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布国威于四方”，既反映出民族意识高涨的日本国民奋发进取的精神面貌和渴望国家强大的迫切心态，同时也表达了他们对于国际强权政治现实的理解以及扩展势力和影响的勃勃野心。自此以后，这一主张基本成为了日本对外政策的主导思想，并且在明治年代之后，为大正、昭和两代天皇所沿用。在当时的多数日本人看来，唯有实力和强权才是最重要的。

从9世纪中叶起，日本历史进入了长达200多年的藤原氏外戚专政时代。这是日本历史上朝廷斗争激烈、变乱不断的时期。1190年11月，关东武士集团的首领源赖朝再次统一全国，强迫天皇授予其“征夷大将军”称号，在镰仓设立幕府掌控国家政权。以源赖朝建立镰仓幕府为标志，日本历史上的幕府时代正式到来。从此日本政坛出现了双重政权体制并存的局面：在仍然保存天皇政权的同时，出现了另一个平行的武士政权，利用天皇精神权威号令天下。这是日本封建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直到明治维新前，日本先后经历了镰仓、室町、德川（江户）三个幕府、共约700年的漫长统治。

镰仓幕府赖以建立的经济基础是遍布全国的庄园，而其阶级基础则是新兴的军事贵族阶层——武士。幕府实行封建统治的重要支柱正是直属于将军的武士，称为“御家人”。武士享有将军赏赐的土地，但并不从事耕作劳动，平时的生活费用由幕府分担，武士为将军服役，对将军尽忠。将军和武士之间以土地为媒介结成了主从关系，这构成了幕府时代日本封建制度的另一个重要的特征。在镰仓时代，以皇室为核心的所谓“公家”政权开始衰落，而以幕府为中心的“武家”政权和武士阶层则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镰仓幕府末期，即12~13世纪，日本进入了内乱不断、纷争频仍的时期。直到16世纪，日本历史的发展才又一次从分裂割据走向了统一。

1590年，丰臣秀吉完成了统一大业。他上得皇室宠信，下控诸国大名，推行了一系列巩固统治的措施，对于稳定和发展日本国内社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丰臣秀吉也向海外迈出了侵略扩张的脚步。他于1592年、1597年两次出兵朝鲜，觊觎中国，公然挑衅中华帝国的权威，结果均遭到惨败，秀吉本人最终也落得郁郁而亡的下场。总结丰臣秀吉一生的成败，应该说是强于内政而输于外交。他在日本战略能力还很低下的情况下，就妄图实现侵占朝鲜、占领中国，进而称霸亚洲的战略目标，这种目标选择与现实能力的严重不符必然导致失败的结局。可惜的是，许多日本人并未能从秀吉的失败中真正吸取教训，以至于历史的悲剧在300多年以后又再度重演。

1603年，德川家康接替已故的丰臣秀吉成为新的掌权者。他在江户（今东京）建立幕府，史称德川（江户）幕府。经过苦心经营，德川幕府彻底清除了国内的威胁，将江户建成了日本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德川时代初期，为了强化幕府统治，巩固中央政权，德川家康把全国1/4的土地作为幕府的直辖领地，将其余3/4的土地分别交给260多个“大名”全权支配，称为“藩领”，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幕藩体制”。这种体制由幕府把持中央大权，地方各藩则由“大名”来管理。“大名”的权利首先要以对幕府的绝对支持为前提，而幕府则通过各种措施规范和限制“大名”及下属武士的权利与义务。这样，将军通过分封领地和提供俸禄，与各地“大名”、武士结成了牢固的君臣、主从关系，“大名”及其下属武士则向将军宣誓效忠，并担负一定的义务。“大名”与其下属的关系也基本与之相似。德川幕府还实行了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将军是绝对的中心，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将军之下设有“大老”、“老中”等职。对于他们的选用除考虑个人能力之外，与德川家族的亲疏关系也是重要的条件之一。对于社会其他阶层，则按“士农工商”的身份加以区别，并规定各等级一般世袭不变，互不通婚。这样处于最高等级的武士阶层虽然仅占全国人口的10%，却统治着占人口80%的农民和10%左右的商人以及手工业者。在四民之下还有“秽多”、“非人”等，仅从称谓上就可以看出他们居于社会的最底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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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世纪，世界范围内的航海贸易广泛开展。这一浪潮也冲击着幕府统治下的日本。它在给日本带来各种商品贸易的同时，也带来了越来越多的传教士。出于对西方宗教特别是天主教的担忧和畏惧，幕府采取了一系列以“禁教”为主要目的锁国措施，加紧了闭关自守的脚步。从1633年2月至1639年7月，德川幕府连下五道“锁国令”，从开始的单纯以禁教为目的最终发展到全面的闭关锁国，不但禁止除中国和荷兰以外的任何外国船只进入日本，而且也禁止本国人出国，甚至不准海外的日本人归国，违者将被处以死刑。这一系列极端的锁国政策，使日本彻底地与世隔绝，成为生活在另一个世界的国家。事实上，幕府对锁国政策寄予了厚望，希望借此实现抵御外侮、维护国家安全和封建统治的目的，也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至少是在一定时期内保证了日本的和平局面，使遭受列强殖民统治的噩运没有过早降临。

在宣读《五条誓文》的同时，还向全国发布了天皇的亲笔诏书，进一步清楚地表明了新政府的远大抱负。诏书宣称：“朕与百官诸侯相誓，意欲继承列祖伟业，不问一身艰难，亲营四方，安抚汝等亿兆，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这一番豪言壮语不仅代表了天皇个人的心声，也代表了整个日本民族的呼喊。所谓“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既反映出民族意识高涨的日本国民奋发进取的精神面貌和渴望国家强大的迫切心态，同时也表达了他们对于国际强权政治现实的理解以及扩展势力和影响的勃勃野心。自此以后，这一主张基本成为了日本对外政策的主导思想，并且在明治年代之后，为大正、昭和两代天皇所沿用。在当时的多数日本人看来，唯有实力和强权才是最重要的。正如木户孝允所说：“皇国兵力不足以与西洋强国相匹敌，兵力未整之时，万国公法固不可信也。以公法为名向弱国谋利者不鲜也。故余曰：万国公法者，侵夺弱国之工具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明治初年，日本就相继出兵台湾（1874年），并吞琉球（1879年），还把侵略的矛头指向同自己有着相似遭遇的朝鲜（1875年）。

1868年9月8日，日本新政府改年号为“明治”，定都江户，并改称为东京。“明治”二字取自中国《易经》中“圣人南面听天下，向明而治”的句子。这似乎预示着一个沉寂多年的东方岛国将以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从此，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