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都》是作家贾平凹创作的长篇小说，1993年首次发表。

《西京杂志》刊出一篇讲述西京四大文化名人之一作家庄之蝶和文化厅官员景处长有恋情的文章，作者周敏。庄之蝶去找周敏，和与周敏私奔的有夫之妇唐宛儿通奸上了。

庄之蝶买了一只鸽子送给唐宛儿，两个人开始飞鸽传书。庄之蝶的私情被自己家里的女保姆柳月发觉，他干脆占有了她。景处长将庄之蝶起诉到法庭。周敏建议庄之蝶去找市长。庄之蝶决定让柳月嫁给市长的瘸腿儿子。庄之蝶的妻子发现了丈夫的私情，决定离婚。而唐宛儿也被自己老家的丈夫抓了回去。庄之蝶心烦意乱。正在这个时候，景处长的小姑子用身体收买了高级人民法院的某位要人。结果庄之蝶的官司输了。沮丧和疲惫的庄之蝶在传出自己丧失了写作能力以后，准备独自去南方。但是在候车室的椅子上，他却因为中风倒下了。

20世纪80年代末，特别是90年代初期，是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全面转型的特殊时期，商业原则的出台和人文基础的薄弱，使得当时整个社会价值体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倾斜甚至是断裂。

当时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速度不断加快，商品化大潮开始涌现，人们的商品意识不断深化。在商品意识的驱动下，当代文学也开始与商品化大潮联系，日益显示出商品化特征，作家们的创作也不再是纯粹的，而是开始有意迎合大众的口味，这和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有着本质的不同。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虽然在改革开放的暖风中已然苏醒，不同于20世纪60、70年代文学的小心翼翼，但毕竟还是向政治看齐，和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更多的是看读者的喜好。举个例子，1992年邓小平南巡，改革开放再掀热潮，1993年是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进行改革的第一年，国家开始从经济的各个方面推进改革，经济的改革势必波及到文学，知识分子逐渐开始从计划经济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向往市场经济，这势必影响到文学创作。市场经济时代文学基本没有了一体化，没有了政治化，有的是利益化。贾平凹的《废都》创作于1993年，1993年中国的思想界正在进行“人文精神大讨论”，当时的问题是知识分子问题，这一问题是之前遗留下来的贾平凹在创作《废都》时，已经在西安这个城市生活了二十多年，他认为城市生活中有很多现代文明的东西与世界是相通的，他想在城市生活这一领域探索一下。下笔写《废都》时，贾平凹已经四十多岁，正是不惑之年，这时他的写作技巧已经很成熟，所以一年时间《废都》即完成。

贾平凹在谈到《废都》等作品创作的动机和动力时，曾愤激地指出：“社会发展到今日，巨大的变化，巨大的希望和空前的物质主义的罪孽并存，物质主义的致愚和腐蚀，严重地影响着人的灵魂，这是与艺术精神格格不入的，我们得要作出文学的反抗，得要发现人的弱点和罪行。”贾平凹所讲的“物质主义的罪孽”和他要发现的“人的弱点和罪行”，在中国步入商业社会以来最突出地表现为人的欲望的膨胀和失控，而这也可以说是人的精神生态系统发生危机的最为严重的祸根之一。

在创作后记中贾平凹这样写道：“这些年里，灾难接踵而至，先是我患乙肝不愈，度过了变相牢狱的一年多医院生活，……再是母亲染病动手术；再是父亲得癌症又亡故……再是一场官司没完没了地纠缠我；再是为了他人而卷入单位的是是非非中受尽屈辱，直至又陷入到另一种更可怕的困境里，流言飞语铺天盖地而来……几十年奋斗营造的一切稀里哗啦都打碎了，只剩下了肉体上精神上都有病毒的我和我的三个字的姓名，而名字又常常被别人叫着写着骂着。”短时的生活聚积了那么多的不幸，所以作家心态和情绪上的幻灭颓唐就可想而知。

庄之蝶

病态的性行为来自病态的性心理，病态的性心理来自病态的精神世界。庄之蝶的精神世界确有“侏儒化”“动物化”的特征和趋向。“侏儒化”主要指人格上的矮小、猥琐、不健全，在具体行为上常常表现为虚假、做作、表里不一和自欺欺人，“动物化”则是指放弃信仰理想层面的精神追求，完全把自己还原为肉体的存在和本能的需求，这两者在庄之蝶的身上都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现。比如在对待女性的态度和处理两性关系上，他骨子里明明是喜爱贪恋那些年轻女性的肉体，但在她们面前硬要摆出一副道德慈善的面孔，总是以“感情”为借口，替自己的堕落寻求开脱，而一旦当他与她们之间的苟且之事败露，他又不愿承担责任，生怕给自己的名誉地位带来不利；他把小保姆柳月当礼物送给市长的残疾人儿子，明明是为了巴结市长，打赢自己的那场官司，却在柳月面前花言巧语，口口声声说是替柳月的前程着想；好友龚靖元因赌博落入法网，他廉价收购人家大半生所藏之名贵书画，目的是为了自己开办画廊赚笔大钱，但在做这件事时却以“搭救龚哥”为名，把理由说得冠冕堂皇：“咱为开脱这么大的事，争取到罚款费了多大的神，也是对得起龚靖元的。既然龚小乙烟瘾那么大，最后还不是要把他爹的字全输出去换了烟抽，倒不如咱收买龚靖元的字。”如此寡廉鲜耻、无情无义之举，连他自己在过后都觉得良心有愧，责骂“自己已是一个伪得不能再伪、丑得不能再丑的小人了。”

庄之蝶在现实当中感到无助，对于未来感到迷惘，转过身来又已“无家可归”。难怪庄之蝶只喜欢听两种声音：哀乐和埙。听哀乐是哀悼精神之死，庄之蝶说只有这音乐能安妥人的心。听上古乐器埙发出的声音是寻找失去的精神家园，“犹如置身于洪荒之中，有一群怨鬼呜咽，有一点磷火在闪……一你越走越远，越走越深，你看到了一疙瘩一疙瘩涌起的瘴气，又看到了阳光透过树枝和瘴气乍长乍短的芒刺，但是，你却怎么也寻不着返回的路线”。庄之蝶的确是“怎么也寻不着返回的路线”了，因为欲望之魔遮蔽了他的心智，灵魂游离开他的躯体，剩下的几乎只有动物性的本能，所以他才荒唐至极地把女人的隐幽之处当成了“无忧堂”，而一旦失去女人他便神志大乱，一个人骑着“木兰”在大街上毫无目的地“疯开”，幻想着“或许今日有个女人拦了他让捎她一程路吧，或许在某个空旷的路上去拦住一个漂亮的女人吧。”这与鲁迅笔下的“病人”和“狂人”多少有些类似，不过鲁迅笔下的“病人”和“狂人”多由“外界”所致，鲁迅借此批判的主要是病态、狂态的社会，但贾平凹笔下的这位“病人”和“狂人”更多地是由自身造成的。小说最后写庄之蝶家庭破碎，万念俱灰，神情恍惚地只身一人来到火车站，但具体要到哪里去，他自己并不清楚，这分明是作家贾平凹的一种无可奈何的隐喻。

虽然小说的内容因大量性爱描写而备受指责与批判，可是细细品味就会发现主人公内心的那份苦涩和寂寞、失落和虚空，始终如同鬼魅般环绕在他的周围。在经历了和多个女人的欢爱之后，庄之蝶并没有太多的快乐与满足，生活对他来讲依旧沉重如初，毫不见轻松半点。繁复多样的性生活没有充实他百无聊赖的晦涩人生，反而愈来愈走向空寂。

牛月清

牛月清是西京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庄之蝶的妻子。她是一个标准的中国传统式的“贤妻孝母”的妇女典型形象，以当好“庄夫人”角色为自己一生奋斗的事业。她把不能给丈夫生儿育女的罪加在自己的身上，从而对丈夫怀有愧疚的心理。她认为“男人再能挣钱，婆娘不会过日子，也是白搭。”“女人凭得男子汉，吃人家饭，跟人家转”的人生观念。身为人妻，牛月清嫉妒景雪荫，痛恨唐宛儿，但她没有直斥唐宛儿，没有赶走蔑视她的柳月。她的妒恨只是表现在杀死一只为庄、唐两人传情书的鸽子上。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她的《第二性》中说过“合法妻子作为已婚女人是受压迫的，作为一个女人却是受尊重的。”对于已婚女性要受到丈夫的尊重，牛月清并没有认识到，她只知道作妻子的必须遵守从祖先世代流传下来的妇女伦理道德准则：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所以夫妻名分在她的思想中是很重要的，既然她是“庄夫人”，就要把当好这个角色为最大目标和事业，并且在为这一事业奋斗的过程中遗失了自己。她从来就没有意识到女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要靠自己去掌握命运。

唐宛儿

唐宛儿是《废都》这部小说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位女性。表面上看，她似乎是一位现代新女性，敢于追求她心目中所谓的“爱情”，敢于丢弃传统的家庭婚姻生活，然而她一路追求的新生活只不过是她在不断更换男人的过程，并且是她不断成为男人的附属物的过程。

庄之蝶并不是唐心目中的俊男型对象，然而庄之蝶是名人，也给了她满足自己虚荣心的一个机会。没有意识到女性作为个体的独立自主和受人尊重的必要性，她只是认为女人只有在男人面前才具有存在价值。

柳月

柳月，她是中国20世纪90年代女性物质化的化身。柳月是一个在都市生活中到处可见的农村来的保姆，她的爱情、婚姻，乃至生活中的事都具有一种有利可图的信条。柳月从一个保姆爬到市长儿媳妇的位置，从此她也就做到了让人不要看到乡下来的保姆的生活。她善于抓住身边任何一个有利可图的机会，并用她的身体去依靠男人来换取自己所需要的物质生活。可是在她付出代价所得到物质生活的过程中，她根本无视道德律令，也分不清什么才是真正的人生价值观，更没有意识到作为一个女人的独立人格和个体尊严。

阿灿

阿灿是《废都》中倾倒于庄之蝶名声的另一位美丽女人。她不满自己平凡的丈夫和平凡的生活，对于庄之蝶竟觉得：“有你这么个名人喜欢我，我活着的自信心就又产生了！”她把自己对向庄之蝶的献身看作是一种自信心的复活。在阿灿身上，可以看到一个作为独立个体的女性却要到与男人的性生活上去寻找自信心的可悲性。

慧明

慧明，她了解男人的心是“喜新厌旧、朝三暮四”，也懂得在生活上为自己的利益取得主动权。从表面上看，在慧明身上似乎已经具有了女性独立意识，但是这种“独立”是在男人世界里的独立，而没有上升到人类社会里来体现，这是不平等的“独立”，所以在她身上体现的还不是真正的女性独立意识。

老太太

“老太太五十岁伤残了丈夫，六十三岁上神志就糊涂起来。前年睡倒了半个月，只说要过去了，但又活了过来，从此尽说活活死死的人话鬼语，做疯疯癫癫的怪异行为。”老太太的出场就创造了一个疯人臆想空间。这样便交代了老太太的“疯”是一种老了以后的正常“疯”，这样的“疯”又是一种可以与阴间对话的癫狂状态。从唯物论的角度说，世界是客观存在的，但贾平凹却给读者在《废都》中写出了一个鬼的世界。牛老太太就是证明着世界上还有一个鬼的世界的人物。

牛老太太是个活人，但她却不睡床，而让女婿为她买了一口棺材，从此就睡在了棺材里。她看得到死去的牛老爷子并能和他对话，她说老伴告诉她新来的邻居一天到晚地吵嘴打架让他颇烦，她还说老伴因为女婿不来看她而用鞭子抽女婿的背。她还说鬼的世界太挤了，还拿刀剥门上鬼的影痕等等。她就是这样既活在人的世界里，又通晓鬼事，也就这样成了通鬼神的人。而连牛月清的干表姐都说：“老太太年岁大了，少不得说话没三没四的。可人一老，阴阳间就通了，说话也不敢全认为是胡言乱语，我们村也常有这等事。”贾平凹对老太太准确的行为和心理描写刻画为读者创造了两个世界：人的世界和鬼的世界。人鬼不分，是中国传统文化很重要的一个特征。贾平凹通过老太太的通鬼神创建了一个属于中国读者自己的魔幻现实主义神秘世界。

老头儿

老头儿原来是名教师，但因遭上司的陷害未能从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屡次上访又屡次失败，后来就在西京大街上收购废品，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被社会所抛弃的角色，却对城市社会有着很多充满智慧的评价。说谣就成为了他对贪污腐败、物欲横流、精神文明危机等社会问题的抨击方式。老头的谣儿代表着来自民间的政治感受和不满情绪，是对西京甚至可以说是对整个中国社会世事的嘲讽，这些谣儿荒唐而又充满预言，是对中国十类人的生动描绘：“一类人是公仆，高高在上享清福。二类人做‘官倒’投机倒把有人保。十类人主人翁，老老实实学雷锋。”直接揭露党内吃喝风的盛行：“革命的小酒天天醉，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喝得老婆背靠背，老婆告到纪检委员会，书记说：‘该喝的不喝也不对’。”鞭挞一些干部的庸碌人生：“十七十八披头。二十七八抱养娃娃。三十七八等待提拔。四十七八混混聋聋。五十七八退体回家。六十七八养鱼物花。七十七八振兴中华。”老头总是在最恰当的时候用谣儿为读者影射着这个社会和讽刺这个社会的腐败现象，勾勒了差别极大的平民百姓和官场、知识分子两个现实空间。老头也以这样一个城市中最底层的人物形象的“胡言乱语”道出这样两个世界，使作品表现了极大的讽刺力度，让人臆想不断。

哲学牛

《废都》里时不时牵出“哲学牛”来发表自己的见解，让读者又有了臆想空间。贾平凹通常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万物同源等观念融入其小说中，所以《废都》中的牛，不仅是包容了自己固有的内涵，而且是人的想象、观念的对象化和载体，隐喻着自身外的另一类事物及意义，所以贾平四赋予了牛人的思想和人性。

“牛啃了一肚子草，也卧下来反刍，一反刍竟有了思想了：当我在终南山的时一候，就知道有了人的历史，便就有了牛的历史，或者一说，人其实是牛变的呢，还是牛是人变的？但人不这么认为，人说他们是猴子变的。人怎么会是猴子变的呢？那屁股和脸一样发红发厚的家伙，人竟说它是祖先。但它仰头注视了一片空白的天空终于平和下来，而一声长笑了。牛的长笑就是振发一种‘眸’。它长笑的原因是：在这个世界上，一切动物除了牛之外都是狰狞的，无言的只有上帝和牛。牛正是受人的奴役，才区别十别的野兽而随人进入了文明的社会。好得很，社会的文明毕竟会要使人机关算尽，聪明反被聪明误，走向毁灭，那么，取代人而将要主宰这个社会的是谁呢？是牛，只能是牛。”贾平凹给牛赋予了人的思维情感和灵魂，同时也隐含了贾平凹的文化心理。

“无家可归”可以说是《废都》里所有人物的精神走向和最终结局，尤其是几位女性，她们或原本生活在乡下，属于农民工进城的一族，或虽然生在城里，但居住于城市的边缘，来自市民阶层的最底层，她们的精神始终在城市里漂浮而找不到归宿。以唐婉儿为例，她老家在潼关，与周敏跑进西京城不过是露水夫妻，而与庄之蝶的艳遇也只能是片刻的欢愉，最后还是被第一个丈夫抓了回去。来自陕北的小保姆柳月，为了实现唐婉儿实现不了的愿望，就只好牺牲爱情委身于权力。贫民窟女子阿灿在与庄之蝶做爱之后的表白，道出了三位弱女子共同的心理：“我太激动，我要谢你的，真的我该怎么感谢你呢？你让我满足了，不光是身体满足，我整个心灵也满足了。你是不知道我多么悲观、灰心，我只说我这一辈子就这样完了，而你这么喜欢我，我不求你什么，不求要你钱，不求你办事，有你这么一个名人能喜欢我，我活着的自信心就又产生了！”用得到名人的“喜欢”来消除自卑感、满足虚荣心，说明她们的精神处境和精神追求何等的可怜和可悲。不过反过来讲，她们眼里的所谓名人不也都活得既可怜又可悲吗？庄之蝶众叛亲离、弃家出走；龚靖元神经错乱，吞金自杀；阮知非遭黑社会绑票，双目失明；汪希眠被官府查办，身陷囹圄；孟云房沉迷于古代方术走火人魔，不能自拔。

当一个作家的理想遭遇现实的窘境，他的失落与自我放逐其实就代表了他的立场。贾平凹对现代知识分子有一种偏执的憎恶和怀疑，在作家看来，受过现代文明浸染的知识分子已丧失了传统文化的精神根基，即使以一种反哺的形式获得对传统的回归，这样的回归在现代文明的背景下也只是一种文化趣味的寻求，外界的诱惑与纷扰早已将他们的内质腐化，与其让他们被现实一点点吞噬，不如将其彻底毁灭，在废墟之上重建一个理想的精神家园。于是贾平凹让庄之蝶官司缠身，沉溺于男女之事，为人捉刀代笔写文章，甚至为求字画充当了谋害朋友的刽子手，最终因名而累，想从这个城市里逃离出去又未果。其他几位更是以一种漫画式的手法描写他们无价值的消耗和死亡。

作家想以一种传统的文人理想获得精神的救赎，但在现代文明的漩涡中，这种理想缺乏现实的土壤，而对现代文明合理性的怀疑又将他拉入另一种极端。

《废都》是贾平凹站在传统文化的观照视角上来看待城市与乡村、男人和女人、外界与内心的。在它丰富复杂的人情世态背后，贾平凹想要说的不仅仅是一个男人和几个女人的恩恩怨怨。理想的坍塌、价值的失落，在这个时代的风尖浪口，贾平凹完成了他的转型，可是这一转变也带来了更多的困惑和非议。根植于他思想中的传统文化和乡土情结与城市文明、现代文明存在着悖论，而传统文化自身的驳杂性又一定程度上误导了作家的价值判断。所以，在考量城市、知识分子与女性三方面问题时，贾平凹是以一种相对狭隘的文化视角去观照他笔下的废都和废都里的人。当这种文化支撑成为了他评判的依据，其局限性也就显而易见。对现代文明的排斥和疏远、对知识分子重返历史地位的理想化构想、对女性形象的感性塑造，作家的这些选择引来了一场学界的喧嚣热议。

尽管《废都》的社会批判涉及的方面其实极广，既写了文化人、官场、企业家、司法界、佛界的腐败，又写了社会各种普通人物人心的腐败，又借收破烂的老头唱谣辞对社会进行讥讽，借老牛的思考诅咒都市的堕落。但由于全书缺乏以理想、道德、人性、美好、文明、教养、关爱等有价值的理念为参照对社会进行批判，作者又常常流连自赏于恶俗的趣味，就使全书社会批判的价值大打折扣，很难成为积极意义上的批判。

《废都》是传统文化滋养的一代知识精英在现代商品社会绝望和幻灭的挽歌，是人文知识分子在20世纪末颓废情绪的大曝光；主人公庄之蝶的心态及命运，在相当程度上已成为社会转型时代部分知识精英的精神缩影。

手法

《废都》是作者运用寓言体的形式，以变形、夸张的手法，幻化出知识分子在都市环境中的变异。废都虽然表面繁华，却是“鬼魅横行的舞台”。小说开头便揭示出一番极其反常的现象，盛夏的“西京”街头，人们突然发现天空惊现四个太阳，这一笔为整部作品奠定了不平凡的基调。之后小说有描述了许多鬼魅事情，如与鬼世界的交流，庄之蝶岳母爱睡棺材。正是这样突兀环境的描写，暗示了这座城市的异化；同时小说中充满了铜镜、古琴、禅院道观、占卜等古老的文化符号。就连埙吹出的声调都占尽悲凉，“它吹动的是人生的悲凉”。

叙事策略

疾病叙事，是《废都》的一种叙事策略。小说主人公庄之蝶是附着着人格分裂的知识分子。而人格分裂，是同一个人在其生活的不同时空所表现出的截然不同的心理特征。庄之蝶生活优裕，跻身西京四大名人之列，这是外在。他的精神实质是空虚的，无法逃避城市的浮躁、腐臭；而他内心深处又住着一个旧式文人，在传统生活里把玩古董字画，吟诗作赋。但他内心的传统精神持守无法抵挡现代文明浪潮和腐败侵袭。这种双重压力使他产生了焦虑症，出现双重人格：一方面，他仓皇自剖：我是否堕落了？另一方面，他又主动放弃自己的文人守望，卖文弄墨，退变成“丧失操守人品文德双缺酒色财气集于一身的无行文人典型”。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庄之蝶呈现出超我与木我、自我的疏离。而他的各种幻想，他的昏死，都旨在凸显他躯体的疾病，以此影射他病态的灵魂。

除了身体疾病叙事，另一种疾病叙事表现在主人公的情爱观。就“爱情”而言，真正的爱情应该是两个健全灵魂对彼此的吸引与奉献。而在庄之蝶看来，理想的伴侣，既要有唐宛儿的放荡，又要具备牛月清的持家本领，就像柳月所说的，不仅要是他的妻，也要是他的母；更要既是他的女，又是他的妓。

作品中主人公的情爱观可谓混乱。经过考证，作者虚构的主人公“庄之蝶”以及他的四个女人都出自明抄木排印的《元典选外编》本《庄生梦蝶》杂居，剧中写太白金星率风、花、雪、月四仙女在庄周出世成仙的故事。由此可见，庄之蝶对人生虚无、悲观态度与庄周的没落是一脉相承的。而四十万字的小说，“性爱”描写达60余处，作者大费周章地渲染庄之蝶与四个女人的性爱盛宴，作者试图告诉读者，尽管庄之蝶是享誉中外的精神大作家，是文化的代名词，但他仍旧是俗人，并渴望在性爱中追寻人性的“解放”与“救赎”。可到头来，这种慌不择路的“放纵”根木无法挽救他身败名裂、身体与灵魂的脱臼。据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性本能作为人的本我是要受到超我的管制和监控的，往往被超我所压制，禁锢，甚至阉割。作为性本能的表达的欲望叙事也是受到禁止的，而“语言代表控制无意识的社会权威”。贾平凹放出了“本我”，试图找到救赎，可最终他也明白这是一次精神错乱的归守。

《废都》在20世纪末创造了一个巨大的轰动效应，就它的发行量来说，1993年12月份有人做过调查，不到半年时间，除正式或半正式出版一还有大约1000多万册的盗印本。

《废都》在国外得到了很多国家读者的认可。在素以文学闻名于世的法国，出版了贾平凹的《废都》，该书一上市，立即得到了法国文学界的热烈好评，法国的有些评论家把贾平凹称为“当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一位伟大的作家”，给了贾平凹极大的荣誉。在1997年11月，《废都》获得“法国费米娜外国文学奖”，这也是贾平凹继1988年凭借《浮躁》获得“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之后又一次获得重要的国际文学奖。“费米娜文学奖”与“龚古尔文学奖”“梅迪西文学奖”共为法国三大文学奖。

《废都》不仅在法国受到青睐，在其他国家受到很多读者的青睐。在日本，《废都》也受到了读者的喜爱。《废都》译成日文后，日本曾有一批学者跑到西安，对贾平凹笔下的市井人情进行考察，大到楼宇亭榭，小到一草一木，都不放过，细致认真的程度仿若在考古。另外，《废都》还被传到韩国，柬埔寨等地方，在国外很受欢迎。

正面评价

作家季羡林：“《废都》20年后将大放光芒。”

作家马原：“《废都》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里空前地把当代知识分子的一种无聊状态描写到极致”。

学者温儒敏：“《废都》的命意和《荒原》何其相似，两者同样有着对于传统文明断裂后的隐忧和悲剧感，《废都》也许可以称为东方式的《荒原》。”

诗人周涛：“《废都》的构架和语言，承继了民族文学传统之血脉，吸收当代生活之情味。凡开卷者，莫不受其牵引，甩不开，放不下。”

文艺批评家钟良明：“《废都》的主要情节，就是以庄之蝶为线索的现代中国人出于‘坏的信仰’和自我欺骗不断做出错误的选择，然后在它们造成的恶劣环境中承受煎熬。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他们的痛苦、思索和忏悔，是作品道德力量的源泉。将《废都》放入20世纪国际文学的大体系，我们发觉它超越了狭隘的民族文学的概念。”

负面评价

同时，一大批专家学者们并不买《废都》的帐，说它极差，甚至认为“《废都》的闹腾纯粹是大众文化和感官文化排挤精英文化的畸形产物，而《废都》的情节线索也几乎是照抄《金瓶梅》中围绕西门庆的三条线索：色欲线、功名欲线和金钱欲线，只是更为直、露、俗，背后正是作家、出版社、书商们的商业心理而己。甚至说贾平凹醉入感官文化，赚取大众喝采，以求得地摊文学读者的喜爱罢了。”

评论家李建军：“《废都》是令人遗憾的悲剧性事件和严重病象。无论从精神视境方面考察还是从艺术形式方面看，《废都》都存在着严重残缺。”

《红楼梦》英译者杨宪益打油诗《有感》：“忽见书摊炒《废都》，贾生才调古今无。人心不足蛇吞象，财欲难填鬼画符。猛发新闻壮声势，自删辞句弄玄虚。何如文字全删除，改绘春宫秘戏图。”

北京大学教授孟繁华《拟古之风与东方奇观》：“《废都》是明清文字遗风的拙劣承结。是典籍拼接的一个范本……书中流露出的破灭之言与时下没落知识分子的心态不期而遇，是它获得喝彩的最佳理由”。

1993年，贾平凹的《废都》发表在《十月》杂志第4期，后由北京出版社出版，这本描写当代知识分子生活的艳情小说，由于其独特而大胆的态度以及赤裸裸的性描写，引起社会各界激烈争议，小说毁誉参半，贾平凹甚至被冠以“流氓作家”的称号，随后小说遭禁。遭禁后，小说盗版却疯狂大卖。

据贾平凹回忆，1993年上半年，《废都》一出来，好多人开着车，带着押车的，用现钱去买。北京出版社一时印不出那么多，就卖版型，一下子卖给了六七家。当年这些厂家差不多都是以10万册为起印数的。据了解这一行的人估计，从1993年下半年起，正版、盗版加起来约有1200万册。贾平凹手头就收集了60余个版本。

1993年9月《今晚报》报道了这样一条新闻：一名男青年因为看《废都》看的着迷，竟然强奸了自己的表妹，并且致其死亡。该消息一经传播，声讨《废都》的声音更是不绝于耳，很多人认为是《废都》败坏了社会风气，要求禁毁《废都》，一夜之间成了众矢之的，贾平凹的处境相当尴尬。

2009年，《废都》被禁16年后由作家出版社重新出版。

《废都》以超量的发行热卖，究其原因读者猎奇的心理占了很大一部分，越是缺乏的越是渴望的，一方面读者谈性色变，另一方面又对性有着强烈的窥视心理，于是《废都》得以风行，形成了独特的《废都》“现象”。但好景不长，在经历了短暂的流行后，《废都》被禁。因为它确实与当时的社会氛围不相符，当时的很多专家学者都认为《废都》是一本“坏”书，如果不禁，它将贻害无穷。然而十七年后，当性已不再是神秘不可触及的话题，《废都》终于得到公允的评价。许多专家开始客观的看待《废都》，把它再次放到时代的大背景下去阅读去审视，发现它不仅契合时代的特点，同时具有超前性，放在当下的时代语境下同样适用，《废都》逐渐被批评家和普通读者所接受，很多专家开始重评《废都》。

贾平凹，1952年出生于陕西南部的丹凤县棣花村。父亲是乡村教师，母亲是农民。文化大革命中，家庭遭受毁灭性摧残，沦为“可教子女”。1972年以偶然的机遇，进入西北大学学习汉语言文学。此后，一直生活在西安，从事文学编辑兼写作。出版的主要作品：《商州》《浮躁》《废都》《白夜》《高老庄》《怀念狼》《秦腔》《古炉》《带灯》等。曾获茅盾文学奖（《秦腔》）、施耐庵文学奖（《古炉》）等全国文学奖多次，及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浮躁》）、法国费米娜文学奖和法兰西共和国文学艺术荣誉奖等外国文学奖。以英、法、德、俄、日、韩、越等文字翻译出版了二十种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