姚州建立都督府；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前后，姚州都督府所属的一些羁縻州县的刺史、县令，利用唐王朝和土蕃之间的矛盾，进行地方分裂活动，使姚州都督府和下属各羁縻州县之间出现了明显的裂痕。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至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唐朝为稳定和巩固姚州都督府所属的一些羁縻州县，利用蒙舍州（南诏）的首领皮罗阁征服邻近的一些羁縻州而统一了洱海地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合六诏为一”。公元738年，亦即开元二十六年，皮罗阁兼并了云南郡（即姚州都督府）内的各羁縻州县，唐王朝因而封皮罗阁为“云南王”，仍旧从属于姚州都督府。

云南方志上说“小卜灵岳祠”为“蒙氏时，立庙祠之”，可能就是在皮罗阁被封为“云南王”后的这一时期所建。

当时，皮罗阁建“小卜灵岳祠”的目的可能有三：一是向唐王朝表示忠心，认为小卜为战国开滇之王庄蹻属下，来自靠近中原的楚国，入滇是为了开拓楚国疆土，皮罗阁似把自己当作小卜，表示南诏臣属于唐朝廷，他们是大唐王朝派到古代云南其地的臣民，在南诏其地为大唐王朝开疆拓土，扩大王朝版图；二是标榜自己。当年庄蹻入滇称王，派出小卜一部扩大统治区域，但小卜将军没有冲出滇西昆明人的封锁线，战死于姚。皮罗阁自己则鹤立鸡群，独树一帜，不仅在滇西一带所向披靡，成为威震四方的“云南王”，而且因为镇压东部爨区贵族的叛乱旗开得胜，把南诏的统治势力从滇西扩展至滇中和滇东地带，皮罗阁可能是自比滇王庄蹻，故为小卜造祠建墓；三是向唐王朝亮出警示灯。天宝十至十三年（公元751~754年），唐朝三次征伐南诏失败，南诏便脱离了大唐王朝，进一步兼并了邻境的许多地方而建立了独立于唐王朝之外的南诏政权。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南诏政权建立“小卜灵岳祠”，是告诫唐王朝不要轻易进攻南诏政权，否则，其下场有可能就像小卜将军一样，有来无回。

南诏政权在姚安其地修建“小卜灵岳祠”，显然是因为其地有过这样的历史事实，这个事实经过当地人的演绎，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然后由于政治上的需要，亦即南诏政权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建立了“小卜灵岳祠”。除其主观因素之外，客观上起到了记录战国后期发生在古代云南的这一段历史的作用，使之定型，成为当地文明演进史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民间传说，小卜将军是滇王庄蹻部将，要判断历史上有没有小卜将军西进这件事，首先要判断历史上有无庄蹻其人，庄蹻是在什么年代进入古代云南？据《滇国史》知道：庄蹻受楚顷襄王派遣，率领由百越民族组成、有10余万之众的东地兵，于顷襄王二十三年（公元前276年）于楚国溯长江而上，进入了古代云南，建立了古滇王国。小卜将军若是滇王庄蹻部将，有可能在这一时期，担当了滇王西进战略执行者的重任。笔者之所以有此判断，理由如下：

庄蹻是越人，小卜亦是越人

《史记?楚世家》载：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楚都），烧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复战，东北保于陈城。二十二年（公元前277年），秦复拔我巫、黔中郡。二十三年（公元前276年），襄王乃收东地兵，得十余万，复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距（拒）秦”。

《史记?西南夷列传》又说：“使将军庄蹻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

《史记?楚世家》记述秦国夺去楚国的“巫、黔中郡”以后，楚顷襄王于公元前276年招收了10多万“东地兵”溯长江而上，“复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所谓“以为郡”，指的是被秦所夺的“巫、黔中郡”之一部分，亦即“东地兵”所收复的“江旁十五邑”，而非秦所夺的“巫、黔中郡”的全部。这些“东地兵”，指的是来自“东国”或“东地”之兵，据《左传?昭公四年》、《国语?吴语》、《战国策?楚策三》、《史记?楚世家》、《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地传》、《墨子?非攻》等相关史料指证，所谓“东国”或“东地”，亦即“吴越”。如此，“东地兵”则系臣属楚国的吴越故地上由百越民族组成的军队。庄蹻是来自楚国越人“东地兵”的首领，在滇国故地出土的青铜文物当中，均呈现鲜明的百越民族文化特征，正好是越人“东地兵”归属于楚国军队的证据，也是来自于楚国的越人军队建立了古滇王国的说明。西进战殁于姚安的小卜将军当然也就是百越民族组成的“东地兵”中的一分子，是滇国建立的功臣。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征服滇国之后，在滇国旧地建立益州郡，统领十七县。十七县中涵盖今姚安、南华、楚雄、牟定、广通等县旧地，统称弄栋县，归属于益州郡管辖。姚安其地有青蛉河，靠近大姚一带出土过“越归义青蛉长”汉印一枚，可证这片区域在先秦时期有不少百越民族居住。汉人军队进入姚安其地之后，当地越人随即归顺了大汉王朝，百越民族首领因而被封为“越归义青蛉长”一职，赐予汉印。

姚安有很多战国时期的青铜文物

姚安古代青铜文化是世界上享有盛誉的滇国青铜文化的一部分，数量据说名列全省出土青铜文物的第三位。其地出土的青铜文物不仅数量多，而且种类齐、质量高，在年代上具有连续性。其中属于战国时期的有造形古朴，纹饰奇特，构思精巧的编钟、铜鼓、牛头铜剑、鞋形铜钺、山字形剑、螺旋柄山字形剑、戈、单耳矛、凹心口形铜锄、凹口圆銎坎肩铜斧等青铜器。这些青铜器出现和使用的年代，正是属于小卜将军西进姚安战殁的年代，可以作为小卜将军到过姚安征战的确凿证据。

万家坝型铜鼓在向石寨山型铜鼓转化

2004年8月10日在云南省文山州举行“文山铜鼓暨民族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学术界普遍认为，铜鼓至晚于公元前7世纪，就在濮人居住的今云南中部偏西地区问世，虽与中原青铜器一脉相承，但独特的民族文化和地域又使它独具特色，形成铜鼓文化由南向北而不是由中原向南传播的格局。笔者在会上发言认为，楚国越人东地兵是石寨山铜鼓的设计和制造者。没有楚国越人东地兵的进入（庄蹻入滇），就没有古代滇国的形成；没有百越民族带来的先进的铸造技术，也就没有石寨山型铜鼓的出现。公元前276年，即庄蹻建立滇国后，越人的铸造技术融进了滇民族传统青铜制造技艺中，使万家坝型铜鼓向石寨山型铜鼓发展有了技术和手段。在“周小卜将军墓”附近的下新屯村，于2000年5月出土两面万家坝型铜鼓：一面足部无折边，胴径通高27厘米，面径25.5厘米，胴径33厘米，足径39厘米，腰部被13条垂线分格；另一面足部外侈，有折边，通高28厘米，面径28厘米，胴径36厘米，足径40厘米，腰部被21条垂线分格。将这两面铜鼓与其它地方出土的万家坝型铜鼓相比：楚雄大海波鼓腰部未被分格；楚雄万家坝M23：159号鼓腰部有12格；M23：161号鼓腰部有15格，M23：159号鼓腰部有12格，M1：12号鼓腰部有16格……。在对万家坝鼓的断代问题上，李昆声、黄德荣先生于1990年在《考古》第5期发表《再论云南早期铜鼓》一文，把这类铜鼓分为“四式”，并确定其“年代上限为春秋早期或更早，晚至战国末”。以此为据，万家坝鼓的下限“晚至战国末”，笔者将姚安其地出土的万家坝型多格铜鼓判断为战国晚期，这些铜鼓格内虽然无纹，但却是处于石寨山型铜鼓在格内饰纹嵌图必经的前期阶段。姚安出土的万家坝型铜鼓腰部之格均比其上与之相比同类型铜鼓腰部之格要多，说明姚安出土的铜鼓为万家坝鼓与石寨山鼓之中间形态。吴越古国精妙绝伦的青铜铸造技术闻名天下，姚安出土的万家坝型铜鼓腰部多格——这个微妙的变化，显然与来自楚国的越人东地兵有关，也与滇王庄蹻派出的小卜将军率兵到达姚安后，其部属于越人东地兵而因其所带来的青铜先进铸造技术有关。

姚安其地出土战国晚期万家坝型铜鼓，是小卜将军在这一时期接受滇王庄蹻派遣，西进出征或防守其兵家必争之地而战殁于姚安的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