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伯纳在剧本结束时并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剧本明确反对贫富不均，揭露资产阶级的慈善事业和议会制度的本质，仍具有积极的意义。主人公巴巴拉是个有理想的青年，虔诚的基督教徒，救世军中的少校。她认为宗教是整个社会的基础，所有的人都是上帝的女儿，而她的理想就是在救世军中拯救穷人的灵魂。救世军的慈善事业需要金钱，由于经费短缺，巴巴拉所在的救世军收容所面临困难。巴巴拉的父亲安德谢夫是军火商，他出于个人的目的，在参观收容所时当场捐出5000英镑。

《巴巴拉少校》以救世军为题材，反映了贫富不均和劳资冲突等尖锐的社会问题。《巴巴拉少校》不仅抨击了社会上贫富悬殊等丑恶现象，还揭露了资本家培养工人贵族的阴险用心。资本家在工厂里建立一套等级制度，借此分化瓦解工人队伍。安德谢夫收买“救世军”，就是为了利用各种慈善措施来缓和工人们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比得·舍尔利是剧本中的正面形象，他虽然被解雇并因此而流落街头，但依然保持着人格的完整。

肖伯纳在剧本结束时并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剧本明确反对贫富不均，揭露资产阶级的慈善事业和议会制度的本质，仍具有积极的意义。

戏剧的主人公巴巴拉是个有理想的青年，虔诚的基督教徒，救世军中的少校。她认为宗教是整个社会的基础，所有的人都是上帝的女儿，而她的理想就是在救世军中拯救穷人的灵魂。救世军的慈善事业需要金钱，由于经费短缺，巴巴拉所在的救世军收容所面临困难。巴巴拉的父亲安德谢夫是军火商，他出于个人的目的，在参观收容所时当场捐出5000英镑。巴巴拉起初说服救世军，希望他们不接受父亲的金钱。她和父亲的冲突，是经济和信仰的冲突，理想和现实的冲突。巴巴拉后来在别人的劝说下，还是要了这笔钱。人们在安德谢夫走后，感谢他的善行。巴巴拉的幻想破灭，痛苦地摘下救世军领章，别在父亲的衣领上。而当安德谢夫要收买救世军时，她终于屈服，相信是“威士忌大王”鲍吉尔和军火商救活了穷人。如果她离开父亲，就是“离开生活”。巴巴拉的转变虽然显得唐突，但也并非完全不可能。巴巴拉的精神苦闷，也表达了一些和上层社会有千丝万缕联系的青年知识分子的苦闷。

军火商安德谢夫在剧中占有中心的位置。他厚颜无耻、贪得无厌，认为金钱万能，声称买进卖出是他的哲学，利润是他的宗教信仰，而金钱与火药是他的宗教基础，他自己就是国家和政府，是真正的统治者。国家只不过是为资本家服务的机器而已。他认为贫穷是最大的罪恶，要消灭贫穷就需要尽可能地赚钱。但是，他的“死亡工厂”无疑揭示了资本家财富的本质。

巴巴拉的恋人、诗人科森斯是个实用主义者。他曾经批评军火大王。为了追求巴巴拉，而混进救世军。他的出身在澳大利亚符合法律，在英国则是一个私生子，因为怕人们歧视,隐瞒了自己的身份。时机一到，他便抛弃自己的理想，公开自己的身份，同意做安德谢夫的助手，并且成为“死亡工厂”的继承人。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金钱的腐蚀力量。

肖伯纳的喜剧形式和以前人的的确不一样，而且和之后的布莱希特、迪伦马特，荒诞派的剧作也有明显的不同。在这里，主要不是和同时代或者后人比；而是着重于其本身的一些特点，还有和传统的喜剧的不同。之所以称为“浅见”，是因为学力使然，也因为所涉及的剧本面十分窄，主要只是拿《巴巴拉少校》来进行简单的评论，旁及其他。而且别人的评论也没有很看，只是算“管窥”“谬评”一下而已。

我们不妨先看看古典喜剧的一些特点，或者说，一些套路。诺斯罗普·弗莱所写的《春天的神话：喜剧》中，让我们看到了古典喜剧的一些模式的总结。他说“在喜剧中，我们常常见到一位小伙子，想得到一位姑娘，他的愿望往往受到某些对立面（通常是父母）的阻挠，但是在戏快要结尾时，情节中的某一转机，却使主人公如愿以偿。”他还告诉我们“构成喜剧情节的是主人公愿望受到阻碍，而克服这些阻碍即构成了喜剧的情结”，紧接着，他还补充了一句“阻碍通常来自父母，因之，喜剧往往围绕父子之间不同的冲突而展开。”这样的经典范例就是普劳图斯的《一坛金子》。而且，从人物的角度，《一坛金子》也是范例，老一代人是顽固而愚蠢的。他们是年轻人的阻碍，可是由于他们的过度愚蠢，所以自己老是处在受愚弄的尴尬境地。但是由于喜剧的本质使然，弗莱写道“喜剧倾向于尽可能多将各种人物包容在它最后形成的那个社会里：起阻挠作用的人物，大多可以回心转意，重归于好，而不是把某个人简单排斥在外。”年轻的人呢，往往是性格单一而中性的。他们并没有太多可以被记住的东西，弗莱谈及时就说道“兴趣只集中在起阻挠作用人物身上”。其实可以对比的还有很多，但是先就结构和人物来说。

我们如果看了《芭芭拉少校》，就会发现这部剧的确“很古典”。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它的结构是和古典的一样，围绕着新老两代人展开的。虽然老的一代人不是典型的阻挠爱情的势力，但是可以感觉到某种威胁。也就是新老两代人完全不同的思想思维所带来的冲突。年轻一代人的愿望照例是受到老一代人的阻碍。而且最后还是以大完满，没有排斥任何人而告终。

可是如果谈到了人物，就发现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了。首先，我们发现一个特点，就是肖伯纳的剧作里没有真正的“蠢人”。老一代的安德谢夫和薄利托玛夫人都不是传统意义上“容易被欺骗的顽固、愚蠢的老年人”，相反，他们非常有人生智慧。年轻一代人也不是纸片一样单一性格的，无论作为主角的巴巴拉和柯森斯，还是配角的莎拉和劳迈克斯，都是很精于世情的。传统的喜剧是并不平等的，人物一开始出场就不在一个高度，有的人物一出场就是被人欺骗的愚蠢之物，而剧作家的作用是让人们一起看他如何的出乖现丑，以次达到讽刺的效果。人们心理早就有预期了，只是在这里看看过程，解解恨，笑一笑。可是在肖伯纳的《巴巴拉少校》里我们看到的人物却在一个平台，一个水平线上，他们在互相控制与反控制。观众不可能马上看出来谁是最后的赢家。所以人们的兴趣依然“只集中在起阻挠作用的人物身上”，但是每一个人都是阻挠者，好像是打牌一样，每一个人都有一副牌，但是赢家只有一个，这让人感到未知，可是他们都“拭目以待”呢。这样就直接导致结构和情节上与传统喜剧的不同了。首先，这不是以爱情为中心主题的了，第二，由于没有了明确的阻碍者和被阻碍者，所以情节就不是围绕着“克服阻碍”展开，人们的兴趣点也不是这里了，而转为了“谁会赢牌”。这样，真正的阶层意义也就取消了。在这里，我们不会认为安德谢夫和柯森斯的距离会比柯森斯和巴巴拉大，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在互相做这场游戏。所以我们最后发现，这不是有势力的老一辈和有聪明的年轻一辈的斗争，而是谁能更好地说服谁的问题。

我们首先看安德谢夫。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人，因为他不是怀疑论者，而是无比坚定的信着自己的一套东西。他相信只有金钱和权利才能使人们幸福，他相信这些实实在在的东西比什么宗教、艺术、精神强多了。他给巴巴拉出牌的方式很简单，就是他去巴巴拉的地方一趟，让巴巴拉来自己的地方一趟，比较就行了。他是这场精神斗争游戏的赢家。因为在现实上，巴巴拉所带他去的自己的理想之地——救世军收容所，弊端百出，而且工作艰难，尤其在需要钱的时候，是安德谢夫慷慨解囊，而救世军好像对待圣人一样对待这样一位居心叵测的施主。这使巴巴拉精神危机并最终放弃了救世军的方式。但是他带一家人去看自己的制造杀人武器的工厂时，人们看到的却是非常完美的一个小镇。一切问题都由于基本物质问题解决而解决了……他的牌总是非常好，自己也坚信这一点。作为解决了问题的人，他也无愧于这一点。这让我想起了肖伯纳本人，他是一个费边主义者，但是费边主义者本身也应该是社会主义者。虽然我们说肖伯纳在这部剧中是揭露和抨击万恶的帝国主义者的，但是我觉得说这句话并不硬气。因为我们可以发现首先肖伯纳在剧中对安德谢夫的态度并不是什么批判，作为一个叙述牌局的人，他尽量做到不加自己的好恶。但是在实际上最终的胜者是安德谢夫（虽然他没有真正征服巴巴拉的思想，但是他的思想没有改变，而其他人的思想却因他而改变了），作为喜剧的结尾，人们总是站在胜者一边的。所以这部剧本身会牵引观众去认同安德谢夫，至少是不很反感他。而且，由于他一直站在一个思想上可以战胜别人的强者和智者的地位，人们更没有理由去认为肖伯纳是要揭露与批判这个人物的万恶本质。总结一下，我们第一，看到肖伯纳并没有反对者个人物；第二，我们看到这个人物在这部喜剧中胜利了。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肖伯纳对于这个人物是有很大程度上认同的。想想看，肖伯纳是个社会主义者，而且是不反感，甚至支持暴力和强权的社会主义者。虽然他本身支持费边主义，但是，正如弗兰克·赫里斯所说的“当列宁在一九二一年象托洛茨基枪杀白沙皇党人那样，忙于枪杀无政府主义者时，萧把一本题上赞语的书赠送给了列宁。这本书已经用平版印刷出版，流传于苏联了……萧和墨索里尼一样，相信自由是一个腐烂的尸体，他指望通过建立奴隶制的科学组织，他说这是政府唯一的工作，也是大自然的一条不变的规律。”看了这段话，我们就不奇怪安德谢夫这个人物了。安德谢夫在剧中反对的主要是宗教，就是巴巴拉的那个救世军。他揭露了宗教的许许多多的虚假倒是真的。而自己的想法却和赫胥黎的《天演论》，以及许多唯物主义的概念不相悖。他的肯定现实存在的态度，使我们不但会想到“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还会想到许多别的我们课本上认同的东西，而他的一切东西都不如他的军火大炮的观念，也让我不得不想到我们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所以他和苏联还有我们红色中国关系非常好，也是很不足为奇的了。而他对于安德谢夫，是不是在这个代表着帝国主义的商人身上加载了更多自己的思考呢？如果不用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来套，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肖伯纳独立思考的一些自己向往的东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