帛远（约253-305），字法祖，本姓万氏，河内（指今河南黄河以北地区）人。他的父亲威达，以博学儒士而知名于世。州府征召他入仕，皆不赴命。法祖少年时就萌生了悟道之心，启请父亲，允许他出家，言辞恳切，父亲不能改变他的志向，于是法祖出家为僧。法祖才思敏捷，聪明绝伦，每天能诵经八九千言，研究大乘佛经，细致入微。世俗社会的古代典籍，也多有猎涉。曾在长安建筑佛寺，以讲论研习佛经为业。晋惠帝（公元290年一306年在位）末年，太宰河间王禺页镇守关中，对法祖虚心敬重，待之以师友之礼，每到闲辰靖夜之时，两人常在一起谈论道德。约305年，被秦州刺史张辅所杀。

当时群雄争斗，干戈四起，法祖就想潜迹于陇山以西地区，以保持自己正确的操行。正值张辅担任秦州刺史，镇守陇上，法祖就与张辅同行。因法祖的名望和德行，众望所归，张辅就想让法祖离教返俗，当他的僚佐。但是法祖信仰佛教的志向是不可改变的，因此两人结下怨恨。先前有个秦州人，名叫管番，因宗教信仰不同，多次与法祖辩论，却屡屡败在法祖手下，为此管番衔恨已久，多次在张辅面前进谗言，诬陷法祖。当法祖走到氵开县时，忽然对其他的和尚和弟子们说：“几天之内，我的前世之对就要来了。”于是辞别众人，并写了一封书信，又将经书、佛像和资财都分给众人。第二天早上，法祖来到张辅这里，和张辅谈话，二人话不投机，得罪了张辅，张辅将法祖抓起来，要实行刑罚，众人都很奇怪，也很惋惜。法祖说：“找来此是为了了结我的前世之对，这是前世宿命所造成的，并不是为现在的事情。”说完大呼十方佛祖:“我前世的罪孽因缘，今世欢喜了结，望从此以后，找与张辅之间没有任何怨恨，结为朋友，也不要让他戴上杀人的罪名”。

“随后张辅鞭打法祖50，奄然命终。后来张辅知道了法祖临死前说的这一番话，感到非常遗憾。当初，法祖传布教化的声誉，传遍了整个关中、陇西地区，人们将法祖奉若神明，听说法祖被害的消息，无论是汉人还是少数民族，都悲痛异常，走在路上都痛哭流涕。陇西的羌族及其他民族，派出5000精锐骑兵，准备迎接法祖的到来，走到半路，听到法祖遇害的消息，悲恨万分，群情激愤，发誓要为法祖报仇。张辅听到这消息后，立即遣兵拒敌，羌族人率领轻骑，奔袭迎战。当时天水人富整，趁势杀了张辅，羌族人感到大仇已报，便退兵了，他们将法祖分尸，各自带回去起造佛塔或佛寺。

西晋佛教，是说从晋武帝泰始元年（265）到愍帝建兴四年（316）建都在洛阳，共五十一年间的佛教。在这个时期，著名的佛教学者竺法护、安法钦、彊梁娄至等人分别在敦煌、洛阳、天水、长安、嵩山、陈留、淮阳、相州、广州等地，或翻译经典，或弘传教义，或从事其他佛教活动，因此佛教比起前代来有了相当的发展。西晋佛教的活动，主要还是译经。这一期间从事译经的国内外沙门及优婆塞共十二人。其中最突出的是竺法护。他本来是月支人，世代住在敦煌郡（今甘肃省敦煌县）。此外，在洛阳有安法钦、法立、法炬，陈留（今河南省陈留县）有无罗叉（一作无叉罗）、竺叔兰，广州有彊梁娄至，关中（今陕西省地方）有帛远、聂承远、聂道真、支法度、若罗严。他们所译出的经、律和集传等共二百七十五部，加上新旧各种失译人的经典五十八部，合计三百三十三部。竺法护早年跟随他的师父竺高座到过西域，获得《贤劫》、《大哀》、《法华》、《普曜》等经的梵本共一百六十五部。泰始二年（266）他从敦煌到长安，后到洛阳，又到江左，沿路带着经典传译，未尝暂停。他的译业最盛时期是从武帝太康到惠帝元康二十年间（280—299），所译出的大小三藏经典共一百五十四部（此据《出三藏记集》卷二，《开元释教录》作一百七十五部）。现存《光赞般若波罗蜜经》十卷、《正法华经》十卷、《渐备一切智德经》五卷、《普曜经》八卷等八十六部。 经常襄助法护翻译的，有优婆塞聂承远、聂道真父子，他们都长于梵学。承远明练有才，对于法护译经文句多所参正，并担任笔受。他后来在惠帝时（290—306）自译《超日明三昧经》二卷和《越难经》一卷二部（现存）。其中《超日明经》，即删订法护先译而成。道真从太康初到永嘉末（280—312），谘承法护笔受；法护圆寂后，自译《无垢施菩萨分别应辩经》一卷（现存）等二寸余部。法护的弟子，还有竺法乘、竺法行、竺法存。法护于太康五年（284）译出《修行道地经》七卷（现存）等，法乘也曾参加笔受。与法护同时的，有法炬、法立两人，在惠、怀二帝时合译出《楼炭经》六卷、《法句譬喻经》四卷和《佛说诸德福田经》一卷（均现存）。在法护译出《光赞经》后六年，即元康元年（291），又有无罗叉和竺叔兰在陈留仓水南寺译出《放光般若经》二十卷（现存）。它的原本是朱士行在于田写得，而由其弟子弗如檀（法饶）等送回汉地的。沙门无罗叉，于田人，稽古多学。竺叔兰本天竺人，生在河南，善梵晋语。他们译出的《放光般若》是《大品般若》的第二译，后来太安二年（303）沙门竺法寂（此据《放光经记》）和竺叔兰为之考校书写成为定本。叔兰后在洛阳自译《异毗摩罗诘经》三卷、《首愣严经》二卷二部，其书都佚。

帛远，字法祖，河内人，博学多闻，通梵晋语，于方等经深有研究。时在长安建造佛寺，从事讲习。后来在陇西（今甘肃省地方）译有《菩萨逝经》一卷、《菩萨修行经》一卷、《佛般泥洹经》二卷、《大爱道般泥洹经》一卷、《贤者五福德经》一卷等十六部（上述五部现存）。此外，有彊梁娄至，西域人，于武帝太康二年（281）在广州译《十二游经》一卷一部。又安法钦，安息人，于同年迄惠帝光熙元年（281—306）在洛阳译《道神足无极变化经》四卷、《阿育王传》七卷等五部。沙门支法度，在惠帝永宁元年（301），译出《逝童子经》一卷、《善生子经》一卷等四部（上述二部现存）。又有外国沙门若罗严，译出《时非时经》一部（现存）。

对西晋一代主要的译人、译籍，后世已有所品评。如道安在《合放光光赞略解序》中（载《出三藏记集》卷七）评竺法护的《光赞》译本：“言准天竺，事不加饰，悉则悉矣，而辞质胜文也。”这是说《光赞》纯用直译，文辞粗糙。评无罗叉、竺叔兰的《放光》译本：“言少事约，删削复重，事事显炳，然易观也，而从约必有所遗。”在《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中（同上卷八）评无罗叉说：“斲凿之巧者也，??则巧矣，惧窍成而混沌终矣。“这是说《放光》兼用节译和意译，删削过甚，意义必定有所遗漏。僧肇在《维摩经序》中（同上）评竺叔兰所译《异毗摩罗诘经》：“理滞于文，常惧玄宗堕于译人。”总之，西晋一代的佛典翻译，还没有成熟，所以后世研诵者不多。 西晋的佛教义学，继承后汉、三国，以方等、般若为正宗，这在当时几位著名译人的译籍里可以看得出来。如竺法护，虽然译出许多重要典籍，但他的中心思想仍是继承支谶、支谦传弘方等、般若之学的。他的译出《光赞》，和支谶译出《道行》、支谦译出《明度》是一脉相承的。他还译出以般若性空为基础的《贤劫》八卷、《大哀》八卷、《密迹》七卷、《持心》四卷、《海龙王》四卷、《等集众德三昧》三卷、《大善权》二卷等方等经典，并且曾经抽译龙树的《十住毗婆沙论》。总之，他的译业，主要是在于弘扬般若性空的典籍的。同时无罗叉、竺叔兰继承朱士行的遗志，他们译出的《放光》，即盛行于当时。淮阳支孝龙，常钻研《小品》以为心要。他获得叔兰刚译出的《放光》，阅读旬余，便从事敷讲。后来河内帛法祚（帛法祖之弟）作了一部《放光》的注解，其书不传。卫士度略出《道行》，也在此时。另外《首楞严》在西晋有竺法护、竺叔兰两种译本，帛法祖还作了一部注解。由这些，可见当时义学沙门是如何重视方等、般若的了。

由于佛教在西晋渐次流行，对道教的传播也有所影响，因而在道教徒中有《老子化胡经》之作。晋惠帝时，道士祭酒王浮平日和帛法祖争论佛道二教的短长，王浮乃撰此经以扬道抑佛。“老子化胡”之说，从后汉以来已开始了。如《后汉书.襄楷传》说：“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又《魏略.西戎传》说：“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为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属弟子，别号合有二十九。”王浮的《化胡经》，或即集前人的传说而作的。至于当时朝野对佛教的信仰，已经相当普遍。相传西晋时代东西两京（洛阳、长安）的寺院一共有一百八十所，僧尼三千七百余人（法琳《辩正论》卷三）。这虽然是后世的记录，未必即为信史，然而竺法护时代已有“寺庙图像崇于京邑”之说（《出三藏记集》卷十三）。而见于现存记载中的，西晋时洛阳有白马寺、东牛寺、菩萨寺、石塔寺、愍怀太子浮图、满水寺、盘鵄山寺、大市寺、宫城西法始立寺、竹林寺等十余所。

其次，当时译出的经典，除了抄写传播而外，还流行一种“细字经”和“供养经”等，足见当时对佛教信仰的广泛。如永嘉中，有不详氏族的安慧则，工正书，于洛阳大市寺，在黄缣上用细字书写《大品般若经》一部，字如小豆，而分明可识，一共写了十几本，即其一例。另外，西晋时代抄写的“供养经”，有些还流传到现在，如敦煌出土惠帝永熙二年（291）所书写的《宝梁经》上卷，土峪沟出土元康六年（296）所书写的《诸佛要集经》等都是。

三国佛教，包括公元220—265年间魏吴蜀三国时代的佛教。其中，魏继后汉，建都洛阳，一切文化都承后汉的余绪，所以魏代的佛教也可说是后汉佛教的延长。在这个时期，有天竺、安息、康居等国的沙门昙柯迦罗、昙谛、康僧铠等，先后来到洛阳，从事经典的翻译。魏明帝（227—239年）曾大起浮屠（见《魏书.释老志》），陈思王曹植也喜读佛经，并创作梵呗。吴据江南，建都建业。佛教由中原辗转传入。当时支谦、康僧会等先后入吴。孙权问支谦以经中深义，拜为博士，令和韦昭等一同辅导东宫（见《出三藏记集》卷十三）。又康僧会感得舍利，使孙权为之建寺塔，号建初寺。尚书令阚泽答孙权问：评比三教的高下而推尊佛法（《广弘明集》卷一引《吴书》）。后来孙权之孙孙皓即位，将要毁坏佛寺，污秽佛像，因康僧会说法感化，终于从受五戒。蜀僻处西偏，旧录相传有蜀《首楞严》二卷，蜀《普曜经》二卷（《出三藏记集》卷二），似乎已流传佛教，但这两部在蜀流传的经久已逸失，其详未见记载，所以历代经录中只有魏、吴录，而无蜀录。 戒律的传来，是三国时代佛教中重大的事件。先是魏境虽有佛法流行，然而僧众只是剪除头发，也没有禀受归戒，所有斋供礼仪咸取法于传统的祠祀。到了魏废帝嘉平二年（250年），中天竺律学沙门昙柯迦罗（此云法时）游化洛阳，主张一切行为应遵佛祖，于是洛阳僧众共请译出戒律。迦罗恐律文繁广，不能为大众所接受，因而译出《僧祇戒心》，即摩诃僧祇部的戒本一卷，又邀请当地的梵僧举行受戒的羯磨来传戒。这是中土有戒律受戒之始，后世即以迦罗为律宗的始祖。当时又有安息国沙门昙谛（此云法实），也长于律学，于魏高贵乡公正元二年（255年）来到洛阳，在白马寺译出《昙无德（法藏）羯磨》一卷，此书即一直在中土流行。因它原出昙无德部的广律，即《四分律》，后来中土的律宗独尊《四分》，和它有关。当时开始依此羯磨而受戒的有朱士行等人，一般即以士行为中土出家沙门的开始。

魏代的译师，除昙柯迦罗、昙谛之外，还有康居沙门康僧铠，于嘉平末年来到洛阳，译出《郁伽长者所问经》一卷、《无量寿经》二卷等四部。又有龟兹沙门帛延，于高贵乡公甘露三年（258年）来洛，译出《无量清净平等觉经》二卷、《叉须赖经》一卷、《菩萨修行经》一卷、《除灾患经》一卷、《首楞严经》二卷等七部。此外还有安息沙门安法贤，在魏代译出《罗摩伽经》三卷、《大般涅盘经》二卷，翻译年代不详，其书也都阙失。

吴代的译经，开始于武昌，大盛于建业。译人有维祇难、竺将（一作律）炎、支谦、康僧会、支彊梁接等五人。维祇难为天竺沙门，于孙权黄武三年（224年）携《法句经》的梵本来到武昌，由他的同伴竺将炎与支谦共同译出二卷，后经校订（现存）。竺将炎后又于黄龙二年（230年），在杨都（建业）为孙权译出《三摩竭经》、《佛医经》各一卷（现存），就中《佛医经》是和支谦共译的。支谦是这一时代的译经大师，先世本月支人，他的祖父法度在后汉灵帝（168—189年）时，率领国人数百东来归化，支谦即生在中国。早年受业于支谶的弟子支亮，汉献帝末年，避乱到武昌，更入建业，一直到吴废帝亮建兴年中（252—253年），专以译经为务。所译广泛涉及大小乘经律，包括大乘《般若》、《宝积》、《大集》等经凡八十八部一百十八卷，现存五十一部六十九卷（此据《开元释教录》卷二）。

其中重要的译典其，有《维摩诘经》二卷、《大明度无极经》四卷、《太子瑞应本起经》二卷等。后汉支谶原传弘方等般若之学，译出的《道行般若经》十卷和《首楞严三昧经》二卷（已佚），盛行于魏晋之间。支谦继承支谶的思想体系，改译《道行》为《明度》，文体亦变冗涩为简洁流利。纯用意译，即向来不翻的真言也没有例外（如《无量门微密持经》的八字真言）。又曾为他自己所译的《了本生死经》作注，为经注的最早之作（《出三藏记集》卷六、八三）。康僧会的祖先是康居人，世居天竺，他的父亲因经商迁到交阯，僧会年十余岁时出家，明解三藏。赤乌十年（247年）来到建业，先后译出《六度集经》九卷（现存）和《吴品经》（《般若》五卷，已佚）等。他又著有《安般守意》、《法镜》、《道树》三经的注解，并且都作了序文。他早年从陈慧等传承安世高“安般”之学，在《安般序》中论述心的溢荡由于内外六情而起，须修“安般”，即数息、随、止、观、还、净六行以治之。这是僧会学说的要点。支彊梁接（正无畏）于吴废帝亮五凤二年（255年），在交州译出《法华三昧经》，即《正法华经》六卷（已佚），为《法华经》的第一译。此外失译诸经在古、旧录中被认为是出于魏吴时代的有八十七部（《开元录》卷二）。

这一时期中，中土沙门开始西行求法者，即朱士行其人。士行，颖州人，出家以后，研钻《般若》。以此经旧译文义不贯，难以通讲，常慨叹其翻译未善，又闻西域有更完备的《大品经》，乃誓志西行寻求，以甘露五年（260年）从雍州（在现今陕西省长安县西北）出发，过流沙，到了于田（今新疆和田，当时大乘经教盛行），写得《大品般若》的梵本九十章六十余万言，于晋武帝太康三年（282年）遣弟子弗如檀（译云法饶）等十人送回洛阳，后于元康元年（291年）由竺叔兰译出，名《放光般若经》。他本人即留在于田，到了八十岁圆寂。三国时代佛教的传弘，虽然范围还不广阔，但已逐渐和固有的文化相结合。如支谦、康僧会都是祖籍西域而生于汉地，深受汉地文化的影响，在他们的译籍里，不但文辞典雅，并且自由运用老氏的成语，以表达佛教思想。其次，支谦依《无量寿经》和《中本起经》制作连句梵呗三契，康僧会也依《双卷泥洹》制泥洹梵呗一契。他们都创作歌咏经中故事的赞颂声调，通于乐曲。旧传康僧会来到吴地传播佛教时，还带来印度佛教画本，当时画家曹不兴，即据以绘画佛像，成为名家。这些都对佛教的传播有大影响。至于寺塔的建筑、佛像的雕塑，也各具备一些规模，只是遗物不存，难言其详了。

晋惠帝时，还有个在家奉法修行的卫士度，翻译《道行般若经》二卷。卫士度是司州汲郡人，出身寒门，他却安贫乐道，常以佛法为心。他在临去世的那天，用净水洗浴漱口，又诵经千余言，然后引衣而卧，奄然而逝。

奄然命终，辅后具闻其事方大惋恨，初祖道化之声被于关陇，崤函之右奉之若神，戎晋嗟恸行路流涕，陇上羌胡率精骑五千，将欲迎祖西归，中路闻其遇害，悲恨不及，众咸愤激，欲复祖之雠。辅遣军上陇，羌胡率轻骑逆战，时天水故涨下督富整，遂因忿斩辅，群胡既雪怨耻，称善而还。共分祖尸各起塔庙，辅字世伟，南阳人，张衡之后，虽有才解而酷不以理，横杀天水太守封尚，百姓疑骇因乱而斩焉，管蕃亦卒以倾险致败，后少时有一人，姓李名通，死而更苏云，见祖法师在阎罗王处为王讲首楞严经云，讲竟应往忉利天，又见祭酒王浮，一云道士基公次被锁械，求祖忏悔，昔祖平素之日与浮每争邪正，浮屡屈既瞋不自忍，乃作老子化胡经以诬谤佛法，殃有所归故死 。

方思悔，孙绰道贤论以法祖匹嵇康。论云，帛祖衅起于管蕃，中散祸作于钟会，二贤并以俊迈之气，昧其图身之虑，栖心事外经世招患，殆不异也，其见称如此。祖既博涉多闲，善通梵汉之语，尝译惟逮弟子本五部僧等三部经，又注首楞严经，又有别译数部小经，值乱零失不知其名，祖弟法祚，亦少有令誉，被博士征不就，年二十五出家，深洞佛理，关陇知名，时梁州刺史张光，以祚兄不肯反服辅之所杀，光又逼祚令罢道，祚执志坚贞以死为誓，遂为光所害。春秋五十有七，注放光般若经，及着显宗论等。光字景武，江夏人，后为武都在杨难敌所围，发愤而死。时晋惠之世，又有优婆塞卫士度，译出道行般若经二卷。士度本司州汲郡人，陆沉寒门安贫乐道，常以佛法为心，当其亡日清净澡漱，诵经千余言，然后引衣尸卧奄然而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