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盖隆（1918—2001），中共党史专家。广东信宜县人。曾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共党史研究会（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前身）常务副会长等职。参与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的十三大报告，主持编写《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创办《党史通讯》《党史研究动态》《中共党史文摘年刊》等刊物。著有《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党史探索》《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等。

廖盖隆，1918年3月20日生。1932年毕业于白石镇吐珠高小。同年秋入怀新初级中学学习，1935年毕业。从1932年起，经过同学杨优德、杨卓干、杨发华的介绍，读了从参加过1927年秋冬怀乡暴动（即“南路暴动”）的共青团员杨叙庆处借来的马克思主义书籍；认识到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之路才能救中国，因而拒绝别人对参加国民党的介绍。

1935年至1938年在高州中学师范科第四班学习。继续和从信宜来的以及茂名的和别县来的主张抗日救亡的进步同学交往和交流读进步书刊的心得。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与当时暑期留校的和后来参加的进步同学20一30人（开学后发展到40一50人）组织抗日救亡星期日下乡宣传队、抗战剧社、新书合作社等爱国进步团体，在没有共产党领导的情况下，主动地根据革命报刊介绍的共产党的主张，做了1年的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和杨优德（师四班）、余荣中（普八班）是这些救亡宣传工作的组织者。

1938年7月高中毕业后与其他进步学生杨优德、余荣中（40年代已在晋察冀边区抗大分校病故）、杨琳熙（即杨毅，原广州市副市长）、杨进林、卓树基、刘叔祥、程钧昌（40年代在琢鹿县华北联大，已亡故）、李淑珠（女，现名葛俞，原武汉市委党校校长）等（另一人是信宜县中学毕业生杨立展，30年代末为连指导员，在对日作战中英勇牺牲）共9人，经抗大三期毕业生梁毅（即梁锡琼，梁伦之子，又名张昌中）的介绍，结伴到广州八路军通信处考取陕北公学后，前往陕甘宁边区。从8月初起到1939年7月，先后在陕北公学普通班第34队和这个学校的高级班第4队学习。1938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转为正式党员。

1938年8月到1940年初被选送到马列学院第4班学习。1940年初到1941年4月，在马列学院中国问题研究室，研究中国现代革命史，并向安塞二局的在职干部讲授。

1941年4月到1944年4月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任经济组财政小组长，并被聘为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特约撰稿员，发表了几篇关于国民党统治区财政经济危机的论文。

1944年4月到1946年底，在解放日报社工作，先后任蒋管区评论组组长、国内评论部副主任，发表了《日本投降后美国在中国干了些什么？》、《蒋介石出卖了多少国家主权？》等得到周恩来等领导人肯定的论文。

1946年底到1951年1月，在新华通讯社工作，先后任国民党区新闻部副主任、主任，国内新闻部副主任、主任；1950年任副总编辑。1949年初和曾彦修、王宗一撰写一个3万多字的《日本投降后大事月表》。1950年初撰写了共产主义教育丛书中的一本：《新中国是怎样诞生的？》（后被教育部选为高中二年级教材，书名改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简史》）。

1951年1月到1957年1月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先后任宣传处（现在称“局”）主持处工作的副处长（兼任抗美援朝总会宣传部副部长）、报纸处处长。

1952年初参加了美国细菌战罪行调查团东北分团工作（随后又先后随廖承志到朝鲜及陪同法国和大主席伊夫·法奇到朝鲜调查美国细菌战罪行），并参加了同年7月赫尔新基世界和平大会及同年10月多伦多国际红十字大会。

1955年12月到1956年4月作为秘书，随国家副主席朱德访问了罗马尼亚、匈牙利、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苏联、蒙古共七国，并作为代表团工作人员参加了苏共二十大。

1957年1月到6月，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历史组工作。

1957年6月到1961年6月任朱德政治秘书。1959年3月随党的副主席朱德再一次访问了波兰和匈牙利。

1961年6月到“文化大革命”前任中央联络部指导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主持毛泽东指示编写的《非洲手册》的修改定稿工作（此书后来内部出版发行，“文革”后改书名为《非洲概况》公开出版）。

1975年1月起在中联部研究组工作。同年7月起到1977年在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编委会办公室任《毛泽东选集》第5卷注释组副组长。

1977年6月起任中联部西亚非洲研究所筹备组长、所长（1978年转归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后，仍兼任这个所的所长，直到1983年）。并任胡乔木建议设立的《毛泽东的生平和思想》一书的编写组组长（此书的编写工作后来归中央毛泽东著作编委办公室领导）。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参加了1979年1月到4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这个会议拨了林彪、“四人帮”反革命破坏之乱，批评了毛泽东晚年“左”的理论错误，同时肯定了毛泽东的崇高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期间在这两方面都坚持了正确的立场。

1979年9月起任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办公室（后改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直到1983年）。

1980年3月起任新设立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专职副主任，协助胡乔木审定高校党史教学大纲，主持《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后改名《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和《中国共产党历史》初稿的编写工作。同时任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副主任，中共党史学会常务副会长、中东学会会长、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副会长，并任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集中于从宏观角度研究中共党史、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作为代表出席了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

1986年11月起从行政领导工作退居二线。1990年离休。仍任中共党史学会顾问。1989年5月被邀到美国哈佛大学讲学。1994年11月重新被选为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退居二线及离休后，继续从事中共党史、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门互相紧密联系的科学的研究和写作。

2001年6月23日在北京逝世。

廖盖隆1918年出生于信宜县白石镇扶龙蔗坪村一个贫苦农家，全家靠举债度日，供廖盖隆读书。1927年冬，朱也赤在他的家乡发动震撼粤西的怀乡起义，一度建立苏维埃政权。廖盖隆幼小的心灵受到巨大影响，对共产党的政策主张有了初步认识。读怀新初级中学后，他与同学杨优德、杨卓干、杨发华主动找到参加过怀乡起义的共青团员杨叙庆，从那里借到很多马克思主义书籍阅读，认识到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救中国。1935年，他考进高州中学师范科第四班学习，继续阅读革命书刊，拒绝了别人对他加入国民党的介绍。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蹂躏着中华大地，这激起了廖盖隆强烈的爱国热情。他与同学们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组织抗日救亡星期日下乡宣传队、抗战剧社、新书合作社等进步团体进行抗战宣传。

1938年7月，廖盖隆克服种种困难，冲破重重阻挠，到广州八路军通讯处考取陕北公学后，奔赴中国革命圣地延安，当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8月他被选送到延安马列主义学院学习，1940年1月至1941年3月在马列学院中国问题研究室工作，1941年调到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这期间在《解放日报》发表了系列关于国民党统治区财政危机的论文，受到各界的特别关注。1944年4月至1946年底，他在《解放日报》工作，先后任蒋管区评论组长、国内评论部副主任。1947年他调到新华社工作，先后任国统区新闻部副主任、主任，新华社副总编辑。

1951年起，廖盖隆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任宣传处副处长、中国抗美援朝宣传部副部长;1957年6月至1961年6月任朱德政治秘书;1961年6月,在中央联络部西亚非洲研究所任研究员。文革结束不久,廖盖隆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注释组副组长。那时，“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展了一段时间，他对这个运动很反感，用他能用的办法进行了抵制。每次开“批邓”会，他就带着几本书，边听别人发言边看书，还用笔圈圈点点，多次开会也没有一句“批邓”的发言。组里一位热衷“批邓”人士要搞所谓“批邓”语录，动员他参加，他说：“你们下边人搞的活动，我不一定都参加，组里还有不少事要办呢！”把那人挡了回去。1979年1月至4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廖盖隆参加这个会议，会议其间他坚持解放思想，实是求是的正确立场，为我党纠正毛泽东晚年“左”的理论错误，充分肯定毛泽东崇高历史地位以及毛泽东思想长远指导意义作出了学术贡献。1979年9月廖盖隆任毛泽东著作办公室副主任；1980年3月，党中央决定设立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廖盖隆被任命为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

廖盖隆是我党党史研究领域的拓荒者和指导者，在他的努力下，创办了《党史通讯》、《党史研究动态》、《中共党史文摘年报》等刊物，卓有成效地推动了全国党史研究工作的开展。他不畏个人风险，坚持正确的立场，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我党历史上的一些重大疑点问题，组织专家学者开展学术讨论和史料考评，进行了澄清。1986年11月，廖盖隆参加起草党的“十三大”报告。他对家乡党史工作也给予积极支持帮助，高州中学曾约请他写亲历的革命史料，他在百忙中一丝不苟地撰写。1989年10月，因有关部门在金塘镇白土村修建朱也赤烈士墓园，准备刻党政领导、乡贤名人题词诗赋于园中，请廖盖隆题词，支持弘扬烈士精神，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他谦虚地推辞了一番，最后高兴地答应了。他还说：“朱也赤是我母校高州中学的学长，是我景仰的先烈，是我们党的骄傲，他的精神会永远教育后人。”不久，他寄来了一幅书写十分工整的题词：“学习朱也赤烈士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精神！”落款是廖盖隆敬题。他在信中表示，题词谨供选用，如有不妥，弃之可也。并表示回乡如有机会，再到朱也赤烈士墓前拜祭。

新中国成立之初，廖盖隆写的《新中国是怎样诞生的？》一书被广泛传读，该书英文译本改名《从延安到北京》对外发行，受到世界关注。后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筒史》被教育部选用为高中二年级教材。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廖盖隆集中精力从宏观角度研究中共党史、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1983年著作《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所走的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界定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得到理论界普遍认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廖盖隆主要著作《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毛泽东思想史》、《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发展》、《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毛泽东建党思想》、《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历史和重大意义》、《沿着邓小平新道路，实现中国现代化》、《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探索》等，都体现了他党史学的非凡功底和大胆创新的理论思维，曾对我国政治和社会产生较大的影响。

主要著作有除前述《新中国是怎样诞生的》（1950年，英译本名为《从延安到北京》，1984年修订版改名为《全国解放战争简史》）一书外，还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4年），《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1955年），《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社会主义革命思想》（1960年），《党史探索》（1983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1983年——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所走的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界定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胜利》（1987年），《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1988年），《毛泽东思想史》（1993年）。

发表的主要党史论文有《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是改革成功的保证》（1988年10月），《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发展》（1992年2月），《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发表前后》（1992年9月），《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1993年6月），《毛泽东建党思想》（1993年4月，《毛泽东思想大辞典》重点条目之一），《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1993年12月），《历史的里程碑，理论的新概括——学习十四大文件的体会》（1993年4月），《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历史和重大意义》（1992年6月），《沿着邓小平新道路，实现中国的现代化》（1993年12月），《邓小平建党思想》（1994年，《邓小平思想理论大辞典》重点条目之一），《两个伟大的历史性转折——纪念遵义会议60周年》（1995年1月）等。

主编的书有《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探索》（1987年），《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研究方法》（1987年），《历史经验和现实改革》（1989年），《新中国编年史》（1989年），《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上、中、下卷）（1991年），《中国共产党发展事典》（与丁晓春、李忠志主编，1991年），《中国共产党的光辉七十年》（1991年），《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画册，与谷长春、蒋齐生主编，1991年），《共产党员修养全书》（与史柏年、雷永生主编，1991年），《中国人名大辞典》（与罗竹风、范源主编，分为《现代党政军领导人物卷》、《历史人物卷》、《当代人物卷》3卷，分别于1991、1992、1993年出版），《当代中国政治事典》（与赵宝煦、杜青林主编，1991年），《毛泽东研究事典》（上、下卷）（与邢崇智、蒋顺学、赵学敏主编，1992年），《毛泽东大辞典》（与马齐彬为名誉主编，1992年），《毛泽东大典》（上、中、下卷）（名誉主编，1993年），《毛泽东百科全书》（上、下卷）（与胡富国、卢功勋、程敏主编，1993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纲要》（与方锡金主编，1993年），《理论家笔下的毛泽东》（1993年），《马克思主义百科要览》（上、下卷）（与孙连成、陈有进、郭健严、康绍邦主编，1993年），《社会主义百科要览》（上、中、下卷）（与梁初鸿、陈有进、江夏主编，1993年），《现代中国政界要人传略大全》（与张品兴、刘佑生主编，1993年）。还主编出版了1982年到1987年共6册《中共党史文摘年刊》。

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曾被评为199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党史党建优秀图书”，并获得1992年中国图书评论学会第六届图书评奖一等奖领衔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发展事典》，1992年获得“本钢杯”第4届优秀党建读物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