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八年（1085年）二月，
苏轼到达南都应天府（商丘），在商丘停留三个月。在商丘停留期间，苏轼为商丘名胜
妙峰亭题榜（匾额），题榜时作有《
南都妙峰亭》诗一首。诗云：“千寻挂云阙，十顷含风湾。开门弄清泚，照见双铜钚。池台半禾黍，桃李余榛菅。无人肯回首，日暮车班班。史君非世人，心与古佛闲。时邀声利客，来洗尘埃颜。新亭在东阜，飞宇临通阛。古甃磨翠壁，霜林散烟鬟。孤云抱商丘，芳草连杏山。俯仰尽法界，逍遥寄人寰。亭亭妙高峰，了了蓬艾间。五老压彭蠡，三峰照潼关。均为拳石小，配此一掬悭。烦公为标指，免使勤跻攀。”从诗句中可以看出，风景秀美的杏山，高高耸立在阏伯台附近，其上有妙峰亭，其下有“十顷含风湾”和新亭。诗人站在“古甃磨翠壁”的妙峰亭上，举目四望，美景尽收，心似闲云，流连忘返。其“俯仰尽法界”“心与古佛闲”“无人肯回首，日暮车班班”就是真实写照。
北宋靖康元年（1126年）春，金兵第一次包围宋朝东京开封府时，赵构曾以亲王身份在金营中短期为人质。当年冬，金兵再次南侵，他奉命出使金营求和，在河北磁州被守臣宗泽劝阻留下，得以免遭金兵俘虏。金兵再次包围开封时，他受命为河北兵马大元帅（《宋史·本纪》称赵构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宋廷令其率河北宋兵救援京师，但他移屯大名府（今属河北），又于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正月转移到东平府（今属山东），以避敌锋。这时，宋徽宗和钦宗为金兵俘虏北去。靖康二年“三月丁酉，金人立张邦昌为帝，称大楚”；四月“癸亥，（张）邦昌尊元祐皇后为宋太后，遣人至
济州（今属山东）访康王赵构，又遣吏部尚书谢克家来迎”，劝赵构在济州即皇帝位。后经元祐皇后和朝中多位大臣数次相劝，认为南京应天府为艺祖龙兴之地，距四方位置适中，漕运发达。于是赵构在四月十七日从济州出发，途经单州、
虞城县，癸未（二十日）至南京
应天府，“命有司筑坛府门之左”，而后于五月初一在南京（今商丘）城南杏山“登坛受命，礼毕恸哭，遥谢二帝，即位于府治。改元建炎”，成为南宋第一位皇帝。
明嘉靖二十四年《归德志》载：“幸山，南关外，旧传宋高宗即位之所……俗讹为杏山，睢阳八景题曰‘杏山春意’。”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这里，“杏山”成了“俗讹为”。言外之意，只有“幸山”才是正名。
也许，会有人疑问，地处豫东平原的商丘，除芒砀山外，方圆百里之内，哪还来什么山？对此，明嘉靖《归德志.卷之一》云：“舜典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盖于每州封表一山，以为之镇，故志家重山川尚矣。吾宋为豫州之域，其在境内者，土壤平夷，无山可表，而冈阜之高起者则皆山之谓也。胡可遗也志之。”“幸山，南关外，旧传宋高宗即位之所，后人尊之以为山也……建炎元年，高宗自济州趋幸应天，命筑坛於府门之左，五月庚寅朔，登坛受命即皇帝位。所谓山者，疑即坛也，基址犹存，今建观音堂于上。”清康熙四十四年《商丘县志》载：“幸山，在城南三里，宋靖康元年，高宗自济州趋应天府，命筑台于府门之左，受命即皇帝位于此。”
幸山，并不孤独，有亭台楼阁遍布上下。如前所述，赵构南京登基之前，幸山之上，就有妙峰亭，幸山之东有新亭。明嘉靖《归德志》载：“新亭有十二，王胜之建，在城外堤上。”清康熙四十四年《商丘县志》卷三《古迹》说：“妙峰亭：在旧城内，宋留守
王胜之建，苏轼题榜。又有新亭十二，皆胜之建。又有观光亭、望云亭，亦俱在旧城内。”
如此看来，幸山及其周围，原本就是一亭台林立的景区，不但有妙峰亭、十二新亭，还有观光亭、望云亭。赵构在幸山筑坛登基即皇帝位，也许就是看中了这一胜景之地。到了明嘉靖年间，在赵构登基所筑之坛上，又建了观音堂。回望历史，幸山，确是商丘一处极为壮观的园林。
关于妙峰亭、十二新亭和观光亭、望云亭的位置，明嘉靖《归德志》记载“在城外堤上”，清康熙四十四年《商丘县志》记载“在旧城内”。两者是否相左？回答是否定的。清康熙四十四年《商丘县志》所说的“旧城”，指的是明正德六年（1511）建的
商丘古城之前的城。成书于明嘉靖二十四年（即公元1545年）的《归德志》，时间上晚于明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记载为“在城外堤上”也是符合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