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好县的各界代表会议》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

《开好县的各界代表会议》记录了开好县的许多大政方针， 与会成员有各界代表会的成分，应包括党、政、军的代表，农民及工人的代表，革命知识分子及妇女的代表，工商业的代表，及若干开明绅士的代表。

开好县的各界代表会议

(一九四九年九月七日)

华中局，并告各局，各野：

八月三十日电悉。同意你们所提关于召开县的各界代表会议的各项意见[1]，并将此电转发各局、各野研究照办。关于召开县的各界代表会问题，自西北局提议后，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认为有益无害。而不召开各界代表会，要等到农协在乡村中建立了基础再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如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日中央复电(载在《政策汇编》)那样，则是很不利的。事实上，县的许多大政方针，例如剿匪、反霸、借粮、征粮、救济灾荒、修理堤坝、推动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农协、减租减息问题、恢复和发展县范围内的工商业及文化教育问题、推行人民币及县的财政金融问题等，均以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经过讨论，取得代表们同意，然后传达推行，比较不开这种会，长期限于党内干部的讨论、传达和推行，要有利得多。县的各界代表会的成分，应包括党、政、军的代表，农民及工人的代表，革命知识分子及妇女的代表，工商业的代表，及若干开明绅士的代表。其中，共产党员及可靠的左翼分子，应超过二分之一，保证决议的通过。中间分子及必须拉拢的少数右翼但不反动的分子，可让其占三分之一左右的数目，以便孤立反动派，利于政令的推行和群众的发动，且可发现问题及发现积极分子。省委、区党委和地委，必须积极帮助各县县委，有计划地有准备地布置和领导此种会议。这是全县性的会议，县城及各区、各乡及县一级机构，均应有代表，在县委领导下，由县政府召开。这是县的会议，至于区、乡，则照你们意见召开区的及乡的农民代表会议，但应吸收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其余均照你们意见办理。此种会议，我们尚无经验，请你们注意收集经验，指导各地，并告诉我们。此电请你们及各中央局转发至县一级为盼。

中央

九月七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1]中共中央华中局在一九四九年八月三十日关于召开县的代表会议问题向中央的请示报告中提出的意见是：一、只由县级召开各界代表会议，区、乡两级可开农代会逐步达到以农代会做基础，吸收其他学生、妇女及少数工商业者、开明士绅（作为民主人士）参加。二、吸收开明士绅应具备以前中央所规定的条件，并经地委一级批准。三、在召开各界代表会议时，较大县城可以城乡合并召开，吸收本城工人代表参加。若无此条件，则只吸收农民（注意吸收手工业工人）代表，不必为了开会去专事组织乡村工人推选代表，以免分散精力。

毛泽东政协建国思想的理论来源 毛泽东政协建国思想以统一战线学说和人民民主思想为基石，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联合思想的正确运用，又是对孙中山三民主义中民权主义的合理继承，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

毛泽东政协理论的基石之一是马克思主义的统战学说。因此，毛泽东政协建国思想的理论来源首先表现为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战线建国学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强调，无产阶级要砸碎旧的国家机器，必须促进各革命政党的联合，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毛泽东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理解中，在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逐步认识到了联合的重要性。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最高理想，是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的大成”①。但它像“世界上任何一个伟大的思想和主义”一样，“不会是某一部分人或某一个党的专利品，它应当而且必然欢迎别的任何人和任何党来研究、来实行的”②。

因此，毛泽东一方面明确了中国革命的目的：“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所要造成的共和国，一定要是一个工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在其中占有一定地位起一定作用的民主共和国”③。另一方面，他又强调了革命的联合：“谁要想撇开中国的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就一定不能解决中华民族的命运，一定不能解决中国的任何问题”④。毛泽东将革命手段和目的统一起来，得出这样的结论：未来的共和国必须是“一切反帝反封建分子的革命联盟的共和国”⑤。显然这个共和国也必须是人民民主的共和国。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指出：“中国人民争自由、争民主、争联合政府的运动，同时也是争统一的运动”所以，毛泽东统一战线建国思想也是人民民主建国思想，体现了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的内在统一。

毛泽东的政协建国思想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酝酿过程。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没有明确提出成立政协宣告共和国的诞生，但是在解放区政权建设上，他十分重视政治协商，因此当时作为实践探索形态的政治协商已经存在。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毛泽东就说：“共产党员一定要学会打开大门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同别人商量问题”；“别人说得对的，我们应该欢迎，并要跟别人的长处学习；别人说得不对，也应该让别人说完，然后慢慢加以解释。”毛泽东强调的这种政治协商精神被明确写进了陕甘宁边区的施政纲领之中。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共和国的成立已指日可待，毛泽东的政协建国思想更加明晰。

1948年10月，他说：“我们正在组织国民党区域的这些党派和团体的代表人物来解放区，准备在1949年召集中国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开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这个“会”就是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人民民主的统一战线组织，这个“中央政府”就是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政协建国思想变成了现实。

毛泽东政协理论的基石之二是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民主思想。因此，也可以说，毛泽东政协建国思想的理论来源还表现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吸收了孙中山先生民权主义（或民主主义）的合理内核。孙中山先生是近百年来的第一代伟人，第二代伟人是毛泽东，第三代伟人是邓小平。

他们是中国民主政治进程中的三位伟人，而孙中山是中华民国的缔造者，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毛泽东是继孙中山之后的第二代伟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自己就说过：“被国民党反动分子所抛弃的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由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分子继承下来了。”他不止一次的在自己著作中引用孙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论述：“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他将这段论述称为“孙先生的伟大的政治指示”，并认为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是相容的，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就是新民主主义，所以，三民主义建国就是新民主主义建国，即人民民主主义建国，“这种人民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就是三民主义的共和国。”

“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毛泽东指出：“两个主义结成了统一战线。以阶级论，则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他不只一次地总结了以三民主义为基础的统一战线创建国民革命政府的历史：“聪明的孙中山……建立了三民主义同共产主义的统一战线，建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取得了全国人民的同情，举行了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以史为鉴，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对未来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给予了统一战线的理解，他说：“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是推翻外来的民族压迫，废止国内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压迫，并且主张推翻和废止这些之后不是建立一个旧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而是建立一个联合一切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民族压迫即将在很大程度上被推翻之际，毛泽东进一步指明了建国途径与方向：“经过各党各派无党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团结一切愿意参加的阶级和政党的代表在一起，在一个民主的共同纲领之下，为现在的抗日和将来的建国而奋斗。”由此可见，毛泽东政协建国思想在1945年已初步形成。

当然，仅从以上两点分析毛泽东政协建国思想的主要来源是不够的。作为早期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毛泽东政协建国思想的形成还受到了早期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影响。大革命时期共产党人就对民主国家的建立及其途径进行了探索。中共“二大”提出民主革命的目标是“建立真正的民主主义国家”，“由一个能够建设新的政治组织应付世界新环境之民主党或相近之数个党派之联合”，来执掌政权。毛泽东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也加强了对民主国家的探索，《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就是他探索的阶段性成果。

在此时毛泽东的笔下，国民革命的直接结果将造成“革命民众联合统治的国家”，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的左翼的联合统治”。他进而论证了实现“革命民众联合统治国家”构想的历史必然性，指出现代世界是两大阵营的对峙和斗争，革命阵营以第三国际高举的“赤色大旗”为代表，“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阶级集合于其旗帜下”；反革命阵营以国际联盟高举的“白色大旗”为代表，“全世界反革命分子都集合于其旗帜下”，在国内，“工人阶级形成了一个社会的势力，已经有了共产党”，并得到苏联与共产国际“有力的支援”，因此，“实行民族资产阶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不行的”，而建立革命民众联合统治的国家乃是新时代潮流的必然趋归。毛泽东这里的“联合”思想，也就是后来的“合作”、“协商”思想的早期形态，因此，建立革命民众联合统治的国家观念是毛泽东政协建国思想的萌芽状态。

毛泽东政协建国思想的伟大实践 毛泽东政协建国思想实践的第一阶段是抗日战争时期，其表现是各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的建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是“最主张统一的人”，他们发起了统一战线，“坚持了统一战线”。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立问题上，毛泽东指出：“必须确定这种政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则还没有这种政权。这种政权，即是一切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即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这种政权就是“三三制””政权，充分贯彻了“三三制”原则，充分体现了各阶级的联合和各党派的协商合作。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演说时，就特别指出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上的一条：“规定共产党员应当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

可以说，《陕甘于边区施政纲领》是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雏形，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同各阶级、各阶层、各界人士的共同政治纲领和行为准则，保证了参加政权的非中共人士都有职有权，体现了边区政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性质。所以，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是毛泽东政协建国思想的一次演习。实际上，毛泽东政协建国思想在一定区域的演习何止一次。他指出：“延安是所有解放区的指导中心……在所有这些解放区内，实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部必要的政策，建立了或正在建立民选的共产党人和各抗日党派及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合作的政府，亦即地方性的联合政府。解放区内全体人民的力量都动员起来了。所有这一切，使得中国解放区在强敌压迫下，能够屹立不移，并且一天一天发展，缩小敌占区，扩大自己的区域，成为民主中国的模型。”显然，毛泽东政协建国思想在不同地域演习的最终结果是在全国范围内的演习，争取民主中国的建立。

毛泽东政协建国思想实践的第二个阶段是抗战胜利后的短暂和平时期，其表现是倡导并争取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把当时“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改组成为各党派与无党派人士共同参加的民主的联合的国民政府，使之真能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和力量”。毛泽东首先批驳了国民党蒋介石对孙中山先生党派协商建国思想的背叛。孙先生临终仍“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遗嘱中强调要促进国民会议的召开。国民会议怎样召开呢？召集以前先由各政党、职业团体派代表组成协商预备会议。

而国民党蒋介石是怎样做的呢？毛泽东描述了其背叛遗嘱建立独裁国家的过程：“代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及其一切政策，就被国民党当局的叛卖性的反人民的‘清党’政策和屠杀政策所破坏了”，“从此以后，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毛泽东和全体中国共产党人，都认识到“国民政府，是国民党的一党政府，它所实行的是党治，而不是民治”，“是专制，而不是共和”。抗战胜利后，人民希望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的国家，中国共产党顺应了人民的意愿，及时号召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这一号召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欢迎。

国民党蒋介石在几次拒绝共产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倡导后，迫于民主呼声的高涨，而不得不表示接受。毛泽东以大无畏的勇气，带着他的政治协商建国主张，飞往重庆与国民党蒋介石谈判，谈判是艰难的，但必竟达成了“双十协定”，决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协商国事，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回民大会各项问题”。政治协商会议也是“一个难产的会议”，但在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召开了，并取得了有利于和平，有利于人民的成果。中国共产党人表示：“决不动摇地坚持政治协商会议的一切决议……，反对有任何修改，并呼吁一切民主人士与全国人民准备为此神圣任务进行艰苦奋斗”。他们认为：“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是各党派全权代表共同协议一致同意的结果……非此决不足以奠定国家民主化的基础。”

但是国民党依旧沉醉于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继续大搞专制政府、专制国家，对政协决议的执行毫无诚意。陈果夫就说：“政治协商会议……本党已受害……中国如实现多党政治，颇有蹈覆辙之可能”蒋介石也说：“不能把权交给多党政府。”终于，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决定恢复中央政治委员会，否定了政协通过的政府改组案，彻底剥夺了各民主党派在改组后的政府中的民主权利。

这一切说明，1946年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没有达到民主建国的目的；同时也说明，只要反动的国民党势力存在，政协建国思想是不会变成现实的。因此，毛泽东继续带着“各党派永久合作，共同建设国家”国的愿望，决心将革命进行到底，以谋求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

毛泽东政协建国思想实践的第三个时期是解放战争取得全面胜利之际，其表现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毛泽东主张政协建国，是团结建国，是统一建国，是合作建国，是协商建国，是民主建国，所以不能把毛泽东的政协建国思想简单地看成是“开会建国”，开个人民政协会，宣告共和国成立。

在蒋介石反动势力恣意破坏政协决议，而政协建国思想难以实现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立即号召：“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在农村中，“紧紧依靠雇农、贫农，团结中农”，在城市中，“除团结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一切进步分子外，应注意团结中间分子，孤立反动派”，“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建立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人正是运用了团结合作的武器，发挥了协商精神，才有了统一意志，才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

1947年7月，人民解放军转入反攻，同年10月发表宣言：“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到了1948年上半年，革命人民空前团结，反动政权摇摇欲坠。中共中央于5月1日发出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五一”号召得到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国外华侨和各族各界人士的积极响应。

在毛泽东政协建国思想的指引下，他们也都阐述、宣传了政协建国思想。民革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了十几次会议来讨论新政协问题，建议全国同胞和海外侨胞“重视新政协与国家存亡安危之关系”，积极贡献意见，“务使今后的新中国成为一个全国人民自由平等的国家”民进中央领导人马叙伦指出：“上次的政协，是民主和反民主、伪民主集团妥协的。这次的政协，是民主方面各阶级各阶层的代表自己互相商量国是，取得一个协议，只是‘和衷共济’的，而不是妥协的。”农工民主党，则从新政协与旧政协的区别中推论出新政权的统一战线性质，“筹备和产生人民的新政权，这种政权是以最广大的农工劳动大众为中心实行进步的新民主主义……与本党历来主张的以农工为中心的平民民主政权则完全相同。”

如果说“旧政协包合着民主与反民主两大势力，构成的成份是不纯的”，国民党“还以中国第一大党自傲，而蒋氏隐然是政协的中心”，因此毛泽东政协建国思想无法实现，民主国家无法诞生的话；那么新政协则完全是在毛泽东政协建国思想的指引而召开的，这次会议，包含了全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意志，表现了全国人民的空前的大团结；这个会议，“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选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毛泽东政协建国思想的最终实现。

毛泽东政协建国思想与政协长期存在 毛泽东政协建国思想中的“建”，不仅指“建立”，而且指“建设”。因此，政协建国思想不仅仅是“开政协会建共和国”的思想，更深一层的内涵是通过政协这一组织形式促进共和国的建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统一战线组织，“既然是这样一个组织，就不能开一次会就结束，而应该长期存在”。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反复强调了政协长期存在的思想。这一思想以新民主主义及其未来的社会主义实现为宗旨，以团结和民主为两大着眼点；进一步说，毛泽东政协建国思想的内涵是；政协以新民主主义及其未来的社会主义为政治基础，以团结和民主为历史主题，以建立和建设伟大的人民共和国家为目的。

毛泽东政协建国思想的重要前提是政协需要长期存在。毛泽东对主义和政党的看法是：“任何主义和政党的产生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社会基础和历史根源的”，“任何有社会基础和群众拥护的组织，绝不是可以强制解散或消灭的，古今来多少革命团体在万重压迫极端镇压下依然存在和发展”。所以，“凡以正确主义为指导得到群众拥护的革命性政党或团体就有长期合作的必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曾这样论述新民主主义或三民主义和多党合作。以三民主义为政治基础，不但是合作抗日的基础，而且是合作建国的基础。

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将引导这个合作到争取全民族解放，其民权主义将引导到彻底建立民主国家，其民主主义则可能引导这个合作到很长的时期，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与政治思想保证着统一战线的长期性。”正是由于这个长期性的存在，毛泽东认为：“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当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之后，他仍然指出：“要向大家说清楚，从长远和整体看，必须要民主党派。”

1950年2月，毛泽东听到救国会解散时，就很惋惜地说：救国会是进步团体，不应当解散。他还纠正了九三学社、民盟等民主党派成员中解散民主党派的错误想法。在毛泽东民主党派、统一战线长期存在的思想指引下，民主党派也重新认识到自身肩负的历史使命。政协会议召开了，共和国诞生了，但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巩固，共和国需要建设，万里长征才走完了第一步。中国民主促进会认识到“对于民主统一战线的认识和理解其实根本不完全，确有重新估价的必要”，因此，在其会章上规定：“人民民主共和国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有不可分离的关系，为着拥护巩固人民民主共和国，就必须拥护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本会不但不应该结束，而且还要更加努力，设法从各方面来充实自己的内容，加强自己的工作。”

既然多党合作需要长期存在，统一战线需要长期存在，那么，多党合作的机构，统一战线的组织，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要长期存在。所以，到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时，毛泽东针对人大召开后政协就失去存在必要的错误认识，十分明确地指出：“要合作就要有各党派统一合作的组织。这个组织在今天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就是统一战线的组织，所以说要长期存在。”

安定团结是政权巩固和国家建设的重要的前提条件，它需要社会各方面的长期共同努力，因此，具有极大政治包容性的多党合作组织，即政协，必须长期存在。在共和国诞生之时，毛泽东就意识到：“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需要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没有这种团结，这个专政就不能巩固，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因为这样，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毛泽东在这里将多党合作说成是政策，不是一般的政策，而是一种基本政策，基本方针，他的以合作促团结，以团结求稳定，以稳定求发展的思想是一种战略思想。或者说毛泽东的政协建国思想是一种战略思想，政协建国因而也具有战略的长期性、方向性。团结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因素，毛泽东也的确把团结稳定看成了国家建设的第一位因素、前提性因素，他在第一次政协会开幕时就点明了政协会议和全民团结的关系：“这次会议，包含了全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表现了全国人民的空前的大团结。”第二年，当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召开时，毛泽东特别强调：“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及其选出的全国委员会，是团结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各界民主人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组织，在全国人民中有很高的威信。

我们必须巩固这种团结，巩固我们的统一战线，领导全国人民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当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时，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中间都存在着一些在多党合作促进团结问题上的错误想法和错误结论，认为“各党派这样团结一致，推动新民主主义很快地发展，党派的存在就不会很远了”。毛泽东纠正了这种错误认识，指出：人大的代表性当然很大，但它不能包括所有的方面，所以政协仍有存在的必要。他充分认识到了政协担负的团结任务对国家长治久安和不断发展的意义，所以，他提出了“团结、建设、进步”的口号，并做了详细解释：“内部关系要经常调整，政协要承担起这个任务。我们的国家内部是团结的，但不是说没有矛盾，因此需要调整。矛盾在一万年以后还会有的，一二百万年以后阶级矛盾也许没有了，但还会有新的矛盾。”国内矛盾长期存在，说明团结问题长期存在，也就说明政协必须以团结为主题，始终如一地坚持做好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的工作。

发扬民主是政权建设和国家政治建设的核心内容。民主是国家形态，社会主义国家是民主的高级形态，但民主的实现是一个渐进过程。因此，作为发扬民主重要组织的人民政协需要长期存在。还在旧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就认识到了民主任务的艰巨和民主道路的漫长，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社论就指出：“中国民主政治的彻底实现，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而且是曲折，有困难，必须各党派长期合作才行。我们也不能否认，政党间的意见不会完全一致，争论自不能避免，困难也还不少。然而，只要各政党有长期合作的愿望、诚实和决心，一切争执没有不能以民主协商的办法解决的。”

共和国奠基之际，毛泽东就特别重视通过召开政治协商会发扬民主共商国是，素自敦请民主党派领袖赴北京共商建国大计。充分肯定了政协的民主讨论：“这种总结经验和决定方针的工作，是我们大家一起来做的。是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集合在一起来做的。这里，不但有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委员们……参加讨论，而且有各省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的代表们列席参加讨论……，这样，我们就能集中广泛的意见，检查过去的工作，决定今后的方针。”政协的民主讨论是国家民主政治生活的重要体现，因此，毛泽东还说：“这种方法，我希望我们以后继续采用。”

基于对人民民主和政协发扬民主之间关系的认识，毛泽东一方面对我国的人民民主进行了说明，另一方面对政协如何发扬民主也作了说明，后者必须体现前者。他指出“对人民来说……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就是必须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不是强迫他们做这样做那样，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们进行教育和说服的工作”，同时“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都采用这种方法。”政协是发扬民主的重要组织。

因此，毛泽东在谈到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友好合作时，着眼点一刻也没有离开发扬民主，尤其强调发扬民主的重要环节——民主监督。共产党是执政党，在台上“演戏”，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在台下“评戏”。共产党执政，民主党派评政，执政和评政长期共存，所以毛泽东一方面指出：“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这是我们的愿望，也是我们的方针。”另一方面他又指出：“我们希望各民主党派都能够注意思想改造，争取和共产党一道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以适应社会的需要。”为什么说民主党派的监督属于民主监督，是发扬民主的重要环节呢？毛泽东同志说过：“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这说明民主党派的监督和人民群众的监督是一样的，也是民主监督，是发扬人民民主的重要环节和方面。毛泽东这一论述应该是今天“人大、政协是我们国家发扬民主的两条重要渠道”论断的先声。民主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远大目标，所以政协需要长期存在，以民主为主题，为国家的政治生活民主化而做出巨大贡献。

①、②、《解放》周刊第31期，毛泽东《和记者的谈话》，1938年2月25

日出版。

③、、《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49页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107页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09页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347页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056—1057页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01页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93页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56页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b9页

《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36页

《中共中央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18页

毛泽东：“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填词，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中央党史参考资料》第3册，第409页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

子任（毛泽东）《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政治周报》第4期。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50页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09页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44－1045页

、1946年1月16日重庆《新华日报》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36页

、1946年1月10日重庆《新华日报》社论

1946年3月19日《解放日报》

《陈果夫传》，台北版，第934页

转引自《中国国民党史》，第323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946年2月7日重庆《新华日报》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87—1188页

《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195页，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

、民革中央宣传部编《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历史资料选编》，第176页，第169一170页

《马叙伦政论文选》第348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中国农工党党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中国农工党历史参考资料》第4辑，第53—55页

毛泽东《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老一代革命家论人民政协》，第7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老一代革命家论人民政协》，第52页

毛泽东《论新阶段》，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95页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09页

、转引自楚庄《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第10—13页，华文出版社1998年版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37页

《老一代革命家论人民政协》，第79页

同上书，第109页

同上书，第183页

1946年2月7日重庆《新华时报》

《老一代革命家论人民政协》，第115页

同上书，第117页

同上书，第2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