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蒙古南迁是指察哈尔部南迁，左翼蒙古察哈尔部原驻牧于今内蒙占锡林郭勒盟及赤峰市(原昭乌达盟)北部一带。明嘉靖二十六年，达来逊库登汗惧为俺答汗所并，率领所部十万东迁，移牧于大兴安岭东南半部。不仅是.历史上无与伦比的罕有事件;由于移动的结果，在蒙古内部引起了重大变化，并使明廷辽东大为疲蔽，不久便形成清朝兴起的基础”’这个事件对整个明清历史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仁、宣二宗，相对于太祖、成祖二帝，可谓守成之君。而且鉴于永乐末期，明朝对蒙古阿鲁台的连年征伐政策，仁、宣二宗开始着手明朝的内治，放弃了对蒙古军事上的征伐政策，通过一系列的外交手段和经济手段，维系着与蒙古的朝贡关系。而蒙古方面，虽然仍处于分裂状态，但是却孕育着统一的因素，而且也因忙于统一蒙古的步伐，无暇南顾。在此情况下，双方都极力地维系着和平通好关系。此外，二宗在放弃了军事征伐政策后，开始着手战略收缩,放弃安南、内迁奴儿干、解散下西洋人员。仁、宣二宗对蒙古军事上的不作为政策，为蒙古统一局面的形成创造了有力的外部环境，为土木堡之变埋下了伏笔。而长期威胁明朝的河套之患中的北虏套寇也是土木堡之变后所出现的。

三卫的南下始于明宣德五年间，正统初年已住牧于明蓟辽边外的潇河、老哈河一带，并活跃于整个漠南地区;据《蒙古源流》载:也先俘明英宗后“置于乌齐叶特之暖地养之”。即乌齐业特是蒙古史籍中对三卫的称呼。而据和田清先生考证，明英宗被俘后一直在瓦剌知院伯颜帖木儿营，随其营往来活动于大同边外的东胜(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丰州(今呼和浩特市)、九十九泉、官山(今卓资县北)、昂兀脑儿(今安固淖儿)、即宁海子(今集宁南黄旗海)一带。可见在蒙古人的记忆中，这一地区在正统年间就是兀良哈三卫的住牧地，至天顺、成化年间三卫的游牧地就完全固定下来了。自明宣德年间开始蒙古各部开始南迁，至嘉靖末年最终形成了漠南蒙古各部。其中经历了兀良哈三卫南徙、北虏入套、左翼蒙古南迁这三个阶段

朱元璋设置的开平卫、大宁都司扼守东部走廊，漠南诸卫所是游牧民族南下的必由之路，明嘉靖二十六年，左翼蒙古达来逊汗惧为俺答所并，率领所部十万南迁，移牧于大兴安岭东南半部。

同时，北方喀尔喀部里五个鄂托克（扎鲁特、巴林、巴岳特、瓮吉喇和乌齐叶特）响应察哈尔南下，也都拥挤到辽西边墙外，兀良哈三万卫解体——这一系列事件产生连锁反应，改变了明朝末年辽东地区的民族结构和政治局势，导致辽东地区局势加剧紧张，对这个地区在明末的历史进程造成直接影响。

嘉靖末年，明朝发现，北虏（蒙古）和东北夷（海西、建州女真），在辽东地区挨的越来越近，不仅已经练成一片，出现了联手对抗朝廷的迹象。

就明朝对左翼蒙一占的策略而言，虽说双方在后期实现了难得的间接性贸易往来，但明朝政府对其宽容忍耐的程度远远赶不上对右翼蒙古，因而使左翼蒙古诸部在很多时候均受到了明朝政府多方面的牵制。即便如此，明朝政府到了后期对左翼蒙古采取的一些策略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比如，多少牵制了后金的一些精力，为明朝加紧在边境调兵布防赢得了一些时间，暂时缓解了后金进攻的压力。但如果将其与对右翼蒙古的策略做个比较，同样一些做法，二者之间存在的差异还是十分明显的。这或许是明廷一直将左翼蒙古视为正统，总是担心蒙古人会在某一天再度打回来取而代之。因而始终对左翼蒙古保持一种很强的防范心理。与此同时，明廷在战略上的误判使其对左翼蒙古的南下迁徙没有提高警觉，简单地认为左翼蒙古南迁驻扎分布的区域离京城相对较远，对自己可能造成的威胁不大，甚至断定已减小到了可控的最低程度，因而在制定对左翼蒙古的策略上，总是出现顾头不顾尾的情况。总而言之，就是缺乏一种全局思维，只顾及事物的局部变化而忽视了事物的整体发展。虽说后期迫于形势的变化及时改变并不断调整对左翼蒙古的策略，双方之间的谈判达成了多个协议，但更多也只是在抚赏银两的多寡上争来争去，依旧处于一种面和心不和的状态，远没有达到明朝政府所预期的效果—即双方之间能够摒释前嫌、彼此信任、有效合作、共同对金。明朝政府的最终失败，也就是对蒙古策略的彻底失败。清朝能够借助蒙古的力量顺势人主中原，自然成为一种时代的选择和历史的必然。

明朝与后金对蒙古的争夺过程，前后持续的时间并不算长。

如果我们认真分析双方对蒙古采取的策略，比较其中的优劣，应该说后金的做法远要比明朝高明得多、完善得多、实惠得多，因而最后导致的结果，自然是明朝政府的一败涂地、后金政权的节节胜利。关于这个问题，学者袁森坡在其《明朝后期与辽东蒙古的关系》一文中曾作过一些分析，值得我们注意。他把明朝争取蒙古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隆庆以后，明朝迫于蒙古右翼首领阿勒坦汗（俺答）的军事压力，允许其“封贡”、互市，使明宣府、大同以西获得了较长时期的安定与和平。同时坚决拒绝了蒙古左翼大汗封贡、互市的合理要求。这种政治上歧视孤立和经济上封锁限制的政策，势必给以察哈尔汗为首的蒙古左翼各部的经济生活、牧业发展造成严重的困难，从而引发辽东地区长期的战乱。明蒙之间长期的残杀，播下了猜忌的种子，挖掘了仇恨的鸿沟，使统治集团双方很难消除隔阂，建立信任。这是明朝难以争取蒙古的原因之一。第二，明朝为了打击蒙古，采用汉族统治者“以夷制夷”的传统政策，利用蒙古右翼压制蒙古左翼，同时又拉拢女真以钳制蒙古左翼，使蒙古左翼处于东（女真）南（明朝）西（蒙古右翼）三面包围之中。而努尔哈赤在争取蒙古时，十分强调蒙古、女真都是明朝压迫政策的受害者，一再重申女真、蒙古利益一致，应当共同抗明。同时施与军事力量的威慑，金钱财帛的利诱，婚姻关系的羁縻，思想感情的笼络，加上蒙古、女真风俗习惯上的相近，这是使蒙古倒向后金的第二个原因。第三，明朝畏蒙古如虎狼，而又贱之如犬羊。一旦蒙古失利，明朝的凶残面目立刻暴露无遗。后金大军征讨蒙古左翼察哈尔部，面对急需雪中送炭的盟友察哈尔，明朝不仅没有抚慰劝勉、安置救济的表示，相反，还乘其危急，落井下石。将求救的察哈尔部众全部乖乖献出，并与皇太极订“城下之盟”。第四，蒙古与明朝修好臣服期间，明朝对蒙古封建主也封以王位等，同时给印、授敕、赐衣，允许世袭，但并没有改变蒙古贵族的封建游牧制度。因此，蒙古各部的分裂状态依然如故，这是蒙古各部不断与明朝抗衡的重要原因。而后金皇太极继位以后，为了确保对蒙古的控制，逐步地、然而也是坚定地在蒙古实行了划分牧地、编旗设佐（佐领）、更定爵秩、军令政令统一等一系列制度，建立起牢固的君臣、主从关系。加之明朝内部阉党专政，皇帝刚愎而又多疑，阉党余孽乘机谗害富有远见、胆识、谋略的大臣，致使明朝的几位杰出的守边大臣熊廷弼、袁崇焕、孙承宗或传首九边，或遭凌迟处死，或投闲置散。明朝自毁长城，将能力挽狂澜的中流砥柱搞掉了。随着农民大起义的烈火燎原，明朝的丧钟也随之敲响。

明廷从洪武开始，明朝就一直让各路海商、大名糊弄，完全没想着去搞明白这个最近的邻居实际政治生态到底如何，甚至对绵延两百年的对手蒙古察部，明朝方面的记载也是各种糊涂账，大明直到灭亡，真正知夷务的高级官员寥寥，实在令人吃惊。没能够形成一个思想统一、目标一致的战守思想:政府层面的不团结，不仅直接影响到明廷对当时形势的正确判断，还因此导致相同的错误屡屡再犯。与之同时，作为明王朝最后的继承者，明熹宗和明思宗在亲自主导并实施既定的那些对蒙策略过程中，往往都表现出本不应该有的模糊性、摇摆性和不坚定性，使明朝政府那些看起来似乎还比较管用的策略，常常受到蒙古方面的牵制，根本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所以不可能实现明朝政府所期望的目的。再加.上接连不断地把效忠国家、誓死抗金的忠臣良将从内部剪除掉，使明朝很快就丧失了抵抗并防御后金进攻的最佳时机及战争的主动权。

从后金的角度来看，几乎从一开始就从战略上意识到了争取或征服蒙古的重要意义，因而从中不断加大了对蒙一占部落分化瓦解、努力争取和强力绥服的力度。无论是努尔哈赤还是皇太极，始终都毫不动摇地坚持了最初制定的军事威胁、联姻盟誓、拉拢利诱、恩威并重、各个击破的策略方针，真正做到了承前启后、顺势而为。不仅战功显赫、成绩斐然，取得的效果也十分明显，致使蒙古诸部逐渐放弃抵抗，悉数归附后金，转而与后金联手，一道攻打明朝，使明朝的抵抗变得愈加脆弱、不堪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