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义田（1906—1989）辽宁锦西人。早年就读于辽宁医学院。1938年参加新四军。任新四军后方医院院长。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军医处处长，苏北指挥部军医处处长，新四军卫生部副部长、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卫生部部长，华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卫生部部长，第3野战军后勤部卫生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上海市卫生局局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部长，国家卫生部副部长，对外文化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华医学会副会长。1989年6月12日在北京逝世。曾主编和撰写了《新四军卫生工作》、《白衣战士忆陈总》、《粟裕同志关怀部队卫生建设》。

崔义田，号礼门，辽宁锦西人，1906年9月生，1935年毕业于辽宁医学院。毕业后留任附属医院外科住院医师。他热爱自己的专业，但却不能忍受在殖民地生活的屈辱，积极与同学商量，设法到关内寻求抗日救亡的道路。1938年春，他放弃优厚的待遇，找到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经徐特立介绍，直趋南昌参加新四军，成为创建新四军卫生工作的高级医师之一。

1938年夏，崔义田被任命为新四军后方医院院长，初建的医院物质条件极差，崔义田带领刚刚离开城市的医生、护士，自己动手，就地取材，付出了艰苦的努力。1939年5月，受陈毅指派，崔义田带领一部分医务人员由皖南奔赴溧阳水西村新四军一支队驻地。1939年11月7日，一、二支队合并，成立了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崔义田被任命为军医处处长。

1940年6月，陈毅率主力部队渡江北上，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军医处和医院暂留江南。主力北上后，为保证伤病员安全，军医处和医院转移到敌人据点密布的“梅花桩”茅山地区，利用这一带群众政治条件比较好，伤病员大部分分散隐蔽在群众家中。崔义田带领医务人员也换上老百姓的衣服，在群众的掩护下，走村串户巡回医疗。对需要实行较大手术的伤员，则在预先准备好的情况下，白天在竹林深处进行手术。日寇扫荡时，伤病员和医务人员乘坐早已准备好的船只转移到芦苇荡里隐蔽。当时正值炎夏之际，船小人多，闷热难受，蚊子叮人刺痒难忍。但是，大家都严守纪律，无人吭声。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崔义田和他的战友们一起，出生入死，英勇顽强地保护和救治着伤病员。

同年7月，陈毅、粟裕电令陈丕显率朱毅、崔义田随带少数医务干部到江北。陈丕显、崔义田等一行10余人，身着便衣，在我地下人员的护送下，通过敌伪军层层封锁线，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到达泰州汤头镇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陈毅见他们顺利到达苏北，笑呵呵地说：“我们的医生和财神同志来了，好嘛，好嘛！你们要做准备工作，部队马上要向黄桥挺进，要打仗，正需要你们来。”

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不顾苏北人民的愿望和我党团结抗日的呼吁，调集数万大军，破坏协议，向我黄桥进攻，妄图消灭我军主力。我军被迫自卫，以保全抗战力量。在敌军数倍于我、我军处于背水作战的困难情况下，陈毅、粟裕决定以黄桥为轴心，诱敌深入，各个击破。对李明扬、李长江和陈泰运各部则争取其保持中立。与此同对，我军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政治思想工作，号召全军为打败顽军的进攻而战。陈毅同志在向部队作黄桥决战动员时，还特别兴奋地指出：“有崔义田大夫在这里为我们治伤、治病，同志们勇敢地打吧！”

动员会后，陈毅留下崔义田叮嘱：“这次战斗规模大，时间紧迫，没有后方安全地区，伤员可能很多，你们要做好战伤救治的组织和医疗技术力量、药品器材的准备。”

对崔义田来说，这是他参军以来第一次接受组织领导大规模运动战的战伤救治任务。他立即在前后方医务部门中进行思想动员，使大家明确这次战役的重要意义，树立必胜信念，克服一切困难，努力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同时，增强第一线救护人员的训练和急救药品器材的准备，要求有条件的旅团设立救护所，重伤员直达指挥部军医处医院。他把指挥部军医处医务人员按战伤分类进行分工，组织了轻伤和重伤病房，要求对危重伤员要立即进行手术，提出“前方不丢掉一个伤病员，后方尽力治好每一个伤病员”的号召。

战斗打响后，前线各团卫生队从水上、陆地络绎不绝地把伤员送来，三天三夜的战斗，收治伤病员千余人。崔义田带领医务人员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对危重伤员和胸、腹部伤员，他都亲自做手术。很多危重伤员，经过崔义田同志抢救和手术治疗后都转危为安，很快恢复健康，重返前线，有不少同志后来成为新四军高级将领。如彭寿生营长在战斗中，上肢、胸部均受重伤，由于失血过多，导致严重休克，血压也难测到，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崔义田同志昼夜守护，积极抢救，很快使病人脱离了危险。但由于彭营长上肢伤特别严重，加上伴发气性坏疽感染，必须早做截肢手术，不然向上蔓延发展至全身，就无法挽救。伤员顾虑很大，产生了悲观情绪，又是崔大夫耐心地说服解释，消除了他的顾虑，并亲自为他做了截肢手术，从而挽救了彭寿生同志的生命，使其恢复了健康，又重返工作岗位。在这次战役中，经崔义田同志抢救和治疗过的伤员均转危为安，重上前线参加战斗和工作。至今，许多曾经经他抢救治疗而恢复健康的同志追忆往事，记忆犹新，都充满感激之情地说：“我们之所以能活下来，是崔部长救了我们，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同志们都亲切地称崔义田同志是“战场的守护神，伤员的好医师”。

崔义田在总结黄桥决战前后方的战伤救治经验时特别指出：野战医院必须靠近前线，伤员一定要施行早期手术，使伤口达到早期愈合，才能真正提高战伤救治水平。

黄桥决战后，部队出现了大批的霍乱病人。大家忙着做抢救工作，崔义田同志亲自为病人检查、治疗、挂盐水（皮下注射），每天总要忙到下午一两点钟后才能吃上午饭。有一天，他也突然得了霍乱，把全院的人急得够呛。当医生替他挂盐水时，他说：“我现在体会到伤病员挂盐水有多么的痛苦，如果我们有静脉注射的盐水葡萄糖液该多好！”经全体医务人员的努力，霍乱病人都慢慢地痊愈了，没有一个死于霍乱的。

接下来，曹甸战役、苏中七战七捷、泗洪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等，后方的医院卫生工作都是在崔义田的部署协调下进行的。对前方有求必应，一切付出为了战争这个大局。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顺利保障了大量伤病员的收治，加速了战争的胜利。

崔义田同志也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医学教育家，一直重视医学教育工作，把培养卫生干部作为一项战略任务常抓不懈。在各级军政首长的关心下，抗日战争时期，他先后培训各类医务技术人员1万余名；三年解放战争时期，通过各种办学形式，先后培训出3万多名各类医务技术人员，轮训6000多名卫生干部，保障了部队作战和发展的需要，并支援了地方卫生建设。正如一位老同志所说的：“江水何滔滔，广纳百川水；山花何灿灿，根系深土内；义田何睿智，众才皆为用”。

1954年4月，由周恩来总理提名，崔义田调国家卫生部任副部长，分管医学教育、外事和干部保健工作。他呕心沥血，为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建设、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文化大革命”中，崔义田同志受到无端诬陷和残酷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但他坚持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斗争，表现出了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粉碎“四人帮”后，他得以彻底平反，任卫生部顾问。他不顾年老体衰，关心改革，组织并自己动手总结历史经验，撰写回忆录。主编了《白衣战士忆陈总》，撰写了《雪里傲青松》、《粟裕同志关怀部队卫生建设》、《新四军的卫生建设》、《新四军重建军部以后的卫生工作》、《永存的记忆——回忆少奇同志对卫生工作的关怀》等。他为我国的卫生事业尽了最后的余力。

1989年6月12日，崔义田部长因病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