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丹死亡行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制造的震惊世界的战争罪行与虐待俘虏事件，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后，日本陆军也开始侵略菲律宾，并与美国及菲律宾的联合守军交战，在菲律宾巴丹半岛上的美菲守军与日军激战达4个月，最后因缺乏支援与接济，于1942年4月9日向日军投降，投降人数约有78,000人，这近8万人被强行押解到120公里外战俘营，一路无食无水，沿路又遭日军刺死、枪杀，在这场暴行中约15000人死亡。

夏威夷当地时间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了美国夏威夷海军基地珍珠港，次日，美国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

日军偷袭珍珠港10小时后，又偷袭了菲律宾克拉克机场的美国远东空军基地，猝不及防的美国远东空军遭到严重损毁。12月22日，日军第48师在吕宋岛西岸的林加延湾登陆，对美菲联军发动猛攻。24日，第16师7000人在吕宋岛东南部的拉蒙湾登陆。日军两个主力师团对驻守马尼拉的美菲联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26日，麦克阿瑟命令美菲守军放弃马尼拉，退守巴丹半岛预设阵地和克雷吉多岛，准备长期抵抗。1942年1月2日，马尼拉失守。1月9日，日军开始进攻巴丹半岛。

由于太平洋战争初期，美国高层决策给予大西洋——欧洲战区优先权，因此在太平洋战区的作战计划就是以有限的可用资源牵制住日本。这样在菲作战的美军得不到人力和物资上的补给。士兵们不得不捉蛇、猴子或大蜥蜴充饥。此外，由于在热带丛林作战，75%至80%的士兵都不同程度地患上疟疾、脚气、糙皮病、坏血病等疾病。但他们仍然坚持与日军展开山地战、丛林战和阵地战。

1942年3月11日，美菲联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奉命离开菲律宾飞往澳大利亚就任西南太平洋战区盟军总司令。留守吕宋岛的乔纳森·温莱特被提升为中将，负责指挥美菲联军。同年4月3日，日军再次发起总攻。9日，日军突破美菲联军最后防线，巴丹半岛失守。认为抵抗已经毫无意义的巴丹半岛最高指挥官金将军投降，7.5万多名美菲联军官兵被日军俘虏。

1942年5月6日，克雷吉多岛也被日军攻陷。温莱特将军向华盛顿发出了最后一封电报后，率1.5万美菲盟军投降。

太平洋战争初期，在巴丹半岛投降的美菲联军战俘在日本士兵的押运下，于1942年4月10日，从马里韦莱斯机场东面两英里的167号里程碑开始徒步行军，前往120公里以外的奥德内尔集中营。途经卡白卡丙机场、巴丹机场、巴兰加、贝德摩加城、卢包、奥兰尼，到达邦邦省的圣费尔南多。在4月15日，从圣费尔南多乘货车到达塔拉克省的卡帕斯镇，从那里步行11公里到达了奥德内尔战俘营。

120公里的行军对于一名军人来说不算远。然而对于连续几个月没有能源补给和食物供应仍坚持作战的美菲联军而言，却苦不堪言，他们整整行军了6天。在这6天的行军中，战俘们遭到日军肆意殴打、侮辱和杀害，路边随处可见战俘的尸体。这次行军暴露了日军灭绝人性的暴行，被称为“巴丹死亡行军”。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爆发过一场异常残酷的“巴丹血战”，美军被日军击败，78000名美国和菲律宾士兵向日本投降。

但更为残酷的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这些战俘被逼冒着酷暑在菲律宾的丛林中步行65英里多的路程到达一个战俘营，当年的幸存者将其称为“巴丹半岛死亡之旅”，共有15000名士兵倒毙在途中。

炎炎的烈日下，战俘们口干舌燥，拖着虚弱的身体步履蹒跚的前行着。他们不知道前面的路还有多远，也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突然，汉克滑倒在路边的灌木丛中，他试图挣扎着起来，可是力不从心。几个日本兵朝着汉克跑去，一个日本兵恶狠狠地朝着汉克虚弱的身体连轧了四五刀。鲜血从汉克的上衣里流出来，他挣扎着重新回到队伍，可没多久，失血过多的汉克再一次倒下，这一次他没那么幸运，被日本兵开枪射杀了。

日军并没有按照国际公约对战俘的规定来优待他们。就在行军开始之前，日本菲律宾派遣军司令官本间雅晴已经命令这些押解的日军对任何不能坚持走到战俘营的巴丹战俘都要消灭掉。因此，日本兵对战俘加倍折磨，哪还能随意给他们水喝。

行军开始的第三天，他们依旧没有水和食物。巴丹半岛上有很多的泉水和自流井，但日本人就是不让战俘们喝。日夜行军，使得战俘疲惫不堪，饥渴难忍。一个日本兵很奇怪他们为什么要水喝。一次，他们经过一个水塘，两头水牛正在那里打滚，水面上泛着绿色的泡沫，成群的苍蝇在水面上飞舞。水本来很脏了，还渗入了海水，恶臭难闻的气味儿扑面而来，让人作呕。一个菲律宾士兵跑到日本军官那用手语请示是否可以喝水。得到准许后，他朝水塘跑去。接着另两个人跟了过去，又有两个人也跟了过去，然后第六个人也离队了。当人对生命之源的渴望达到极限时，什么样的水他们都不在乎。可即便这样，日军也是不能容忍的。所有的日本卫兵都举起了步枪，当那6个人跑到离水塘只有一两公尺时，日本兵便开枪射击，直到6个人都死了才停止。

几乎每到一处水源，就会有踩踏事件发生，坦尼希望情况能变得好起来，但是没有。高温之下，人们极端口渴，遭受的苦难也就更多。一看到水，战俘们依旧像发疯一样，越来越多的尸体倒在了井边，有被践踏而死的，也有被日本兵枪托和刺刀捅死的……

单单在美国就有近百种专门回顾或者研究这项战争罪行的书籍，其中，以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终身荣誉教授列斯特·坦尼博士的《活着回家：巴丹死亡行军亲历记》最为著名，以下为该书片段。

饥渴产生幻觉

日本兵不允许我们带水行军，长时间不喝水造成的生理痛苦是难以形容的。我的胃很痛，喉咙刺痛，胳膊和腿不听使唤。到了第三天，饥饿和口渴让我做起了白日梦。我仿佛看到了过去吃过和喝过的所有好东西：夹着干酪和洋葱的汉堡包、奶昔、啤酒、可乐，馋得我想流口水，可惜口水早已干枯。

日本兵故意的。其实路边并不是没有水。有些看守会让少数的战俘去喝水，却不让更多的人喝水。有一天，我感觉自己的舌头变厚了，因为身边有日本的车队经过，车队扬起的灰尘被我吸进嘴里，黏在舌头上，我的喉咙快要被这些沙尘烤干了。有一次，我看到路边有一口自流井，白花花的水流掉真可惜。观察了好半天，确定附近没有日本兵的时候，我和战友弗兰克快速冲到井边。我们你一口，我一口，敞开肚皮喝水。我们尽快喝足，并把水壶装满，准备路上喝。

几分钟之内，有10—15个战俘聚到了井边。这引起了一个日本兵的注意，他跑过来嘲笑我们。这时，前面的5个人喝到了水，第6个人刚准备蹲下喝水，日本兵突然举起刺刀，对着他的脖子就是一刀。这个兄弟立即双膝跪地、呼吸急促、脸朝下倒在地上，一口水没有喝上就死了，鲜血染红了自流井。

两小时后，我们经过了一个水牛洗澡的水塘。有一个大胆的兄弟跑到日本兵面前，用手势问他，能不能让他喝一点水。日本兵哈哈大笑，挥手同意。

得到允许后，好几十个人疯狂地冲到水塘边，也不管水牛还在里面洗澡。有些人拨开绿色的泡沫，把水泼到自己身上，并喝下这种寄生着多种病菌的水。

几分钟之后，一个日本军官跑过来大喊大叫。没有人听得懂他说的话，他也没有打任何手势，但是大家还是知趣地赶紧返回了队伍。不久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这个满脸堆笑的军官，在战俘的队列周边转来转去，他随即命令日本兵检查我们的制服，把那些身上有水迹的人都拉出来。日本军官命令这些沾上水迹的人，在路边排成一行，下令日本兵向他们开枪。

“高超的斩首技术”

第五天，我目睹了整个巴丹死亡行军当中最惨无人道的罪行，当然还有一些暴行也可与之相提并论。日本兵让我们的队列暂时停下，等待后面的队伍赶上来。等后面的队伍赶上我们的时候，日本人命令我们站起来继续前进，就在这时一个疟疾非常严重的兄弟，发着高烧，人都烧糊涂了，想站起来，但是站不起来。日本兵走到他身边，用枪托砸他的头，把他打倒在地。日本兵叫来身边的两个战俘，让他们在路边挖坑，他准备把这个生病的兄弟活埋。这两个战俘开始挖坑，等坑挖到一英尺深的时候，日本兵命令他们停手，把生病的兄弟抬到坑里，把他活埋了。这两个战俘摇着头，说他们不能那样做。

日本兵没有发出任何警告，举枪就把两个挖坑的战俘当中的大块头打死了。他又从我们的队列里拉出两个战俘，命令他们再挖一个坑，把大块头也埋了。日本兵在路边划了一个十字，意思是“把被他打死的那个战俘埋在那里”。这两个战俘又挖了第二个坑，他们把生病的战俘和死去的战俘分别放在坑里，然后往他们身上铲土。生病的战俘还没有死，土扔到他身上的时候，他凄厉地叫喊着。

从卢保出发的4—5英里的行军极其残酷。日本看守时不时地命令我们奔跑，他们的咆哮次数更多，声音更大。几分钟之内，有不同的看守，殴打、推搡，甚至用刺刀戳我们。在这个路段，我们被要求以平常两倍的步速行军，日本兵换班频繁，我们经常被要求奔跑以跟上新换班的看守。

我们好不容易追上了一队日本兵，看守命令我们停下来。我们看到这队日本兵的前面跪着一个美国战俘，战俘后面站着一个日本军官。日本军官从剑鞘中抽出武士刀，在空中挥来挥去，他似乎要展示他砍人的本领。他让这个美国战俘顺着他挥刀的方向移动膝盖。热身练习做完之后，他把武士刀高高举起，急速挥下，日本士兵高呼“万岁”，我们只听到一声闷响，美国战俘就身首异处了。这个军官紧跟着把战俘的躯干踢倒在地。这个军官“干净利落”地展示了“高超的斩首技术”。所有的日本士兵都开心地笑着走了。当我看到他的刀锋下落的时候，我的心都揪紧了，浑身抽搐，我把手放在胸前祈祷。我感到窒息，我不能相信，砍头竟然是日军的娱乐方式。

装载死亡的“闷罐车”

圣费尔南多是我们在巴丹死亡行军路途当中经过的最大的城镇，它非常繁华，受到的战争破坏很小。日本兵把我们赶进火车站，让我们休息。我们看到站内一列由老式车头驱动的闷罐车。我们坐在铁轨上等了一个小时，一辆破旧的闷罐车才咔咔地进站。

日本兵把我们赶进这辆小小的闷罐车。车厢很小，放在平时可以装进10头牲口，或者25—30个人，在日本兵的驱赶下，此刻每节车厢里塞进了80—100个人。我们只能轮流坐着，因为车厢里没有足够的空间，让大家都坐下来，即使靠近车门的人把腿脚都伸到门外也不行。车厢中部实在太拥挤，有些兄弟呼吸不到新鲜空气，窒息了。靠近车门，能呼吸到新鲜空气的人是幸运的。我们摩肩接踵地站了5个小时，到达卡帕斯。卡帕斯在我们的最终目的地奥唐奈集中营附近。

我是幸运的人之一。我靠门边坐着，双腿悬空。我享受着新鲜的空气，和风扑面，不必担心日本兵会突然用刺刀捅我的后背。不担心，真是一种享受。不久，我就为自己的松懈尝到了苦头。一个日本看守从我身边经过，他挥舞着一根用作手杖的长竹竿。他用力地朝我打来，没打到脚，打在了膝盖上。我太意外了，疼得叫了起来—叫的什么我记不清了，不过绝对不是恭维的话。他抓住车厢的门把，使劲地想把它关上，车门猛地撞到我的大腿上，疼极了。不过门最终还是没有被关上，我大腿伸在外面，它不可能关得上。幸亏我的大腿让门开了一个口子，我们才能呼吸到一点新鲜空气，当火车开动的时候，一股很大的风吹进我们的车厢。

只有活着的人走下火车；我们得到指示，让死去的兄弟留在了车厢内。有些人能跳下火车，有些人只能挪到门边，然后慢慢地滑下来。我慢慢地跳出车厢，刚想迈步走路，就倒在了铁轨上。我觉得我的双腿不听大脑指挥了。一个看守认为我站得不够快，就用枪托狠狠地招呼了我，我的背部、腿部和颈部遭受重击。他对我做了一个威胁性的动作，用刺刀向我刺来，我知道不躲开就死定了，赶紧爬起来走了。

形容枯槁、衣衫褴褛的我们，下车后排成队，半死不活地走着。我们的身体太肮脏了，上面沾染了各种各样的液体，全都没刮脸。在这条狭窄的永无止境的公路上，我们看到一些美丽高大的、果实累累的芒果树，还有许多郁郁葱葱的绿色植物。我们不时能在路边看到美军战俘的尸体，他们躺在绿树底下，血流满地，鲜血已经变成深棕色。

美菲联军投降后，投降人数约有78000人，这78000人成为日军的战俘后，开始遭日军强索财物，并开始押解到76英里（约120公里）外的战俘营，路程以徒步行军为主，但整个行军过程除了初期给予少许的食物外（根据幸存者表示，仅给一次高尔夫球大小的米饭），一路上不许战俘再有任何饮食，凡是企图找寻饮水与食物者，即被日军以刺刀或开枪处决，同时也驱赶、阻止当地的菲律宾人给予战俘食物与水，即便有若干侥幸者躲过日军眼线而偷喝到几口河水，也因河水已严重遭受污染（河中漂浮着尸体以及绿色泡沫、且气温达华氏100度），最后引发严重的腹泻、呕吐而死。

如此，经过强行不吃不喝的赶路行军，最后虽抵达目标营地，但沿路上因饥渴而死（最初即是因饥饿无济才选择投降）及遭日军刺死、枪杀者达15000人之多。

附带一提的是，并非抵达战俘营后就摆脱了死亡，由于日军也在营地内虐待战俘，包括拷打折磨、逼迫苦力劳务、刻意让其挨饿等，如此在抵达营地的两个月内又死去了约26000人。

那次死亡之旅过去45年后，一些新墨西哥州的陆军后备军官训练队军官和学员决定用他们自己的方式纪念那段历史，他们不是到处做报告和演讲或是拍摄电影，而是重新体验那次旅程，最后他们终于如愿以偿。

纪念“巴丹半岛死亡之旅”旅行的第12年，他们从新墨西哥沙漠出发进行了26.2英里的纪念性旅行，纪念像汉弥尔顿那样的英雄和那些牺牲的战士。汉弥尔顿说：“我认为用纪念性行军的方式纪念许多年前牺牲的战士是最好的方式，我时常惊讶人们会那么热情地关注和参与这样的活动，不过那是一段令人永生难忘的历史。我不认为我做了什么勇敢的事情，我只不过是做了任何人在那个环境中都会做的事情而已。重要的是我活下来了。”

当陆军中士布伦·科利斯第一次听说有纪念“巴丹半岛死亡之旅”的行军活动时，他也想参加，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学习那段历史。科利斯从美军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南方司令部所在地出发，试图把那段历史再现于生活，他说：“我真的不敢相信他们在那次死亡旅程中所承受的一切，我被他们的牺牲精神深深地感动了。”

对每一个参加活动的人来说也许各有各的理由和原因，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那就是到达终点线。

作为一名女军人，马蒂内兹已经参加了两次这种行军活动。

她说：“我真的很喜欢有这么一个机会来纪念巴丹半岛的士兵。”

韦尔顿·汉弥尔顿等，巴丹死亡行军的幸存者，公开讲述了这段仍令他们谈之色变的痛苦经历。

巴丹血战

汉弥尔顿于1940年10月加入了美国陆军航空兵部队，之后不久他就登上了一艘军舰到菲律宾参加战斗，他成为美国最后一批赴菲律宾作战的士兵之一。

那艘军舰起航后仅仅过了18天，美国就加入了战争。汉弥尔顿和他所在的部队——第34迫击炮中队被部署到马尼拉郊外的尼科尔斯机场，不过他们只在那里呆了9天。1941年11月29日，他们被告知带上行李赶紧离开，他们匆忙赶到附近的德尔卡门，此时此刻灾难已经降临，珍珠港被日本人轰炸了，美国不得不加入战争。可是那时世界上绝大部分人的目光都盯着夏威夷时，汉弥尔顿和他的成千上万的战友却在菲律宾为生存而浴血奋战。

汉弥尔顿说：“日本的轰炸机对我们狂轰滥炸，那真是一场灾难。我们的战斗机第一天升空，便都被日本人打下来了，然后他们又对地面上的飞机进行轰炸。没有了空中力量，我们只好改成步兵。”地面部队撤退到巴丹半岛的海岸附近，他们在那里试图阻击日本人，但战斗的代价相当高昂，由于支援和供给被切断，士兵又病又饿，一个接一个地倒下了。汉弥尔顿回忆说：“我们的粮食完全断绝了，只好把第26骑兵部队的马吃掉。”在巴丹半岛上的美国和菲律宾士兵要么投降，要么全部死亡，他们别无选择。经过了4个月的战斗后，巴丹半岛部队的司令官爱德华·金少将下令78000名美国和菲律宾军人向日本人投降，那一天是1942年4月9日。

死亡之旅

但是投降后，更大的恶梦来临了。巴丹血战的另一个幸存者拉塞尔·格罗科特在他的传记《一千二百天》中写道：“投降的命令下达后，所有的人挤成一团等待着厄运的降临，许多人竟然守着日本人哭了起来，美国军人和菲律宾军人都在哭。”

据格罗科特回忆，许多人开始逃跑，但他们被命令站住，日本人开始搜刮他们的财物，手表、水壶、钱夹、戒指等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抢走了。战俘们被分成每三百人一组，然后开始行军。他们从马里韦勒斯出发步行到圣费尔南多去，全程100公里（62英里），然后再步行10公里（6.2英里）到多奈尔兵营。这段行程对一名军人来说称不上漫长，可是在整个行程中，日本人不给他们任何食物和水。投降的美国士兵和菲律宾士兵本来就病得厉害，而且都饿得不行了，哪有力气行军。

汉弥尔顿回忆说，他在8天里吃的唯一的食物就是一个像高尔夫球那么大小的米饭团子，就竟然坚持了下来。巴丹半岛另一个幸存者克拉伦斯·拉尔森在他的一本名为《漫长的回家之路》书中描述了当时的情景，他写道：“没有食物倒还不是我们最大的痛苦，主要的问题是没有水，大部分人都快渴死了。他们一路上拼命找水喝，许多人只要看见水就喝，也不管有多脏。旅途中有一个休息点正好在桥上，下面倒是有水，可是上面飘浮着绿色的泡沫，你根本看不见水，可是一些人也顾不得那么多了，跳下去便往水壶里灌水，可是我没有下去，因为里面还飘着几个士兵的尸体，看样子在里面有好几天了，当时的气温有华氏100度，你可以想象那水的味道是什么样的。”

汉弥尔顿表示：“更可气的是日本军人，他们简直就是玩死亡游戏。对许多美国军人和菲律宾军人来说那样的脏水也是他们的救命水，可是，日本人一看见有人去取水喝就用刺刀刺或者开枪射击，许多人就因为一口脏水而死在日本人的刺刀下或是枪口下。即使你有幸逃过了日本人的刺刀和枪口，只要你喝了那里的水也会在劫难逃，只不过死得稍慢一点，死得更痛苦一点罢了，因为河里的水被严重污染，喝了会引发严重的腹泻和呕吐，你会慢慢倒下而掉队，最后的结果还是死路一条。那可真是太恐怖了，我实在是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感觉再向前迈一步也是不可能的，可是我亲眼看到有人被日军开枪打死了，所以一下子好像有一个死亡天使站在我身后，推着我向前走。

生存信念

汉弥尔顿毕竟还有力气向前走，但许多人早已筋疲力尽，真的一步都走不动了，于是一头栽倒在地，再也爬不起来。在那段不长的旅程中，竟然有15000名美国和菲律宾士兵饿死、渴死、累死或是被日军杀死，在随后的两个月里，又有26000人死于战俘营中！死了那么多人，汉弥尔顿居然不在其中。他说：“我发誓，一定要活下来。那么残酷的旅程都挺过来了，怎么可以再死在监狱里？”在他的噩梦结束之前，汉弥尔顿他们在那个监狱里忍受了3年的苦难，他们被折磨、拷打，强制做苦力，而且经常挨饿，好多人就是在那个日本人的营地里饿死的。

突然有一天，就像他们匆匆来一样，日本人又匆匆离去。汉弥尔顿说：“不知为什么，那些日本军队突然悄悄地溜走了，而我们只剩下了1800人。我们听说有美国人在那个岛的另一端，就偷偷爬上一列火车跑到那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我妈妈打电话，我告诉她我还活着，我马上就回家。对我来说，那真是一个无限幸福的日子。”

回家新生

1945年10月，汉弥尔顿回到了家乡，他满身都是疾病：脚气病、痢疾、坏血病……，医生说他要康复可不容易，但是汉弥尔顿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休养后居然奇迹般地康复了，无论是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他都恢复了健康。他与一个小时候青梅竹马的姑娘结了婚，生了5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