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厚明，男，重庆永川人，1963年生，初中学历，1998年进城务工，2002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重庆建工集团第一市政工程公司路面工程处农工班班长，现任重庆市建工市政交通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沥青拌合站站长、工会副主席，重庆市总工会兼职副主席。党的十八大代表、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2005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农民工、重庆市优秀共产党员。

康厚明，男，汉族，中共党员，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曾在家乡务农，1998年至今，在重庆市城建控股（集团）第一市政工程公司临时工、路面处农工班班长。参加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拟提出的建议：主要是关于农民工就业、子女入学方面的问题。

2017年12月，当选重庆市总工会第五届委员会副主席。

康厚明说咱是农民工，以前完全没有这个机会。2002年在村里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只有参加党组织活动 时，才有机会学习。康厚明是由公司工会推荐到重庆市总工会，又由市总工会推荐到重庆市人大，参加选举的。我们公司(重庆城建控股第一市政公司)是国有大企业，光农民工就有十几万人。我的材料都是报上去的，代表们可以根据这些材料了解我。另外我所在的班组比较出名，当过多年先进，我也当选过全国劳动模范。

康厚明说我是最底层的农民工，整天干活，学习少，我打工这么多年，关于农民工的问题多得很，这次提了4个最主要的：关注农民工职业病，加强农民工的劳动保障，加强农村留守老人小孩的照顾，加强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刚当上人大代表时，我只是感到非常光荣，认为自己把农民工中间存在的问题，向党和政府提些建议就行了。现在，我更关心的不仅仅是农民工，还有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回去以后，我要向工友们宣传大会精神，自己还要学习法律、代表职责等知识。这次会上发了很多书：各种手册、法律法规等，我都装了满满一纸箱。我得先把这些东西基本掌握了，才能履行好代表的职责，否则，去跟人家交涉，都不知道该怎么说。

康厚明说过去没有农民工当全国人大代表，现在有了，已经是一个进步了，2亿农民工，是一个不小的群体，现在政府已经算重视了，而且很多老代表也心系农民工，在讨论人大工作报告、政府工作报告时都提到过农民工，所以我们3个人不感觉孤单。还有新闻媒体也很关心农民工的问题，光我接受过的采访就不下一二百次了，他们都很热情。富人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事，我没思考过，不好表态。富人的提案是否合适，应该由政府判断。但我觉得富人的钱是下面很多工人辛勤劳动为他挣的，他想得更多的应该是工人。当然，富人的致富经验可以推广。

你们3位农民工代表这次提的建议，几乎没有涉及农民工利益与企业利益冲突的，实际上这方面的冲突是经常发生的，并且农民工常常是利益受损的一方。康厚明我们搞建筑的流动性大，就业机会多，如果与老板有冲突，他会炒农民工，农民工也会炒他。我们只要技术好，在哪儿打工都不怕。所以我没考虑过这个问题。我觉得如果企业通过各种手段压成本，不但会压低农民工的工资，质量也没有保证了。比如5000万元的项目，他4500万元拿下了，怎么消化这500万元？就要在施工上做文章。所以，企业竞争应该有个底线，超过这个底线，政府就不要给他做。不过我们公司是大企业，做得好，没有拖欠过农民工工资。我们住在民工楼，12个人一间，每个房间都有空调。

康厚明说重庆因为参保的农民工很少，所以还没有退保的。重庆工厂里的农民工不多，700万农民工的一

大半都在建筑行业，我们在职业方面长不大，干得最好是当老板，咱又当不成老板。来到北京后，我问了一些在建筑行业里工作的农民工，他们说，北京的农民工社保金缴得很好。我觉得这一点值得其他地方学习，但是北京农民工子女上学受歧视，这是社会风气、教师素质等问题造成的。

康厚明说我不算是什么管理者。我当了9年班长，每天跟大家一起干活，一起下班。(伸出自己的双手来看)我要回去几天，手就又变样了。朱雪芹、胡小燕她们是管理者。朱雪芹的学历高，工作环境好，还去日本学习过，她已经进入了高层次，90%以上的农民工达不到她那水平，很多正式工也没她好。我是来自最底层的农民工，说话欠缺很多，大道理不会讲，只能说些实际情况。我觉得不管在哪个层次，只要对农民工关注，为农民工说话，并且心里想着国家事务，他就是个合格的人大代表。我也代表农民，因为我是从农村出来的，农村始终还是我的牵挂。我来开会这十几天，800块钱手机费都打没了，好多农民给我打电话，反映他们的问题。河南农民说，他的孩子被拐卖了，让我管管。我说这是该公安局和派出所管的事呀。他说他到派出所报案了，警察也在找，但是还没找到。我说只要他们努力在找，就属于正常。所以我也提了廉租房的建议，现在城里的廉租房只考虑有城市户口的人，我觉得应该把农民工也加进去，给他们多些家的温暖。

希望进一步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同工同酬同待遇，让农民工无后顾之忧地融入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