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派和右派的称呼最初起源于18世纪末的
法国大革命。在大革命期间的各种立法议会里，尤其是1791年的法国制宪议会上，温和派的保王党人都坐在议场的右边，而激进的革命党人都坐在左边，从此便产生了“左派”、“右派”两种称呼。
在刚开始，这个政治光谱的定义是以人们对“旧政权”（Ancien Régime）的态度为判断标准，“右派”也因此代表着支持贵族、或教士利益，而“左派”则代表反对这些阶级的利益的人。在当时，支持自由放任
资本主义的人也被视为是左派，然而这样的立场在现代大多数西方国家则被视为是右派。不过即使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极端的左派也会要求政府干预经济以支援贫穷人民。
而在
大不列颠的同时，埃德蒙·伯克（他在现代通常被描述为保守派）也抱持着和法国大革命中自由市场左派类似的观点，不过，他也强烈批评他们的反教权主义立场以及他们鼓吹暴力革命推翻长期政权的倾向。伯克在他的《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一书中批评左派的理性主义过于极端、以及对于传统智慧的侮蔑。
在法国大革命中，左派和右派的定义往往在不到一年内便完全转变。最初，在制宪议会上，安东尼·巴纳夫（Antoine Barnave）和亚历山大·拉梅特（Alexandre de Lameth）等主张限制君主权力和建立一院制议会的领导人被视为是左派，而那些希望建立和英国类似的
君主立宪政体的保守派领导人、以及彻底反对革命的人则被视为右派。到了1791年的立法议会，前述的这些党派—被称为斐扬派（Feuillant）由于支持君主政体和有限的选举权而被改视为右派。而在仅仅一年之后的国民大会上，原本因为支持透过战争将革命散布至国外、以及厌恶国王而在立法议会上被视为左派的吉伦泰党人，则因为他们对于推翻君主政体的矛盾心理、反对处决路易十六世、以及对于巴黎市的厌恶而被视为右派。
应该注意的是，在法国大革命当时，各形各色的政治党派都很少有经济政策上的差异。被视为左派的山岳派（Montagnards, 1792-1793）和右派的保皇派（Monarchiens, 1789）在经济政策上都是属于正统的自由主义者，尽管在1793年山岳派的确比其他党派更为愿意支持（暂时的）经济控制以争取群众支持、而且在山岳派内部也有一些左派的经济激进主义者以Egalité—重新分配财富作号召。相反的，在大革命中的意识形态差异主要是针对革命本身的态度：将革命视为是一场毁灭上帝和自然的可怕灾难、而这一切应该被结束才能恢复好的政府，又或者将革命视为是法国政治生活的必然特征。就大部分时候而言，几乎所有革命中的法国政治人物都对此抱持接近中间派的立场，但却在应该何时发起革命的问题上有不同意见。
1794年，在
罗伯斯庇尔于
热月政变中被推翻后，法国大革命终于稳定下来，这时更为清晰的政治光谱开始浮现—在左派的是之前支持罗伯斯庇尔和恐怖政治、并希望恢复1793年民主宪法的雅各宾派；而在右派的是希望君主复位的保王派—包括立宪派和专制派；而被归类为中间派的则是热月政变中的发动者，也是他们写下了1795年的宪法、并希望建立有限制的督政府共和制。督政府的失败并没有改变基本的政治生态—雅各宾派和保王派继续存在，而大多数最初支持督政府的人则改变为支持独裁者，最后导致了皇帝政权—拿破仑·波拿巴的诞生。也是在这个时候，法国国内有关左派和右派的政治光谱概念开始流传至欧洲各地。由于法国的大军不断攻克并强占法国之外的领土，左派和右派的分界再次改变为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这大部分是由在政治上的结盟所判定。
随着拿破仑的崛起，左派和右派的区分也变的更为复杂，因为这代表了在国外支持革命的党派也必须决定他们是否支持拿破仑的独裁政权。在同时，欧洲其他国家的传统统治者—无论是拿破仑在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敌人、或是在德国的附属统治者如巴伐利亚，通常都选择吸收拿破仑和大革命中的某些经验，希望借由吸收那些中央集权的改革，能使他们的老旧政权转变为和拿破仑一般的强大，而无需经历大革命中的混乱和恐怖暴力。在拿破仑于1814年被击败后，欧洲的政治家们齐聚
维也纳会议以商讨如何重组欧洲。会议并没有全盘恢复之前的旧政权，维也纳的保守派政治家们（例如克莱门斯·文策尔·冯·梅特涅）所希望的政治制度是以保持秩序为目标，如果必要的话也可以谨慎的采纳法国大革命中的改革。而在法国，类似的潮流促成了
波旁王朝路易十八世的复位，而他本人也认知到，要彻底恢复以往的旧政权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