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文选》，是一部总集，共四十卷，清代初年著名的反清义士、诗人、文学家屈大均编。现存最早刊本是清康熙二十六年三闾书院刻本，现藏北京图书馆，系海内珍本。

屈大均，字翁山，又字介子，号三外野人、九卦先生等。广东番禺人（今广东省广州市）。生于明崇祯三年（1630年），家境十分贫寒，其父屈宜遇虽曾致力于科举，奈何总是名落孙山，被迫改习医术，巡诊于乡间。他嗜书如命，诊金悉数购书。常对屈大均说：“家可无田，但不可无书”。他将满腔希望寄托在屈大均的身上，督课很严，“日诵数千言”。多亏了屈大均天资很高，且又勤奋好学，每天夜里在母亲织布机前油灯下苦读。每夜三十页。第二天早上由其父检查背诵，能“不遗一字”。宜遇还经常教导大均要有气节、洁身自好、不要作官。在此熏陶下，大均知书识理，渐渐崭露头角。

屈氏父子的行为受到乡里称赞，大均也被推荐到顺德县举人陈邦彦门下。陈是广州名流，忠君报国思想极深。他不仅教育屈大均的学业，更用其实际行动给大均以耳濡目染。渐渐地，大均的学业成为陈邦彦门下佼佼者，思想上也牢固地树立了忠君保国、反清复明的念头。就在1647年，陈邦彦在广州举行反清暴动，大均也追随其中，可惜起义失败，陈邦彦被俘殉国。这件事给大均深刻影响，发誓要报仇，并与清廷不共戴天。不久，大均又参加了李成栋的反清行动，并献书《中兴六大典》，受到李部的欢迎，准备留其任职，屈大均因父病而匆匆辞归，甫料迅即反清失败，屈大均只好再次返乡。

清军攻占广东后，强行推行“剃发令”，屈大均誓不相从，而削发为僧，投在本乡雷峰海云寺为僧，法名今种，并把自己的住室称为“死庵”。并写了《长发乞人赞》、《秃颂》、《藏发冢铭》等抨击满清暴政。

屈大均虽暂时遁身佛门，但他决不甘心做一个“四大皆空”的和尚，而是利用和尚云游四方之际团结同道，共商大计，他这时做的《鲁连台》一诗中这样说：古庙千秋月，荒木万台风。从来天下士，只在布衣中。

充分反映出当时反清志士的心声，传颂一时。

长期的反清活动，使屈大均身份暴露。其好友遇害，大均仅以身免，只好返俗回乡，但家中也无法久留，最后只有浪迹天涯、游学四方。广交朋友，仍图谋举事。1673年，吴三桂在云南起兵，打着复发、复衣冠的旗帜作号召，大均也受其影响，赴吴部从军，作了广西按察使、监军桂林，不久识破吴三桂的真相，乃忿然辞归。未已吴三桂兵败，清军按图索骥，捉拿曾任伪职的屈大均，大均无奈只得再度远遁。气愤之余，他在南京雨花台自建衣冠冢，并作冢志铭、以发泄仇清情绪。

屡屡失败，加上渐渐年老体衰，屈大均晚期没有能参加重大的反清活动。但他仍然坚持反清复明立场。清廷开博学鸿词科，荐其应试他却断然拒绝。虽老病潦倒仍不屈服，最后怀着无穷的遗恨，与世长辞，时在1696年，享年六十六岁。屈大均才华出众，一生写了大量诗词，与陈恭尹、陈佩兰合称“岭南三大家”。其诗充满深厚的民族感情和爱国思想，风格雄健瑰奇，“如万壑奔涛、一泻千里”，为后人留下宝贵且丰富的精神食粮。

屈大均还是位治学严谨的学者，他穷个人之力，补叙《广东通志》，最终形成卷帙宏富的《广东新语》，是一部融知识性、学术性、资料性为一体的地方文献。

大均死后，其文形成著述的有30余种，以《广东新语》为代表，还有《皇明四朝成仁录》、《翁山易外》、《翁山文外》、《翁山诗略》、《道授堂集》等，约300万字。另外，他还编选很多前人的诗文集，除本文介绍的《广东文选》外，还有《广东文集》、《广东诗文集》等。

《广东文选》是屈大均晚年编选的，在此之前已编定一部《广东文集》，该书卷帙浩繁，从两汉至明末，凡是广东籍的知名学者都忝列其中，“大家数十、名家百余，人各为集”。但是该书所收多为诗辞文赋，于上列名人之诏、令、疏、奏、序、记、传、论、碑、志都没有收集。因此屈大均总有缺憾之感。遂在晚年，参考众家文献，尤其是明代张凤翼所编之《岭南文献》和江瞿崃所编《岭南文献诗集》。苦心孤诣搜罗而成。

对于此书，屈氏自感不错，称：“大钧不敏，窃尝取广东先哲之文，篡为越语，以附于左氏越语之后，既而思之，不若称为广东文选之善，盖以予先有广东文集之役，自两汉至明，人各为集，大家数十，名家百余，凡为二百余集。譬之水焉，文集为洋洋大河、而文选为一勺；譬之山焉，文集为罗浮二岳，而文选为一卷。使观者从一勺求洋洋大河，从一卷以求罗浮二岳，是一勺为洋洋大河之必须，一卷为罗浮二岳之不可少。文选为文集之车右轮，相辅而行不可废一者也”。确如所言，《广东文选》绝非可有可无之作，更非狗尾续貂，洋洋四十卷之大观，搜罗之宏富，选取之精当，罕有其匹。

全书将两汉至明，尤其是唐宋以来的政书及志铭等按类分排，记《敕制诰命》一卷、《疏》三卷、《表状颂笺》一卷、《议》一卷、《策》一卷、《序》二卷、《论》一卷、《辩说解》一卷、《记》二卷、《传》二卷、《行状》一卷、《碑》一卷、《墓志铭》一卷、《墓表》一卷、《书》一卷、《杂著、杂文》一卷、《题跋》一卷、《赞铭箴》一卷、《赋》二卷、《四言古诗》一卷、《乐府杂体》一卷、《五言律诗》二卷、《七言律诗》二卷、《五言排律诗》一卷、《七言绝句诗》二卷、《词》一卷共二十九类。

《敕制诰命》中收录有张九龄撰《敕新罗都护》、《敕日本国王》、《敕吐蕃赞普》等三篇敕文、反映盛唐国力强盛、四方来朝的盛况，对研究唐外交史有很大参考价值。还有宋明人的文章。篇幅虽小但精当得体。

《疏》二卷、收录自汉赵佗《报文帝书》至明林熙春《伸求言官疏》千余年间广东籍官员奏疏四十余篇、篇幅巨大，但主要是明代如丘，林培等著，汉唐人较少。惟屈大均老师陈邦彦之《肃吏疏》、《屯田疏》赖其保存至今。《表状笺颂》一卷收张九龄、余靖及明陈琏、祁顺之文，其中《河清颂》、《进平蛮记表》较为少见。

《议》一卷，主要收录了明陈建的《任官十议》、《制兵议》、《宗藩汉》。三文篇幅很大，内容丰富。

《策》一卷，主要是一些臣下对上应答及部分殿试时的考卷，如张九龄的《应道侔伊吕科策》、明伦文叙的《殿试策》等。

《序》二卷，收集各类文本序言、及赠别应答之作。如丘?的《曲江集序》、《大学衍义补叙》等。张潮的序也收集不少。洋洋洒洒共收百余篇，是该书中份量较重的部分。

《论》一卷、几乎全是明儒的义理之学，如薛侃的《明伦论》、王渐逵的《性论》、黄佐的《天地论》、《韶乐论》等。

《辩说解》一卷，收得是明代经史学的一些考史、辨史之争。如霍韬的《春王正月辩》、黄佐的《周礼辩》，还有唐伯元的《生母服说》、《立后说》等学术文章。

《记》二卷、《传》二卷，主要是唐以来广东大事和重要人物的记载，如张九龄的《开凿大庾岭路记》，宋代陈颖的《均赋役记》，宋代李昂英的《游忠公传》、明张萱的《许由传》、《皋陶传》、《百里奚传》等。

《行状》一卷，这是比较少见的文体，收有李昂英的《崔清献公行传》等三篇。

《碑》、《墓志铭》、《墓表》各一卷，收有自汉以来所见几种碑、碣、神道碑文，较罕见的有《汉桂阳太守周府君碑》，明林承芳《平南碑》等。《书》、《杂文》、《题跋》、《赞铭箴诔》各一卷，录有唐以来各种书信札记和短文如张九龄《上姚令公书》、黄佐的《上杨石淙书》。其中明湛若水著《古乐经传或问》有较大的学术价值。黄佐的《九州问》，堪称一本明时地理书。《赋》二卷，赋自唐已衰，是编收张九龄之《白羽扇赋》、《荔支赋》，以及明代如湛若水、黄佐之辈作品。黄佐的《二京赋》系仿张衡而作，述南北二京风物民俗。颇值一读。

各种诗词共十四卷，除张九龄的几篇诗作外，绝大部分是明人作品。写人记景，迎来送往，无所不包，难以具悉。

限于篇幅，这里只能述其纲目，该书难得一见，愿在此赘述几段，以贻有心者一二。

总得看来，《广东新语》是补《广东文集》而作，可以看成其续编。它遍收广东名人如张九龄、湛若水、黄佐、罗舜臣、张潮、张萱等人各种体裁之作品，主要是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方面的内容。对广东一地的发展有着详实、全面的记载。文中绝口不提军事、政治，似有隐衷。

广东地处东南、由于语言、风俗的不同，内地对其很少了解。实际上该地并非如中原人所想象的那样，她出产丰富、风景秀丽，人才辈出，可谓人杰地灵。屈大均立志把家乡介绍给世人，无论其《广东新语》、《广东文集》以及本书都是想把广东详加描述，使人对她了解。这三本书各有所重、合起来不亚于一部《广东通史》，其以一人之力完成如此巨作，实属不易。今天读罢《广东文选》，很难不佩服广东文教之盛，名家辈出。这恐怕就是屈氏写著此书的目的。屈大均治学严谨，在四十卷的巨著中，他每篇文章都仔细研读过，凡是有缺点的一概删去，而且不论是否是名人大家，深恐有辱门庭。他自己也说：“未能尽善者、虽大贤弗敢录”。今天看来，屈氏所选确系精品。大多是各家代表作。这种学风值得我们敬仰。

本书在清却遭到毁禁，险些失传。原因在于其文虽少有违碍，但作者乃清廷要犯，因此也遭厄运。屈大均立志反清、名头很大、清政府恐其谬种流传、因而对其文章蓄意诛锄，所有屈氏所撰文稿，统统归于全毁，而且只要一兴文字狱，屈大均都要挂在首页。在他死后一百多年里，围绕着禁毁屈书，还发生了一个“文惊二朝、三动天子”的故事。

雍正时期兴动曾吕文字狱案，朝廷颁发《大义觉迷录》晓谕天下。其中就有涉及屈大均文章中有反清言行事。时大均已死几十年了，其子屈明洪吓得赶紧携父书投案自首，广东地方官仍拟将大均“锉骨扬灰”、明洪“斩首示众”。后雍正帝念明洪“自首”，饶了他一命，至于大均之坟，因其亲族不知在何处作罢。又过了四十几年、乾隆帝又兴动文字狱。在各地查抄违禁书籍，命令传到广东，广东便展开一场重点收缴屈大均诗文的禁书行动、结果在大均的第四代子孙手中查到几本。遂依律将其定为大逆不道，拟诛九族，欲将屈氏子孙一网打尽。幸亏乾隆帝御审时，念屈氏已几代不敢读书识字，收藏禁书实属无心，饶其一族性命，只将几本书销毁了事。

甫料未几，乾隆翻阅大均文集，竟发现《雨花台葬衣冠冢志》，顿时大怒，御旨令江苏省立即平毁，害得两江总督高晋亲自出马，把雨花台一地所有断碑残碣一一洗涮辨别，仍一无结果，气得大骂屈大均“狡兔三窟、形踪诡秘，生前犯法、死后害人、天理难容、人神共愤”。最后也只好据实上奏了事。

其实屈大均墓根本没有墓碑，子孙凭暗记而祭祀，此一点大均确属有先见之明，说其狡兔三窟倒也不冤。清亡后，屈氏子孙正式立碑修坟，今已成番禺一大名胜古迹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