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始丝弦锣鼓被誉为“土家人的交响乐”，是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丝弦锣鼓”的形成和发展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干牌子”从“薅草锣鼓”里单独分离出来，与民间音调溶合形成“耍锣鼓”；第二个阶段是曲牌体戏曲音乐流入建始被本地锣鼓吸收，形成了新的“鼓吹乐”形式；第三阶段是板腔体的戏剧音乐的流入，又被上述“鼓吹乐”溶合形成所谓的“丝弦锣鼓”。

在湖北省的西南部，有一个被人美丝弦锣鼓称为“金建始”的地方——建始县。它自古为“楚蜀咽喉”，是荆楚通往巴蜀旱路的必经之地。自晋建县以来，已有近二千年的历史。清同治五年县志载，这里“万山稠叠，突兀恢奇”，是“包谷根从石罅寻，石田载土土如金”的穷地方。

然而，由于生活在这里的各族劳动人民乐达豁观的生活态度、勤劳淳朴的人生秉性、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宽厚胸怀，加之建始所处的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得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和本土文化在这里得到了广泛的汇集和天衣无缝的融合。创造了极其丰富多彩、璀璨绚丽、千姿百态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如浩如烟海的民歌、妙趣横生的民间故事、热情奔放的花鼓灯、喜花鼓、古老浓烈、风格各异的跳丧舞等等，犹如朵朵山花，争奇斗妍，绽放在建始的山山岭岭、村村寨寨。“建始丝弦锣鼓”便是其中犹为夺目的一朵。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丝弦锣鼓”的调查收集整理保护简况

新中国建立以后，人民政府非常重视对“建始丝弦锣鼓”的保护。1957年湖北省人民艺术剧院及湖北省歌舞剧院派出一批专家到建始采访丝弦锣鼓。上世纪60年代初到文化大革命前，县歌舞团专门聘请著名艺人尹明河住团传授“丝弦锣鼓”近二年之久。恩施地区歌舞团在此期间，也经常聘请尹明河到该团传授锣鼓。湖北省歌舞团甚至派专班到建始学习“建始丝弦锣鼓”。

文革期间，视锣鼓师傅为“牛鬼蛇神”，禁止打锣鼓长达十几年，但在偏远的乡村也时有打锣鼓的。

1981年，“十大集成”启动，“建始丝弦锣鼓”得以受到较为系统地全面地挖掘、收集和整理。县文化馆派出音乐专干，深入农村，拜师学艺。在普查的基础上，重点对民间艺人肖茂荣所掌握的所有曲牌进行了录音、对口传的曲牌对照录音逐一记谱整理。此项工作从1981年启动到1984年结束。1985年由县民委斥资5000元，由武汉音乐学院印成《建始民族民间吹打乐·丝弦锣鼓》资料册子。

1997年中央民族大学毛继增教授曾亲自到建始采访丝弦锣鼓。2000年初，恩施州民委制定了州民族文化研究工作十年（2000——2010年）大纲，编辑出版《恩施州民族研究丛书》，是实施“大纲”的一项长期计划。因为此，在原《建始民族民间吹打乐·丝弦锣鼓》的基础上，对部分曲牌进行了诠正和修改，在2001年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发行了<建始丝弦锣鼓>一书。

“丝弦锣鼓”这个名称乍一看起来有些不太符合情理，然在我们了解了它的成因之后不太难理解这个约定俗成的名称了。

不难看出，所谓“丝弦锣鼓”实际上包括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和形式。 一是有“缓急抑扬、而无律吕”（王圻《三才图会》）。被俗称为“干牌子”或“小牌子”的纯锣鼓乐。所谓“干”是与“湿”相对应的，“干”是指纯噪音的打击乐。“湿”则是指有旋律的乐音曲牌；“小”是与“大”相对比的。凡“干牌子”大都短小，很少超过两个乐句。所谓“大”则是“丝弦锣鼓”中那些较长的而又相对完整的鼓吹乐。 二是早一些年流入到建始的曲牌体鼓吹乐，它包括连吹带打的鼓乐和大量的唢呐独奏曲牌（在民间俗称为“堂牌子”或“坐堂牌子”，“堂”取“堂屋”之意）。

三是所谓的“丝弦”。“戏曲音乐发展的后一阶段，即在由明末至清末一段时期中，新兴声腔和新兴剧种，接踵而起，其影响最大的是《弋阳腔》、《梆子》和《皮黄》（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述三种声腔中《皮黄》和《梆子》在建始被民间艺人采纳。他们把“西皮”称为“下路”。这是因为“西皮”是建始以东流入，建始人把长江中下游的人称为“下江人”，这里的“下路”的“下”即取其意。“上路”又俗称“川梆子”，是经建始以北流入的，所以又称为“北路”。“南路”则是从建始以南流入的，大约与湖南荆河戏有关。所以，“丝弦”在民间又有“三条路”之称。“丝弦”实际上是“唢呐吹戏”。因其演奏中加入了笙、竹笛、月琴、胡琴等丝竹乐器，大都把这部分板腔体的曲牌称为“丝弦”。

以上四类曲牌中，前三类可以在曲牌的联奏中浑为一体，而“丝弦”是另外演奏的。经常听到艺人们在实际的演奏中说这样一句话：“我们来一板锣鼓”或“来一板丝弦”。这句话足以说明“丝弦”与“锣鼓”是两回事。那为什么约定俗成了“丝弦锣鼓”这个名称的呢？那是因为艺人们在授业之时，经常是既教“锣鼓”又教“丝弦”。大多数艺人兼具两种本事，社会上认为他们是“丝弦锣鼓”艺人，把他们称为“打丝弦锣鼓的”。所以把他们所演奏的不同类别的曲牌通称为“丝弦锣鼓”。

（一）丝弦锣鼓的传承情况

1、代表艺人及传承情况 据调查，“丝弦锣鼓”传承有据可考的已传承八代艺人。其中历史著名代表艺人有： 第一代：李世高，出生年龄不详，人称“高老头”。早年是戏班琴师，晚年回到建始，以传授锣鼓、胡琴、唢呐为职业。

第二代：李德福，（ ——1924年），人称李九九，李久娃是李世高的小儿子，随其父学习，吹拉弹打俱精。与他齐名的还有熊自能（人称明祖娃）和向四凤（人称向凤娃），此三人合称为“老三娃”。

第三代：汤维兴，（1886年——1942年），人称汤兴娃。与李直春（人称大狗娃）、朱方之（艺名珍喜娃）同随李德福学习，社会上合称“少三娃”。“少三娃”受夹钹锣鼓路子的影响，将本地单钹锣鼓改为夹钹锣鼓。汤维兴晚年多病，在家（长梁下坝藕堰塘）开馆授徒，是“丝弦锣鼓”开馆授徒第一人。现流传的绝大多数曲牌都是由他传授下来的。

第四代：第四代著名艺人最有代表的有两位。第一位是尹明河；第二位是肖茂荣。他们同随汤维兴学习。

尹明河（1895年——1977年），长梁峡口人，排行老二，人称“二师傅”。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曾先后被县、地区、省文艺团体请去教授“丝弦锣鼓”，最长时间在县文工团“坐团”教授近二年（1963年——1964年）时间。 肖茂荣（1919年——2003年），长梁下坝人。一个多才多艺的民间艺人。1956年曾挟技参加过湖北省民间艺术大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至2003年逝世前多次参加州、县、汇演献技，为州接待演出献技。所传承的102个曲牌编入《建始丝弦》一书。其中22首被载入《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湖北卷》，该书载入其小传。2003年被恩施州人民政府命名为“民间艺术大师”。

第五代：肖远游（1944年—— ）。长梁兴安坝人。师从尹明河。传徒近400人。2005年被州人民政府命名为“民间艺术大师”。 （第六代到第八代艺人略）。

2、“丝弦锣鼓”的传承方式 “丝弦锣鼓”牌子传承的方法，以口传心授为主。凡乐音用“当、啷、罗”三字；凡噪音用“转、切、冬、不、龙、可、大七字。有少量的艺人会念几句工尺谱，但一般不用工尺谱传教牌子，民间称为“开牌子”，但即使开了牌子，也是用口念来传教。其开牌子所用符号有“o”、“×”、“プ”等。“o”表示大锣，“×”表示头钹，“プ”表示休止。还有一些艺人自创的符号，因其只在某几人中认可，不具代表性，所以流传不开。

3、“丝弦锣鼓”传承的办法 “丝弦锣鼓”艺人在学习之前，首先要选定师傅，然后再写“投师帖”，举行简单的拜师仪式，学习三年。

学习锣鼓的人数按乐队编制，一般为7人以上。且所学者都住得不远，解放前以保、甲为范围，解放后以生产队、村、组为范围。所学徒弟随师傅外出打锣鼓，伙食由东家供给，师傅和徒弟按人头计算，平均每人三吊钱（旧时），全由师傅领走，徒弟分文不取。第二年，师傅得三分之二工钱，徒弟得三分之一的工钱。第三年，师傅得三分之一，徒弟得三分之二的工钱。这个分配原则一直沿用。

另一种办法是开馆授徒。在“丝弦锣鼓”传承的办法中，开馆授徒仅有汤维兴一例。因其晚年中风，行走不便，便在家开馆授徒。他采用的办法是交多少谷子，教多少牌子。

在民间，文化革命以前（可推至新中国成立以前）至文化革命结束后的几年（可延续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丝弦锣鼓”的演出活动是相当壮观的，不论红白喜事，总少不了艺人们的身影。安居乐业，婚丧嫁娶，诞生寿礼，节庆聚会，少了锣鼓，总是不行的。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随着电视进入农户，卡拉OK唱进家庭，一般红事（喜事）就不请锣鼓班子了。只有在举办丧事时才请锣鼓班子来热闹一下。

即使如此，好一点的班队，仍可每年演出活动达到180场以上，好一点的师傅可在200场子以上。其每年收入在2000元——10000之间，个别的可达15000元左右。

（三）丝弦锣鼓活动的范围 新中国成立以前，丝弦锣鼓活动的范围比较狭窄。仅限于建始长梁及业州、猫坪、三里及紧邻恩施的柏杨。所以，它原来也有“北乡（长梁在建始县治以北）锣鼓”的称谓（还有一些比如“西乡锣鼓”等，但不及“北乡锣鼓”出名）。

“丝弦锣鼓”以长梁乡、业州镇为辐射中心，基本上在建始全境都可以听到“丝弦锣鼓”的声音，看得到“丝弦锣鼓”艺人的身影。不仅如此，还波及到邻省邻县。毗邻重庆市巫山、奉节可以听到“丝弦锣鼓”的声音，有建始“丝弦锣鼓”艺人们活动过的地方有巴东、恩施、宣恩、来凤、利川等县。

（四）“丝弦锣鼓”在专业文艺团体活动的情况

历年来，专业文艺工作者对“丝弦锣鼓”的加工，改造一刻也末停息过。陆陆续续地搬上县、地区（州）、省里的舞台。

曲艺《过秆》（汪启武词、刘绍全曲）赴省汇演。“丝弦锣鼓”表演《泥巴腿子上大学》（谭儒学曲）在县舞台上和全县乡村演出多场。表演唱《工地的早晨》（程仕创曲）。小戏《秀梅的婚事》（侯勇曲）代表恩施地区参加湖北省戏剧展演。小戏《肉店早晨》（汪启武词、江祝年曲）、大戏《一往情深》（吕新琼词、江祝年、刘必介曲）参加全州专业剧团汇演，分别获创作二等奖，表演奖。曲艺建始丝弦《糊涂官断案》（文世昌曲）由恩施市文工团参加1987年湖北首第四届“百花书会”一举夺金，并由湖北电视台现场直播。曲艺建始丝弦《借姐夫》参加2004年湖北省“百花书会”夺得铜奖，州专业剧团汇演金奖。曲艺建始丝弦《两代警嫂唱新曲》（汪启武词、江祝年曲）参加公安部汇演夺得银奖。以“丝弦锣鼓”曲牌改编的歌曲《回归赋》1997年在参加州比赛获一等奖之后，又被定为公演节目，获得好评。

任何事物的价值衡量，是因其独特性和可利用性而决定的。“物以稀为贵”这句话并不十分完整，“非典”稀少，并不可贵。还要从它的利用性，有益性等积极的因素上去衡量它。

我们这里只谈“丝弦锣鼓”的“稀有性”和“可利用性”，这两者基本可以说明“丝弦锣鼓”这个艺术品种与其它艺术品在相比中的独特性。

谈起“丝弦锣鼓”的独特性，还得从建始所处的特有地理环境和人文渊源说起。

先说地理环境。建始地处鄂西南，正北与重庆巫山接壤，西北与重庆奉节相连，西南与恩施连界，正南与鹤峰为邻，正东与巴东隔河相望。这里“万山稠叠、突兀恢奇”，“自古为楚蜀咽喉”（清同治五年《建始县志》）。

再说人文环境。“建始自明季寇乱，邑无人居十数年，迨康熙初年就荡平，逃亡复业者十之一、二，嗣是荆州、湖南、江西等处流民竞集”《施南府志卷之十·典礼，风俗》P162。建始因明末战乱，县治所在地人民纷纷逃亡，至康熙初年，回来复业的人不过十之一、二。荆州、湖南、江西移民甚多，这可以说明建始的人至少在县治所在地土著人已经不多。外来“流民”一定要注入新的文化和习俗。

一是“楚蜀咽喉”，二是“流民竞集”。影响了建始本土的文化状态。这一点可以很清晰地从“建始丝弦锣鼓”中的形成和发展反映出来。

据调查“丝弦锣鼓”班队，遍及建始全境，全县境内有班队100多个，职业的、半职业和非职业艺人几近2千人，每年演出约在3500场左右（全县班队演出总和）。仅长梁一乡就有班队65个，职业的半职业和非职业艺人计1256人。这个调查统计的数字是惊人，世界上任何一个乐团不可能有如此庞大的队伍，所演出的场次是世界上其他任何演出团体不可能达到的，按平均每场收入以400元计算，这个庞大的演出团体年收入可达140万元，在一个贫困地区，这又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我们还注意到，由于全球化趋势的增强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丝弦锣鼓”在演出的实用性上严重萎缩。在所谓“红喜事”中（比如：婚庆、寿礼、诞生礼、立屋挡水等）几乎不请锣鼓班子。只有在丧事活动才请一班或几班锣鼓闹热一下。“死人子锣鼓”几乎成了“丝弦锣鼓”的代名词。长此以往，将导致不良后果，至使“丝弦锣鼓”自生自灭。

从曲牌本身的类别上，“丝弦锣鼓”原本是做生有做生的牌子，打喜有打喜的牌子，红、白事开吹各有讲究。由于“红事”不同锣鼓班子，将导致“红事”曲牌失传。原“丝弦锣鼓”中有24个祝寿的曲牌，仅在1981年抢救出来1个，其它的23个曲牌现有艺人连曲牌名都不知道，已失传了。知道曲牌名的有《慈善调》、《春来》、《秋采》、《猜句子》、《山喳子》、《碎眉子》、《隔之子》、《跌断桥》等几十个。

由于其实用范围的单一，将使庞大的队伍成为暂时现象。活跃在“丝弦锣鼓”演出现场的，大都是“丝弦锣鼓”第六代艺人和第七代艺人。

第六代艺人多在50岁以上，第七代艺人也大都在40岁左右。第八代艺人有几个，仅仅是凤毛麟角。

实用性的单一，还可导致乐器的单一，演奏技巧的退化等多种不良后果。在现代手段强有力的冲击下，加上自身的退化，“丝弦锣鼓”成为博物馆的文物只是迟早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