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文克出生于一八五四年十二月十三日。父亲Jan Bavinck 是教会中的一位牧师，于一八三四年为了坚持历史基督教的传统，而脱离荷兰国教。

年轻时的巴文克，在高中时代是学校里的高材生，后来就进入本教会所办的肯本（Kampen）神学院，但仅在此读了一年 ，就转学至黎敦（Leiden）神学院深造。黎敦神学院在两件事上帮助了他：第一，重视学术；第二，很早就接触到现代神学的思潮。这两方面都对巴文克有很大的帮助。巴文克在其人生的事业中，有非常坚实且高尚的神学知识的理想，在纯正信仰的基督教占很高的地位。由于他非常熟悉新宗教的思想，以致加深了他对加尔文主义的信念，并令他有资格成为一位神学家，实际地处理眼前的问题。

一八八O年，他从黎敦神学院毕业，论文题目即为《慈运理的伦理观》”。毕业后在富兰克教会任牧师一年后，即转任肯本神学院系统神学教授。当他在肯本教书时，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三次请他去任教，他只在第三次时才答应。

巴文克根本就是一位系统神学家，一八九五至一九O一年出版了改革宗的教义神学共四大卷（Reformed Dogmatics），为其在肯本任教时的成果 。另一本则为神的教义（神论），为韩瑞森博士编译，于一九五一年在美国密西根州大湍城（Grand Rapids）出版。其次即为本书，《我们合理的信仰》，于一九O九年出版，而荷兰文的名称则为《神奇妙的作为》，是四大卷的系统神学教科书。《我们合理的信仰》一书，较无专用术语，较系统神学更通俗，而且完全以圣经经文作辅助，但却与最伟大的系统神学论书不相上下。本书清晰地陈明有关圣经教训的基本要道。?有人说巴文克的哲学强于他的神学。他的神学显示了一受过训练，有知识的哲学家的纪律，那是不错的，但他首先想作的乃是在系统神学中作一圣经的系统神学家。正如蓝佛（Landwehr）所说：“巴文克正像加尔文一样，从圣经中采取其思想来表达他的概念，并总是受圣经的引导。”此外，在他的神学教授中，于宗教实质上他并不存着一种观望的态度。他在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的就职演说（题目为《宗教与神学》，一九O二年）中就说：“宗教就是敬畏神，是启发一切神学调查研究的因素。而神学家就是勇于说到神的人，因他所说乃是从神而说，并且是藉着神说的。承认神学就是作圣工。神学就是在神的家中作祭司的工作，本身就是敬拜、头脑与心智的奉献，来荣耀神的名。”

巴文克两次访问美洲，第一次是在一八九二年，为改革宗与长老宗的联合会所邀请，于多伦多大会上证道，题目是《宗教改革对人民与国家道德情况的影响》。第二次则是在一九O八年，为美国普林斯敦神学院司东讲座（Stone Lectures）所邀请证道。自此他的名字便与当代最杰出的加尔文派神学家凯波尔、华飞德、赫治与奥尔等并驾其驱。他的著作译成英文的有赞美的祭物、神的国、启示哲学与我们合理的信仰。

总而言之，巴文克为了他合乎圣经的改革宗基督教所作的护教工作，在其心中有四项反对的事，认为它们都具影响力，在改革宗范围内外各有两项。外部的影响力即新神学派与天主教，内在的影响力一个是死气沉沉徒具形式的纯正信仰派，另一个则是逃避的敬虔主义。他时常且有力地抵挡这些外在的势力，例如他赞成普遍的加尔文主义介入世界中，而反对宗派孤立的敬虔主义来逃避世界：“我们不是一个派别，我们不想、也不能另成一派，除非我们否认真理的绝对性格。当然天国不属于这世界，但是天国却的确要求每件事都为它效命。天国是独一的，不容许有任何独立的或中间性的国度与它平行存在。自然，若叫这个世界自行其道，不管世界，而在安安静静的隐退中寻求自己的力量，当然是很容易的。但此处却不容许这样的安舒稳妥存在，因为如果凭着感谢的心领受，那么凡事就都是好的，没有什么可以拒绝，因此若拒绝的话，那就是对神忘恩负义，也是对神恩慈的误断与低估。我们所从事的战役就是抵抗罪，因此，不拘我们信徒被安置的关系如何复杂，也不拘社会、政治，特别是科学上的问题如何严肃困难、无法克服，但如果我们假藉基督徒的动机，或认为此世代是属魔鬼的文化，而想从此挣扎中退缩下来，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不忠与懦弱了。”?

以上就是巴文克为辩护他的信仰，在一篇名为基督教的大公性与教会的致词中发表的言论之一。那是一项代表性的说法。他继续说道：“信仰具有胜过世界的应许。”海普博士（Dr. Hepp）在他所写之巴文克传的结尾处，非常适当地写了以下这些话：?“当他说到加尔文时，也与加氏一同主张：后人实无法找到更好的方法来尊荣他们的先驱与指引者，只有以心和口一同宣认：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 。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