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语(四川话拼音:Ba1su2yu3;国际音标:[pa55su21y53]),又称为蜀语,是西汉至元代流行于巴蜀地区(中国
四川省及
重庆市一带)的主要语言,是古汉语的分支之一。由于明初与清初的两次“湖广填四川”大移民运动使巴蜀地区的人口构成发生巨变,巴蜀语最终和各地移民方言融合演变,发展成为了现今的四川话。四川话中继承和保留了部分巴蜀语的词汇和音韵特征,但本质上是一种新起的语言(岷江小片部分地区除外),巴蜀语仅是四川话形成的重要基础之一。
在现存
语言中,岷江小片,特别是乐山话及其附近方言[3]与巴蜀语关系最为密切,保存了最多的巴蜀语特征,是中古巴蜀语在现代残存的孑遗。这是由于在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的战乱中,四川各地受到的破坏程度相差很大,川东、川北地区受战乱影响严重,而川南地区,特别是
乐山、
峨眉、犍为一带,却受影响十分轻微。但由于中国政府的推广普通话政策,巴蜀语在现代唯一的孑遗也正面临灭绝的危机。
巴蜀语形成于西汉时期,由中原华夏语与古蜀语、古巴语融合而成,最初被称为“梁益方言”,与秦晋方言较为相近。但由于四川盆地较为封闭内向的自然条件,至宋代四川便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语言区,与四川地区以外的语言较难沟通。宋范成大旅居蜀地时在《石湖诗集》卷十七
《丙申元日安福寺礼塔》诗注中有如下记载:“蜀人乡音极难解,其为京洛音,辄谓之‘虏语’。或是僭伪时以中国自居,循习至今不改也,既又讳之,改作‘鲁语’。”从中可以看出巴蜀与中原语音完全两异。有学者通过对包括苏轼、苏辙、苏洵在内的宋代四川文人的诗词用韵进行分析后,得出了宋代巴蜀语家麻与皆来通押、“关、上”押家麻、“亩”押东钟、阳声韵不同韵尾通押、阳声韵寒先部的“言”字读人真文部、药铎部的“祈”读与屋烛部的“秃”相同、有合口化倾向等音韵特征。还有学者指出,由于与闽语有相似的形成过程,宋代巴蜀语可能与宋代闽语较为相似,因而与现代闽语也有一定相似之处。
家麻与皆来通押家麻与皆来通押,在宋代四川诗人的诗韵中有家麻杂入皆来(含与之相类的阴入通押)的现象,具体说来即是部分家麻组字中含有[-i]韵尾,这种现象在今四川话岷江小片(如
邛崃、眉山、乐山、
宜宾、泸州、江津等地方言)中普遍存在。在这些方言中,假摄精见组:“些邪姐且写野也爷借谢夜”等字读韵母;章组:“者社蛇”等字读[ei]韵母。而即便是受官话影响严重的成渝片中,“些”字也保留了[ɕi]的白读音,说明这一特征确实应当是巴蜀语遗韵。以乐山话为例,假蟹二摄自可协韵,下表两侧的字均可押韵。
“关、上”两字杂押入阴声韵家麻,此种通押在宋代四川诗人的诗韵亦有出现。从音理上讲,个别阳声韵字押入阴声韵应当是反映了它们鼻尾弱化或消失。如“关”等字,在乐山、峨眉、眉山、阆中、天全等地韵母均为鼻化韵[ã];而“上”字在荣县、屏山等地韵母为半鼻音[an],这些读音均可以与家麻韵形成音近通押。
阴声韵字“亩”押东钟部,在宋代四川诗人诗韵中也有出现。“亩”字是流摄明母字,现代四川话中,普遍存在着流摄部分字读为鼻韵尾的现象,如“某”、“茂”、“亩”、“谋”、“贸”等字在几乎全川(包括成都、重庆、乐山、自贡等地)方言中韵母都为[oŋ],仅声调不同。
不同韵尾的阳声韵之间的通押,阳声韵尾的[m]尾并入[n]尾,这个语音特征在宋代通语中不见,只见于四川等地。但明代官话中也发生了侵寻并入真文、监廉并入寒先的音变,致使汉语中[m]韵尾全面消失。目前尚无法判断四川话中这一特征是来自巴蜀语还是明代官话。
巴蜀语拥有大量特有
词汇,如“百丈”(
牵船绳)、“溉”(江边道路)、“块”(坟墓)、“秃”(砍)等,其中部分仍然存留于今天的四川话中。将文献中记录的上古、中古时期巴蜀语特有词在现今四川话中的存留情况进行统计,可以看出上古文献中收录的巴蜀语特有词汇约有一成保留于今四川话中,同时中古文献中收录的巴蜀语特有词汇则有较为可观的三成得到保留,包括“坝”(平地)、 “偏
涷雨”(夏日暴雨)、“波”(老人)、“
腊子鱼”(鲟鱼)在内的众多词汇仍在现今四川话中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