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指数是衡量人们对自身生存和发展状况的感受和体验，即人们的幸福感的一种指数。

不同的人对幸福感的理解和诠释不同，比如市民小王说：“幸福就是工资再高一点，晚上少加班。”而职业经理人胡明鑫认为：“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我要把公司做成一个世界品牌。”而专家认为，幸福感可以理解为满意感、快乐感和价值感的有机统一。

事实上，幸福指数的含义远不止幸福感，它还包含民众所拥有的外部生存环境和自身发展条件。例如，“非典”曾让人们的幸福指数下跌，“神五”成功发射则提高了幸福指数。又如，生活在空气污染指数低的城市，就相对幸福。

怎样测试自己的幸福程度呢？专家认为可以通过心理测试来把握。他提出了由10个次级指标构成的我国民众幸福指数指标体系：知足充裕体验指数、心理健康体验指数、成长发展体验指数、社会信心体验指数、目标价值体验指数、自我接受体验指数、人际适应体验指数、身体健康体验指数、心态平衡体验指数、家庭氛围体验指数。

高连奎幸福方程式

幸福不仅是可以研究的，幸福指数也是可以量化的，幸福指数完全可以变成一个与现实经济变量挂钩的方程式。幸福是可以用经济学加以解释的。

幸福方程式：幸福指数 = （个人收入/周围人平均收入）×（未来收入预期/现在收入）× （个人收入/生存成本）×个体差异以上公式在不严格的情况下，也可以简化为

“幸福指数=收入/生存成本”。

第一、民众的幸福指数主要与收入和生存成本两个因素相关，幸福指数与收入成正比，与生存成本成反比。收入越高，幸福感越强，收入越低，幸福感越差，生存成本越高，幸福感越差；生存成本越低，幸福感越强。中国人在20世纪80年代幸福感是最强的，因为当时收入在不断增长，生存成本却变化不大。而到了21世纪，随着教育、医疗和住房等改革的渐次展开，国人的生存成本骤然升高，幸福感也就越来越低。

第二，幸福感还来自于是来自周围人的比较：个人收入高于周围人时，幸福感更强；收入不及周围人幸福感就差。这种周围人可以是亲戚朋友，也可以是邻居、同事或是所在城市居民，主要是自己见闻所能及，且比较关注的范围。

第三，幸福感还与未来预期有关，如果收入很高，而对未来预期收入不稳定，那幸福感就会很差，如果未来有稳定的预期，那幸福感也会很强。这可以从古代的养儿防老和现代的社会保障来证明。在古代，养儿防老其实也是一种收入预期。最后，幸福还与个体素质有关，这主要是指心理素质、心理承受能力，而非欲望。

另外，幸福与过去的收入没有关系，因为过去的收入对应过去的生存成本，收入对应生存成本。

根据高连奎幸福指数公式，如果收入上升得很快，而生存成本上升得更快，那幸福感照样不会增强，反而会降低。所以，那些以收入增加来批判民众没有幸福感的说法站不住脚。根据上面的幸福指数公式可知，要想提高民众的幸福感，可以降低民众的生存成本入手，生存成本低了，幸福感自然也就增强了，也可以从建立社会风险的防范机制入手，社会风险越低，民众的收入预期越稳定，幸福感也越强。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也曾经提出过一个幸福方程式：幸福=效用/欲望。

萨缪尔森方程式的缺点在于没有与一些具体经济因素挂钩，而是与效用和欲望挂钩，在经济学上，效用和欲望都是主观因素，都没法量化。不仅对提高民众幸福度没有意义，还给了一些政策制定者推脱的借口。比如民众如果说自己不幸福，那有些人就立马拿起伦理的大棒批判民众的欲望太高了！现实中也确实充斥着这样的批判，这非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起到了更坏的效果。经济学家要将幸福做为一个经济学问题研究，除去一切心理因素，采用客观量化的指标。

政府只需要做两件事，那就是不断的提高民众的收入，和不断的降低民众的生存成本，这两点做好了，民众的幸福感自然就增强。心理因素只能用来解释个体差异，并不是决定幸福指数的根本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