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340年前的清朝初年，一位山东人结束了他为官五年的任期，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扬州。他在扬州仅做了五年推官，但当他离任时，一个以他为领袖的文学流派——“广陵词派”从此诞生。这位年轻官员，就是清初文坛领袖王士禛。

在扬州的历史文化中，扬州画派、广陵琴派、竹西谜派等等早已熟在人口，唯独广陵词派不为人知，历来治词者在描述清初词坛时，多注意阳羡词派、浙西词派、岭南词派、柳州词派、西泠词派等，而忽略了还有一个为诸家流派先导的广陵词派。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才有学者注意到清初广陵词人群体的历史存在，并对之进行了初步的考察与描述。比如严迪昌先生的《清词史》有广陵词坛一节，肯定了广陵词坛的出现乃是清词嬗变的一个契机；蒋寅先生的《王渔洋与清词之发轫》考索了广陵词坛的重要词学活动，论证了王士禛在广陵词坛的领袖地位；刘扬忠先生的《广陵词人群体考论》则对广陵词人群体作了全方位的观照，希图还原其历史真实面目。

学者们在描述广陵词派时十分慎重，往往称之为“广陵词坛”、“广陵词学中心”和“广陵词人群体”，因为广陵词派与其他词派相比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它的成员不仅仅是扬州人。其实，正如扬州八怪多数成员不是扬州人仍称“扬州八怪”一样，广陵词派多数成员并非广陵人并不妨碍称为“广陵词派”。宋人杨万里对江西诗派有一段精彩的论述：“江西宗派诗者，诗江西也，人非皆江西也。”广陵词派正是一个具有广陵地方文化特征而其成员并不限于广陵人的词人群体。

学者指出，扬州早在晚唐五代时期就是江南地区的诗词创作基地。入宋之后，扬州虽然失去了文化中心的地位，但一些大词人如欧阳修、苏轼、辛弃疾、姜夔等都在这里从事过词学活动，并留下了歌咏扬州的名篇佳什。元明两代，词学中衰，但扬州的词统并未断绝，著名词曲作家贯云石、王盘、陈铎等都在这里从事过创作活动，明代中后期这里还产生了词学家和词人张、王微等人。在清初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下，文化传统深厚的扬州已经具备了复兴词学的可能性。这时，恰巧一代风流坛主王士禛游宦于此，于是广陵词人群龙有首，广陵词派的形成由可能变成了现实。

王渔洋在扬州的五年，吴梅村称之为“昼了公事，夜接词人”。他主持的一系列词学活动，一方面激活了扬州词人的创作，一方面招来了各地著名的词家。作为清代第一个词学流派的广陵词派，我们可以这样来界定：它主要是指王士禛顺治十七年（1660）至康熙四年（1665）担任扬州推官期间，参加过由他组织或与他相关的重大词学活动的扬州籍和非扬州籍的词人。广陵词派大约包括一百多人，大致分为以下四类：一是扬州本地词人，如吴绮、宗元鼎、刘梁崧等； 二是长期流寓扬州或终老扬州的外籍词人，如徐石麒、徐元端、杜浚、孙默等；三是短期游宦或居住扬州并组织和参加过广陵词坛重要词学活动的词人，如王士禛、王士禄、邹祗谟等；四是居住在扬州附近，虽未经常来扬州，但与王渔洋等人有诗词唱酬的词人，如冒褒、冒裔、冒禾书、殷书、石洢等。

广陵词派的词学活动，主要有两项，即雅集唱和与合作选词。在王士禛为官扬州的前后，扬州的词人雅集至少有十次之多，最有影响的自然是康熙元年（1662）六月十五日，王渔洋与袁于令、杜浚、丘象随等泛舟扬州红桥，所作之词编成《红桥唱和词》一卷。广陵词人又汇编刊刻了《倚声初集》和《国朝名家诗余》两部词学著作。《倚声初集》是王渔洋赴扬州任上当年，与友人邹祗谟共同编选，此书不但推进了广陵词人群体的创作，而且对整个清初词坛影响甚巨。《国朝名家诗余》是迄今所知清代最早的一部规模宏大的词总集，为长期流寓扬州的孙默在王渔洋的支持下采辑汇编而成，实际上是以广陵词派为主体而兼及其外围的清初名家词之合集，可视之为广陵词派的自我总结。

广陵词派是一个关于词学的地域性流派。凡是构成地域流派的条件和因素，它都已经具备，如：它有一个经常和固定的活动基地——扬州；它有一个成就和威望很高的领袖——王士禛；它聚集了一大批创作活跃的本土与客籍词人——多达百余人；它有一个类似流派宣言的词选本——《倚声初集》。也有学者认为，广陵词派缺少统一的艺术风格和审美倾向，其实，广陵词派正是一个摒弃门户和倡导自由的词人聚合体。正因为如此，它才不限于一地词人，汇集了四方词家。王士禛虽被广陵词人尊为盟主，他本人并无树立宗派、自任教主之意。广陵词派的这种兼容并蓄的风度，和扬州文化的基本精神也是完全一致的。

广陵词派拉开了清词中兴的序幕，其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功，应在清词史上大书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