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沿海一带相继沦陷，海盐生产备受破坏，运输受阻。湖南、湖北等省海盐销区民苦淡食，迫需靠川盐济销，1939年春，国民政府令川盐增产加运，形成历史上第二次川盐济楚。从1938年起，全盐场开始大量起复卤井，增加盐灶，提高产量，加运盐斤，抗战八年自贡盐产年均24.45万吨。战前的自贡盐产量在四川盐产总数中的比重已下降至45%，到了1939年即上升到54%，而在1945年就占了全川盐产量的60%。自贡盐业在抗战时期的发展，带来了生产技术的改进。从1938年开始，久大盐业公司自贡制盐厂相继采用平锅制盐、废汽制盐、枝条架和塔炉灶浓卤等新工艺。同时，在自贡率先开始真空制盐的探索试验，为我国盐业生产技术改革开辟了新的道路。

第二次“川盐济楚”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沿海一带相继沦陷，海盐生产备受破坏，盐运受阻。湖南、湖北等省海盐销区民苦淡食，迫需靠川盐济销。作为四川盐业中心的富荣盐场，便承担起了供应军需民食的重任。为此国民政府财政部于1938年3月明令川盐增产，并提出“增加产量首先从富荣两场着手”，要求自贡盐场年产食盐增加300万担，比1937年的327万担将近翻一番。“民国以来，川盐销楚区仍因其旧，即销往安陆、襄阳、郧阳、荆州、宜昌五府，荆门一州及湖南澧县等地，但安陆的京山、天门改食应盐。”川盐通过增加外运，发展了盐业生产，不仅满足了四川省的需要，外运的川盐更是满足了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的军民需要，粉碎了日本人实施“盐遮断”的企图。至今，在安康至镇坪一带、重庆巫溪至湖北神农架、竹山一带仍遗存当年贩售盐巴的故道、盐店旧址，成为一条饱含汗水和血水的生命线。那些号称“盐背子”的运盐工的传奇故事仍然在民间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