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长夫人》（The Regent's Wife）是19世纪西班牙著名作家克拉林（Clarín）创作的长篇小说。

克拉林的生活年代，正是西班牙社会激烈动荡的年代。当时欧洲正处于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时期，而西班牙却仍遭受着封建势力和反动教会的压迫，国家处于全面衰落之中。国际和国内形势促使西班牙的资产阶级决心冲破重重阻力，争取得到较大发展。克拉林正是在这种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保守势力的殊死斗争中成长并从事文学创作活动的。克拉林原名莱奥波尔多·阿拉斯，一八五二年四月二十五日生于萨莫拉城。一八六九年考入奥维多大学法律系，在校期间便参加了推翻女王伊莎贝尔二世的革命，从此成为共和派。一八七一年，他进入马德里中央大学，这期间，结认了许多文学界名流，其中就有名声显赫的小说家贝尼托·佩雷斯·加尔多斯。

一八七五年十月，他首次以“克拉林”（意即号角）为笔名在讽刺杂志《鞭挞》上发表作品。从此一直使用这个笔名在多种刊物上发表文章，宣传共和主义，批判王朝复辟。一八八三年，他返回奥维多大学，在该校长期任教，并开始构思和创作《庭长夫人》。这部作品于一八八四年完稿，分两卷于一八八五年一月和六月出版。一八九一年，他出版了第二部长篇小说《独生子》，作品通过一个家庭悲剧，谴责了十九世纪西班牙顽固的保守势力。除这两部长篇小说外，克拉林还写下了大量文艺评论、随笔、讽刺小品及短篇小说。一九0一年六月十三日，他在奥维多逝世，时年四十九岁。

《庭长夫人》是克拉林的代表作，也是十九世纪西班牙现实主义文学的杰作之一。

故事发生在贝图斯塔古城。主人公安娜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自幼父母双亡，只身寄居姑姑家中，十九岁时，嫁给一个年近半百的法庭庭长，得名“庭长夫人”。婚后，丈夫待她很好，但那不过是父爱与友谊，缺少夫妻之情。这时，当地一个花花公子、政界人物梅西亚闯入她的生活，激起了她的感情波澜。为免于失身于他，安娜投身宗教，不料，教堂神父德帕斯对她的美貌垂涎已久，也向她发起进攻，由此导致了两个追求者之间的激烈角逐。

三年后，政界要人梅西亚终于获胜，但不久，奸情败露，决斗中梅西亚杀死了安娜的丈夫，随后逃之夭夭。小说虽写的是一桩男女私通之事，但它却通过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描绘了十九世纪下半叶西班牙贵族阶级的生活状况与精神面貌，揭露了贵族阶级的庸俗、虚伪和冷酷以及小市民的愚昧、落后和自私，进而指出，那个尔虞我诈、人欲横流的社会才是造成安娜悲剧的真正罪魁。

安娜是个才貌出众的少女，性格坚强，喜爱读书，富于幻想。十岁那年，她与一个十二岁的男孩在一只船上度过一夜，此事便被渲染成一极丑闻，深深刺伤了安娜的幼小心灵，从而使她变得谨小慎微、循规蹈矩、把贞洁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安娜成年后，出落得非常漂亮，上层社会的公子哥儿们无不围着她打转，但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娶她为妻，原因是她拿不出像样的嫁妆。安娜的姑姑见高攀不成，便打算把她嫁给一个从美洲发财回来的阔佬，为拒绝这门婚事，安娜草率地与法庭庭长结婚。这种困形势所迫，年龄悬殊的婚姻，为她的悲剧埋下了伏笔。没有爱情的夫妻生活使安娜感到寂寞冷清，精神空虚。因此，面对情场老手梅西亚的诱惑，她虽内心矛盾，却无法抗拒。贝图斯塔上层社会的贵族们表面上道貌岸然，私下里一谈起男女私通及个人艳遇之类的事来，无不眉飞色舞，津津乐道。

安娜的美貌自然成了他们谈论的话题，而安娜的高傲贞洁和她那出污泥而不染的品德更使他们既愤恨又忌妒。女人们忌恨安娜的美貌与贞洁，不允许这种洁身自好的女人存在于她们之中；男人们则把征服安娜当作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耀。梅西亚正是在这种思想驱使下发誓要征服庭长夫人的，他的行为是出于虚荣，出于贪婪的肉欲而绝非出于真正的爱情。因而，在杀死庭长之后，他则一走了之，把悲剧的后果全部推到安娜身上。庭长维克托是个奉公守法的政府官员，贵族社会中的正人君子。他由于厌倦了签署文件和判决犯人的日常事务，五十多岁便告老回家，终日以养鸟、种花、打猎、看戏为乐趣，全把安娜冷落一分。正是他在不知不觉中为梅西亚和安娜亲近提供了方便。他迫于舆论的压力，并为维护个人名誉这个最高准则，与梅西亚决斗，结果成为贵族阶级虚伪、陈旧的道德观念的殉葬品。

全书共三十章。

小说也细致描绘了德帕斯的复杂性格。这位年轻有为的贝图斯塔神圣教堂的讲经师兼教区法官，心比天高，就是戴上教皇的冠冕也不嫌大。然而，在与安娜的频繁接触中，他的好色之心愈益强烈，竟肯以自己的锦绣前程来换取一时的世俗之乐。作者把他作为宗教势力的代表加以鞭挞，揭露他的虚伪、狂妄，剥开他道貌岸然的外表，现出他的本来面目。

在创作方法上，

《庭长夫人》所描绘的严酷图景，必然引起某种震动。小说刚一问世，便有人发表文章对它从内容到形式，从句法到语言作了全面否定，并指责它为《包法利夫人》的翻版。《庭长夫人》受到责难，问题显然不在于其故事的本身，而在于作者以貌似冷漠的态度，非常“客观”地描述了产生这一悲剧的前因后果，从而使一些正太君子感到难堪，因此，对这部作品他们总要千方百计地加以诋毁和贬低。《庭长夫人》的价值一旦得到确认，对它的指责也就成了历史的陈迹。西班牙文学界已经把它同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1615）和佩雷斯·加尔多斯的《福尔图娜塔与哈辛塔》（1887）并列为西班牙的三大小说。这样高的评价是公允的。

克拉林也是一个优秀的文学批评家。他坚持用准确而恰当的标准评论文学作品，由于他的批评尖锐而深刻，因而他被誉为西班牙文学评论界的道德楷模。克拉林的全部创作和评论都立足于主张进步，反对保守，歌颂光明，抨击黑暗，深刻地揭示了封建贵族阶级行将灭亡的必然结局。他的确成了西班牙新兴资产阶级向封建保守势力发起冲锋的“号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