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通海夷道是指唐代，我国东南沿海一条通往东南亚、印度洋北部诸国、红海沿岸、东北非和波斯湾诸国的海上航路，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叫法。

隋唐时期，广州成为中国的第一大港、世界著名的东方港市。唐代，广州成为全国的外贸中心，设立了专门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市舶司”，外国商人云集。由广州经南海、印度洋，到达波斯湾各国的航线，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

海上丝绸之路开辟后，在隋唐以前，即公元6～7世纪，它只是陆上丝绸之路的一种补充形式。但到隋唐时期，由于西域战火不断，陆上丝绸之路被战争所阻断。代之而兴的便是海上丝绸之路。到唐代，伴随着我国造船、航海技术的发展，我国通往东南亚、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及至非洲大陆的航路的纷纷开通与延伸，海上丝绸之路终于替代了陆上丝绸之路，成为我国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

根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时，我国东南沿海有一条通往东南亚、印度洋北部诸国、红海沿岸、东北非和波斯湾诸国的海上航路，叫作“广州通海夷道”，这便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叫法。当时通过这条通道往外输出的商品主要有丝绸、瓷器、茶叶和铜铁器四大宗；往回输入的主要是香料、花草等一些供宫廷赏玩的奇珍异宝。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宋元时期。沿着这条航道，无数“南海一号”、“哥德堡号”以广州为起点，蜿蜒浩荡一路前行，越南海、印度洋、波斯湾、东非和欧州，途经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唐代大诗人刘禹锡为珠江的“大舶参天”和“万舶争先”壮观贸易景象赋诗：“连天浪静长鲸息，映日帆多宝舶来。”

按《广东海防史》所述，唐代著名地理学家贾耽曾详细描述过当时著名的全球最长航线，这一记载如今留存于《新唐书·地理志》中。在贾耽笔下，这条航线被称为“广州通海夷道”，全长1.4万公里，商船从广州起航，向南至珠江口的屯门港，然后折向西南方，过海南岛东北角附近的七洲洋，经越南东南部海面，越过马来半岛湄公河口，再通过新加坡海峡到苏门答腊岛，向东南行驶往爪哇，西出马六甲海峡，横越印度洋抵达斯里兰卡和印度半岛的南端，再从印度西海洋至波斯湾的奥巴拉港和巴士拉港。如果换乘小船，沿着幼发拉底河航行一段时间，就可以到达阿拉伯帝国的首都，即今天的巴格达了。

而另一条线路是由上述路线至印度半岛西岸后渡印度洋至非洲东部的三兰国（今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一带），向北经数十个小国可通乌刺国，同第一条路线会合。

这条航线的开辟大大促进了广州的繁荣。据史料记载，仅唐代宗年间，每年到达广州的阿拉伯商船就有四千多艘，来自西亚乃至非洲的大量外商在这里出入，因此有了“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的说法。到了宋元明时期，广州不仅成了最大的陶瓷和丝绸吞吐港，而且海外贸易航线进一步扩展，形成了广州-菲律宾-拉丁美洲，广州-欧洲及广州-日本这三条远洋航线。

明末清初广东大儒屈大均曾在其名作《广东新语》里说：“广州望县，人多务贾与时逐。……以中国珍丽之物相贸易，获大赢利。”这“大赢利”自然带来大大的热闹繁华，濠畔街、高弟街一带“香珠犀角如山，花鸟如海，番夷辏辐，日费数千万金，饮食之盛，歌舞之声，过于秦淮数倍”，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商业从来就不只是财富的代名词，它与文明的演绎与发展息息相关。就像古希腊，如果没有《荷马史诗》里一艘艘“深广的海船”，就不太可能出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样影响数千年历史进程的先贤。而在东方海岸之边的广州，一艘艘大船从这里启程，扬帆远航，将丝绸、瓷器、茶叶带往世界各地的同时，也带去了农耕及手工业技术、造纸术和指南针，搭乘商船来来往往的高僧、科学家、画师、译者更是文化交融的使者。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持续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广州，是中华文明影响世界之旅的一大启程之地，而驰骋在波斯湾的一艘艘唐船，恰为这种影响提供了最佳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