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北之战，又称岭北之役、明太祖第二次北伐是指洪武五年，明军再次北伐，旨在完成汉唐所未完成的历史功绩，永清蒙古大漠。这次北伐主遭遇战发生在岭北和林（今蒙古国哈尔和林），历史上便称之为“岭北之役”。

王恽《秋涧集·总管范君和林远行图诗序》：“国家兴王地，据上游而建瓴中夏，控右臂而扼西域，盘盘郁郁，为朔土一都会。”虞集《道园录·送苏子宁北行诗序》：“控制要害，北边重藩。”“又尝有大臣镇抚经理之，富庶比于都会。士有不次之擢，贾有不资之获，而侥幸之民争趋之。”柳贯《柳待制文集·苏志道墓碑文》：自予游京窃从廷臣知边事者一二言：“和林其地沃衍，河流左右灌输，宜杂植黍麦，故时屯田遗迹，及居人井臼，往往而在。盖阴山大漠，益南数千里，控扼形势，此为雄要。”朱思本《贞一斋稿·和宁释》：“和宁即哈刺禾林，乃圣武始都之地，今岭北行省治所，常以勋旧重臣为之，外则诸王星布棋列，于以藩朔方，控制西域，实一巨镇云”

亚欧大陆由于帕米尔山结的存在极大阻碍东西方的交流。中原想要到达欧洲，只能通过丝绸之路翻越帕米尔高原，但北方情景就截然不同，随着纬度半径不断减小地貌也越平整，骑兵可以一路从岭北杭爱山快速机动到喀山汗国境内，仅仅只有3000多公里，远不如东汉首都洛阳到西域喀什的距离。所以历史匈奴远遁欧洲、蒙古西征欧洲看似很远，其实难度和岭北机动到杭州是一样的，任何势力从岭北右臂打欧洲，据上攻中原是相当方便。斯大林亦是这样的观点，这片辽阔的土地横亘在中国版图“雄鸡”上方，差不多就是“骑”在中国的脊背上。向东可抄东北战区的后路，向南直接压迫京畿重地，向西矛头指向河西走廊，威胁通往新疆的后勤补给线，用一个蒙古压迫中国的三个“北”。

从岭北出土的遗迹以及突厥碑文证实汉唐曾在这里设置过统治机构，但汉唐都以为这地方不适合耕种，忽必烈却建五卫，每卫万人，其中屯田者2000 人，屯田军与其他军人为二与八之比。京师六卫，每军抽兵士二人屯田，以供兵士八人之食[6]。历史上中原军民不断打走一波总会有另一波不知名的游牧民族从蒙古高原渊源不断的涌下，为此元朝从岭北扼守北方成为重中之重。元朝百年来通过农牧互补把和林打造成“生殖殷富埒内地”的大元雄关，朱元璋与他的谋臣武将正是深知利害毅然北伐。

尽管明太祖的第一次北征已经将东北一方的元昭宗爱犹识理达腊和西北陕甘一方的扩廓帖木儿赶到北元首都和林以北地区，但北元兵力未受致命打击，两年内又开始南侵，骚扰明朝的北部各边塞。明太祖本来倾向于依长城防守为主，但经徐达上奏后采纳了徐达的主攻意见，于洪武五年正月二十二日出击北元首都和林。

朱元璋的作战策略是分三路各5万人，以中路为正，东、西两路为奇，奇正并用，三路合击。中路以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出雁门关，说是急攻和林，但实际上却缓慢进军，诱使北元军南下作战以便歼灭；东路曹国公李文忠为左副将军出居庸关，经应昌府攻和林，让北元出乎意料，并可在北元军南下攻中路军时包抄其后方；西路宋国公冯胜为右副将军出金兰攻打甘肃一带，作为疑兵诱使北元军分散兵力,在消除甘肃行省的北元残军后，由亦集乃（纳怜道入口）越过大漠与中路军、东路军在和林会师。

徐达的中路军于二月二十九日进入山西境内，其先锋都督佥事蓝玉出雁门关在野马川（胪朐河，即今蒙古的克鲁伦河）击败扩廓帖木儿并一路追击。三月二十日，蓝玉又于土剌河（即今土拉河，位于蒙古乌兰巴托西）再败扩廓帖木儿。但是这样一来，明中路军孤军深入，没有按照原作战策略行事。五月初六，北元扩廓帖木儿和贺宗哲的联军在岭北击败徐达的中路军主力，明军死万余人，被迫南逃。七月十一日，偏将军汤和又在断头山（今宁夏宁朔东北约300里处）被北元军击败，指挥同知章存道战死。中路军的两路均败。

冯胜的西路军则比较顺利，颍川侯傅友德的5000骑兵于西凉（今甘肃武威）击败北元失剌罕，又在永昌（今属甘肃）忽剌罕口再败北元太尉朵儿只巴。然后傅友德和冯胜的西路军主力部队会师，于扫林山（今甘肃酒泉北）大败北元军，斩首400余级，俘虏北元太尉锁纳儿加、平章管着等人。六月初三日，北元将领上都驴以830余户投降西路军。西路军攻到亦集乃路（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北元守将伯颜帖木儿也举城投降，收到中路军战败的消息后以化外之地不可守（当地汉人藏项蒙伊各种化）焚城返回。西路军在别笃山口（民勤县）大败北元岐王朵儿只班，俘虏北元平章长加奴等27人及牲畜十余万头。傅友德追击到瓜州（今甘肃安西）、沙州（今甘肃敦煌西北），再次大胜，俘获岐王的金银大印和牲畜2万头，然后胜利班师。

东路李文忠一军于六月二十九日攻到口温（今内蒙古查干诺尔南），北元守军闻讯逃走，留下很多牛马辎重被明军俘获。李文忠留部将韩政守辎重，率主力顺着哈剌莽来（今蒙古洪戈尔）、胪朐河追击元军，在土剌河、阿鲁浑河（即今鄂尔浑河，位于蒙古乌兰巴托西北）一带与元将蛮子哈剌章激战多日。最终北元军被击败逃走，被俘北元人马以万计，但东路军死伤也很多。李文忠继续追击，一直追到称海（今蒙古哈腊乌斯湖南、哈腊湖西），各路北元军又会聚起来回攻东路军。李文忠见无法取胜，就决定退兵，一路以兵法故布疑阵全身而退，北元军队害怕明军有埋伏，不敢追击，双方脱离接触。东路军虽有一定优势，但没有完全击败所遇元军。

明朝在西北地区直接控制的地带在嘉峪关以东。嘉峪关向西至沙州（今甘肃敦煌）、哈密（今新疆哈密），是明朝实行羁縻统治的地区。《读史方舆纪要》称：“明洪武五年冯胜下河西，虽直抵玉门，而嘉峪以外皆为羁縻地。”[1]也即是说，明朝的西北疆界最远至沙州、哈密一线，再向西便是东察合台汗国境，这一疆界在明初便已基本奠定。《九边图论》称：“洪武伍年，宋国公冯胜下河西，乃以嘉峪关为限，遂弃炖煌焉。”这一疆界较汉唐大为内缩。“及明兴，使耿炳文收河、湟，冯胜取甘、肃，而于嘉峪关画玉斧以界华夷。其敦煌无虑数千里，委之外藩，不知古玉门、阳关者安在，遑问都护长史之置，然较秦则亦过之。恰与元朝甘肃行省界，也即元朝实际直接控制的地界相吻合。这是一种巧合，还是体现了明朝对元朝的继承，值得探讨。

以往对于明朝西北讲解的研究集中关注于洪武末年明朝与东察合台汗国、帖木儿帝国之关系，以及“关西七卫”（又称“西北七卫”、“蒙古七卫”）之建立，但对洪武初年明朝与东察合台汗国的关系，二者与北元在西北边疆形成的地缘政治格局，及对明朝西北边疆初步形成之影响，皆未见着墨。本文从元朝末年便参加朱元璋（1328-1398年，1368-1398年在位）军队的俞本在永乐（1403-1424年）年间撰成的《纪事录》（《明兴野记》）关于洪武五年（1372年）冯胜（1330？-1395年）“弃地”甘肃事件的记载入手，探讨这一事件背后的主客观因素，揭示洪武初年明朝、北元、东察合台汗国在甘肃地区形成的地缘政治格局，以及由此导致的明朝西北边界较汉唐内缩，继承元朝旧疆的格局。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借鉴了“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中“国家”（Country） 与“空间”（Space）、“权力”（Power）关系的理论，探讨了三方政权在甘肃地区的势力均衡态势，并吸收了该学科中“心脏地带”（Heartland）与“边缘地带”（Rimland）的概念，分析了甘肃地区在三方政权战略版图中，皆处于边缘地带的状况。

一 洪武五年“岭北之役”明军的战略目的与冯胜西路军的战略定位

洪武二年（1369年）底，明军已先后收复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东部等中原王朝的传统统治地区，基本恢复了中唐以后中原王朝之疆域格局，在长城以内建立了新政权。洪武三年，为彻底消除扩廓帖木儿（？-1375年）对边疆地区的威胁，明军兵分两路，一路由徐达（1332-1385年）统领，向西进攻，经过沈儿峪（今甘肃定西??口）大捷，连克兴元（今陕西汉中）、河州（今甘肃临夏），收复中唐以后被吐蕃占领之地区。另一路由李文忠（1339-1384年）率领，越过长城，北上直捣北元汗廷，连占兴和（今河北张北）、应昌（今内蒙古应昌），迫使爱猷识理达猎（1339-1378年，1370-1378年在位）逃向“东路诸王”封地，明朝藉此建立攻占蒙古大漠的前沿据点。经此一役，虽然扩廓帖木儿军与北元汗廷皆遭到重创，明军已基本收复了汉唐除河西走廊之外的传统统治地区，一改中唐以来汉族为北方民族所压制的军事态势，建立了一个力量强大的政权，但明军并未达到彻底消除扩廓帖木儿威胁的战略目的。

《明太祖实录》记载了朱元璋君臣此次北伐的战略主旨。

上御武楼，与诸将臣筹边事。中书右丞相魏国公徐达曰：“今（天）下大定，庶民已安，北虏归附者相继，惟王保保出没边境，今复遁居和林。臣愿鼓率将士，以剿绝之。”上曰：“彼朔漠一穷寇耳，终当绝灭。但今败亡之众，远处绝漠，以死自卫，困兽犹閗，况穷寇乎？姑置之。”诸将曰：“王保保狡猾狙诈，使其在，终必为寇，不如取之，永清沙漠。”上曰：“卿等必欲征之，须兵几何？”达曰：“得兵十万足矣。”上曰：“兵须十五万，分三道以进。”于是，命达为征虏大将军，出中路；曹国公李文忠为左副将军，出东路；宋国公冯胜为征西将军，出西路。

单纯从这条记载来看，似乎洪武五年北伐的计划由以徐达为首的武将集团提出，在朱元璋疑虑的情况下，徐等坚持态度，并最终付诸实施。朱元璋谕晋王朱棡（1358-1398年）也是如此自述。洪武三十年（1397年）六月二十六日，千户支翰赉朱元璋敕晋王圣旨：“噫！吾用兵一世，指挥诸将，未尝十分败北，致伤军士。正欲养锐，以观胡之变。其在朝诸人，日奏深入沙塞，初不准。日奏叠叠，试许之。不免兵疵于和林，轻信无谋者，以致伤生数万。此乃擅听群无谋者。”但从朱氏政权历次重大战役皆由朱元璋亲自决策。制定计划的历史来看，五年北伐这一事关明朝北疆安危的重大举措很难在朱元璋持疑虑态度的前提下展开。另外值得寻味的是，实录所载朱元璋关于扩廓帖木儿“困兽犹斗“的预测竟然与后来岭北之役明军惨败的原因完全符合，虽然实录馆臣采取如此记述的目的在于为朱元璋开脱责任，但“此地无银三百两”，恰恰暴露了实录为君王讳的动机与刻意弥缝的痕迹。可以相印证的是，非官方史籍记载了与实录完全不同的历史面相。

明后期人陈建（1497-1567年）著《皇明资治通纪》直接指出岭北之役计划由朱元璋提出。该书并未记载朱元璋君臣在武楼上的议论，而直接记载：“议征沙漠。上谓诸将曰：‘今 天下一家，尚有三事未了。其一，历代传国玺在胡未获。其二，统兵王保保未擒。其三，前元太子不闻音问。今遣汝等分道征之。’”王世贞（1526-1590年）《弇州史料》的记载，大体将朱元璋与徐达的台词互换了一下。“高帝御武楼，与计边事。曰：‘扩廓游魂尚在，出没奈何？’达乃请曰：‘亟发兵厄竖子耳。’”在这里，朱元璋仍然是发起五年北伐的倡导者。实录作为明朝历代都要修纂的官方文献，其史料价值是毋庸质疑的，但其对个别史事存在篡改之事，也是毋庸讳辨的。各朝实录中，尤以《太祖实录》经历三修，篡改最多。像这种完全改头换面，张冠李戴之事并不新鲜，黄彰健通过比照《毓庆勋懿集》与《明太祖实录》，便发现了实录将朱元璋赐郭英敕换成了赐燕王敕。《龙飞纪略》所载朱元璋所作战略规划，更可能构成了明军轻率冒进的根本原因。“壬子春正月，以大将军徐达帅师伐迤西，李文忠总东道兵趋上都。帝以残虏未除，终为边患。乃以达帅师伐之。冯胜、傅友德、文忠各总东、西道兵。顾时、陈德为副将军，率兵以从。赐敕谕戒以务察胡人情状，审其来否，则慎督三军，一鼓可俘，否则坚守斥堠，以静朔方。”

五年北伐的战略计划，延续了洪武三年北伐的成功思路，只是改两路并进为三路进取。明军北征前，朱元璋一如既往地对整个北伐行动进行了全方位的规划，对三支军队的职责任务进行了明确分工。

甲戌，命祭告太岁、风云、雷雨、山川、旗纛等神，遣征虏大将军魏国公徐达、左副将军曹国公李文忠、征西将军宋国公冯胜等率师征王保保。上戒之曰：“卿等力请北伐，志气甚锐。然古人有言：‘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今兵出三道，大将军由中路出雁门，扬言趍和林，而实迟重，致其来，击之必可破也。左副将军由东路自居庸出应昌，以掩其不备，必有所获。征西将军由西路出金兰取甘肃，以疑其兵，令虏不知所为，乃善计也。卿等宜益思戒慎，不可轻敌。”达等遂受命而行。

三路明军军事部署是大将军徐达率明军主力引诱北元主力至近边作战，左副将军李文忠率东路军奔袭北元朝廷，征西将军冯胜率西路军迷惑和牵制西北蒙古诸王，配合中路军作战。”也即是说，三支军队中，徐达中路军是主力，东路李文忠军是奇兵，西路冯胜军负责牵制任务，中路军面临的是遭遇战，以歼灭蒙军主力为战略目的，是决定本次战役能否成功的重点与关键。东路军与中路军不同，并不以军事作战为目的，而旨在中路军的掩护下，以实现消灭北元汗廷为政治目的。西路军是三支军队中战略地位最轻的，只是一支起牵制作用的侧面部队，其承担这双重任务，一重任务是占领甘肃，这只是一个公开的表面任务，另一重职责是牵制甘肃蒙古势力，防止其东援扩廓帖木儿军。为便于西路军更好地实施掩护任务，朱元璋甚至在冯胜的将印名号上做起了文章。徐达佩“征虏大将军印”，李文忠佩“左副将军印”，而冯胜却不像洪武三年北伐那样佩“右副将军印”，改佩“征西将军印”，有意将其与其他两路明军相区分。

可以讲，中路军的作战任务是最重的，东路军是最容易出彩的，而西路军却恐怕最容易是默默无闻的。在三支军队首将的选择上，朱元璋的做法也很耐人寻味。徐达是明朝开国第一武臣，以其主持三路军务，与扩廓帖木儿展开决战，是最正常、最合适的选择。李文忠以奇袭开平而一举奠定武将集团第二将领的地位，此次继续负责奇袭任务，既发挥其所长，也是朱元璋扶持外甥的一项举措。冯胜，初名国胜，更名宗异，最后名胜，定远人。元末结寨自保，与其兄冯国用（1324-1359年）是最早追随朱元璋的将领之一。最初甚受朱元璋倚重，元末农民军内部经常发生叛乱，朱元璋政权内部亦是如此。至正十六年（1356年），朱元璋建立“帐前总制亲军都指挥使司”，其麾下亲信猛将多属此系统，是朱氏政权的主力军，而充其首领者便是冯氏兄弟。至正十八年，冯氏兄弟任“帐前亲军都指挥使”，充其副职的是李文忠、康茂才。冯胜任“指挥”。至正十九年，冯国用以疾卒，冯胜袭其职，“代领其众，居中宿卫。”至正二十一年，朱元璋改“帐前亲军”为“金吾侍卫亲军都护府”，冯胜担任最高职务“都护”。冯胜起初是仅次于徐达的二号将领，常遇春尚居其后。但冯胜爱排挤他人，军事行动也多有失误，因此屡受朱元璋责罚，渐居常遇春之后，开国后，常遇春（1330-1369年）去世，又居于李文忠之后，为明初第三将领。

对此次北伐，明朝上下是抱有很乐观的态度的，但战事的进展却大为出乎明廷的意料。进入蒙古大漠的明军闯入了完全陌生的地域，徐达军在岭北和林遭遇惨败，李文忠军因为缺少中路军的掩护，陷入孤军作战的困境，伤亡亦大。而西路军由于是相对独立地在甘肃执行任务，并未受到中、东二路战事的影响，反而获得了重大胜利，几乎占领了甘肃行省全境。岭北之役是明军有史以来的最大惨败，多位高级将领战死，死亡士卒也应达到了数万，促使明政权内部北边战略由武臣所主张的肃清蒙古、占领内亚（Inner Asia）的进攻策略，转变为文臣所倡导的依托长城，实施近边防御的战略，奠定了未来二百余年明、蒙长期对峙的格局，对明朝，及未来中国历史的走向影响甚大。

关于中、东二路军作战情况，和田清已有研究，此处不赘。本文所着意探讨的是西路军的情况。据《明太祖实录》记载：

戊寅，征西将军冯胜、左副将军陈德、右副将军傅友德率师至甘肃，故元将上都驴降。初，胜等师至兰州，友德先率骁骑五千直趋西凉，遇元失剌罕之兵，战败之。至永昌，又败元太尉朵儿只巴于忽剌罕口，大获其辎重、牛马。进至扫林山，胜等师亦至，共击走胡兵。友德手射死其平章不花，追斩其党四百余人，降太尉锁纳儿，加平章管着等。至是，上都驴知大军至，率所部吏民八百三十余户迎降，胜等抚辑其民，留官军守之，遂进至亦集乃路。元守将卜颜帖木儿全城降。师次别笃山口，元岐王朵儿只班遁去，追获其平章长加奴等二十七人，及马驼牛羊十余万。友德复引兵至瓜、沙州，又败其兵，获金银印，马驼牛羊二万而还。

从上条史料可以看出，冯胜军首先率师至兰州，经此进入甘肃，占领西凉（今甘肃武威），再至永昌（今甘肃永昌县），在这里歼灭了甘肃元军的一支主力军队。尔后经肃州“扫林山”（今甘肃酒泉北）一战，再次歼灭元军另一支主力军队，并招降上都驴部。从永昌至肃州，中间要经过甘州（今甘肃张掖），这里虽未交代占领甘州之事，想来应是先占甘州，后占肃州。至此，明军沿河西走廊，一直向西进攻，若再往西，便是甘肃行省的最西境，也即察合台后王的一支出伯后代所占的瓜州（今甘肃安西）、沙州与哈密三地。明军并未继续西进，而是为完成掩护中路军的任务，自肃州沿弱水北进至亦集乃（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并获得重大胜利，很好地起到了牵制甘肃兵力，掩护中路军作战的任务。占领亦集乃后，明军开始回撤，途中占领瓜、沙二州。“至亦集乃，乃败俞宝兵，分兵守扼关塞。冯胜乃遣友德又率兵追击俞宝于瓜、沙州。”这样明军便占领了除哈密外的甘肃行省的所有地区。此后，西路军应是听到了岭北之役失利的消息，了解到策应中路军的任务已经失去了意义，从而全线撤退出甘肃。

二 俞本《纪事录》中冯胜的形象及其弃地甘肃事件

洪武五年三路北伐军，仅冯胜西路军取得了胜利，但耐人寻味的是，冯胜返京之后，却与战败将领徐达、李文忠一样，皆未受到封赏。《明太祖实录》是这样解释的。“壬申，命赏征甘肃京卫军士一万四百三十五人白金四万四千两。时公侯、都督、指挥、千百户以匿所获马骡牛羊不赏。上因谕之曰：‘为将者不私其身，况于物乎？昔祭遵为将，忧国奉公；曹彬平南唐，所载惟图书。汝等能法古人，则令名无穷。今之不赏，汝等当省躬，以思补过。’诸将皆叩头谢罪而退。”这条史料显示贪黩马匹等物是西路军将领集体所为，并非冯胜一人。但王世贞《弇州史料》却将西路军将领不受封赏的责任完全归于冯胜一人。“时大将军达兵不利，左副将军文忠所失得相当，独胜以捷闻，而有言其匿私虏槖駞马者，赏不行。”无论如何，冯胜因贪污不受封赏，是明代史籍的共同记载。

日本学者和田清并不满足于这个“浅显”的理由，将其引向另外一个思路。“这或许是性好猜忌的太祖，因宠将徐达、李文忠都失败，有意抑制冯、傅两将自身的跋扈，也未可知。”虽然这一推测很有吸引力，但毕竟没有史料佐证。由于明人讳言岭北之役惨败的缘故，相关史实的记载甚少，在《纪事录》发现之前，没有看到明人关于此事的其他说法。明初成书的《纪事录》记载了一个其他史籍皆未记载的惊人史事，洪武五年冯胜自甘肃撤退时，采取的是彻底放弃的方式，导致朱元璋对其严厉责罚。

冯胜西路军自甘肃撤退的方式，与中、东二路军是否一样，皆是完全放弃呢？这一问题在以前岭北之役的研究中，并未被提出来。这之所以可以构成一个问题，在于西路军的作战地点、方式与中、东路军具有很大的区别。中、东路军皆深入蒙古大漠作战，在进军途中，并未随地设置据守地点，而是旨在歼灭蒙古军队、直捣北元汗廷。失利撤退后，蒙古军队趁机南下至长城沿线，明军自然无法在蒙古大漠留驻守军。但西路军的作战地点一直在甘肃境内。甘肃生态环境与蒙古连绵起伏的草原面貌不同，狭长的河西走廊十分适合农耕，这也是汉唐能够长期占领甘肃，并将其作为切断北、西游牧势力阻隔带的根本原因。发达的农业、成熟的城市形态，都为明军实行长期驻守提供了条件。因此之故，西路军的作战方式与中、东二路军不同，采取拓展疆土、随地置守的方式。岭北之役后，虽然蒙军顺势南下至长城沿线，但对明朝的威胁主要在甘肃以东，甘肃形势并非十分危急，西路军撤退之时，完全可以留下足够的兵力防守甘肃，而不必将其与蒙古大漠视为一样，划为异域，彻底放弃。但据俞本《纪事录》的记载，西路军却采取了完全放弃的方式。

俞本《纪事录》是研究明朝开国史罕见的一手文献，这是由撰者身份与著述立场决定的。俞本，字从道，扬州高邮人，生于元至顺二年（1331年），永乐初年仍然在世。至正十七年（1357年），俞本进入军伍，成为朱元璋帐前亲兵都指挥使冯国用手下之“帐前黄旗先锋”。国用卒后，当改隶冯胜，经历战陈友谅、张士诚，与朱元璋称吴国公等大事。洪武改元，俞本改隶宁正（韦正，？-1396年），此后追随宁正四处征讨，晚年凭借记忆撰成《纪事录》，虽有年月错讹，但是是以当时人记当时事的著述。明末钱谦益（1582-1664年）著《国初群雄事略》，尚参考了大量《纪事录》的内容，但该书后来亡佚，多种丛书皆仅著录其名。陈学霖考证藏于台北国家图书馆的《明兴野记》正是《纪事录》的改编本，该书也得以重新为研习明史者所利用。

《纪事录》的价值在于俞本对耳闻目睹之事秉笔直书，毫不隐讳，从而记载了大量其他史籍所不载的珍贵史实，尤其一些关于朱氏政权内部的负面记载，更揭示了我们所不了解的明朝开国史的另一面。俞本如此的记史态度，与其经历应有密切关系。俞本虽出身亲军，但在亲军内应过得并不如意，否则也不会在建国之初、赏功封爵的关键时刻脱离亲军队伍，改投边缘化的宁正部队。至于是否与亲军首领冯胜存在直接的矛盾，限于史料，难以作出肯定的判断，但俞本至少是不认同冯胜的，《纪事录》对开国诸将的评价，尤以对冯胜的评价最低。“胜乃急功贪财之徒，又不识大义。”载其负面事件也最多。追随宁正之后，俞本对朱氏政权核心集团的不满应进一步加剧。宁正，又称韦正，为元帅韦德成（？-1355年）义子。韦德成很早便追随朱元璋，是至正十五年（1355年）朱氏集团脱离濠州郭氏政权，渡越长江，创建独立的朱氏政权的“渡江旧勋”之一。但韦身死后，朱元璋因其妻有美色，与之通，并产有一子。后因有人言故将之妻不可纳，遂出配于胡汝名，以宁正统韦德成军。宁正很有军事才能，且有儒将之风，统领韦德成军后，屡立战功，却一直受到压制与欺凌，未能一展其才，获得高位。比如冯胜便曾打击宁正。

（洪武十一年）六月，归德州西番土人汝奴叛遁亦咂地方。宋国公冯胜遣人于韦正处索马，正不与，胜憾之，于上前谮曰：“韦正不以国法为重，不善治西番，致有叛。”敕遣中书舍人徐光祖赉御札谕正，赦其死，降为归德州守御千户，以陕西都指挥叶升代镇河州。升贪婪无耻，至则尽更正令。十一月，剌哥站土官剌哥，率合族酋长，以牛、羊、马匹羊毛至河州易粮。升见头蓄无数，欲尽得之，诡文密奏西番侵河州。上允其奏，悉收诛之，升拘番货牛羊马匹，尽入私家，其余六站番民，闻之皆遁去，朵甘思乌思藏之路自此亦梗，不复通往来矣。

两任统帅所受到之不公正待遇，对宁正军队与朱氏政权的关系应产生了负面影响。此种环境加之个人遭遇，遂使俞本不再顾忌，直抒胸怀，直揭朱氏政权内部之斑斑劣迹。其中便记载了洪武五年冯胜“弃地”甘肃的重大事件，堪称振聋发聩。

洪武五年十二月，冯胜惧回鹘（东察合台汗国）之兵，将甘州所葺城池、营房、仓库、转运米麦料豆二十余万石及军需尽焚之，弃城归，并宁夏、西凉、庄浪三城之地亦弃，仅以牛羊马驼令军人赶归。途中倒死者，军虽饥不敢食，仍负荷归，军人饿死载道，一无所问。上知之，追夺冯胜券诰爵禄，宥其罪，贬为庶人，录其家财，以牛羊骆驼马匹，令民牧养，愚民无知，驼死者并弃骨。胜后复职，憾之曰：“驼虽死，骨安在”，令有司官拷掠征骨，致贫民卖子买驼骨偿之。

洪武五年时，俞本尚随宁正守于河州，此条记载应为耳闻所得。该记载十分惊人，与俞本秉笔直书的风格是完全一致的。但这一记载并不见诸于其他文献，冯胜被罢免为庶人之事，也未得到其他史料的印证。据《明太祖实录》记载，冯胜于洪武五年九月返回南京，洪武六年三月随徐达至山西、北平防边。如果《纪事录》所载确实，那么冯胜应在此间被贬为庶人。冯胜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由庶人再次复职，难度是很大的，这不得不令人对《纪事录》记载的真实性产生怀疑。但如此细致的记载，应有一定的事实依据。可以推测，冯胜确实遭受了比《明太祖实录》所载更为严厉的处罚，但是否严厉到如《纪事录》所载，还须进一步研究。值得一提的是，洪武后期冯胜确曾遭朱元璋重罚。洪武二十年（1387年），冯胜为总兵官，统兵征辽东，虽成功招降辽阳行省左丞相太尉纳哈出（？-1388年），但激变其部署，并且“会有言胜娶虏妃及受良马无筭者，又失其殿都督濮英三千骑，而茂亦自陈所以搏纳哈出，故且讦胜过。”从而招致朱元璋的责罚。“上乃命收大将军印。胜还京，命归凤阳里第奉朝请。……胜自是不复将大兵。”洪武五年冯胜被贬为庶人不知是否是洪武二十年事件的“误移”，暂且存疑。

虽然冯胜受严厉处罚之事，未得到其他史料的印证，但其弃地行为，结合种种迹象来看，应是可信的。首先，历史记载的细节或末节，著史者可以误载，甚至主观臆造，但重大事件却是难于伪造的。尽管俞本对冯胜心存厌恶，但对冯胜的评价还是很符合事实的。比如指出冯贪财而不识大义，这其实是明人的一般看法，这在冯胜征辽东时也表露无遗。况且永乐年间，冯胜既已去世，俞本杜撰对冯胜不利的记载并无任何现实意义，故而可以大体排除俞本存心造伪的可能。

第二，《明太祖实录》所载朱元璋斥责西路军高级将领贪黩马匹等的记载，是可以印证《纪事录》的部分内容的。

第三，洪武三年，朱元璋曾称：“说那甘肃省也无甚麽军马，如可守时节，就拨人守了。”可见从明朝掌握的信息来看，洪武初年甘肃蒙古军队并不多。

《秘阁元龟政要》、（万历）《肃镇志》与（乾隆）《五凉全志》关于明初甘肃行省成为一座空城的记载，也使冯胜弃地行为不再显得那么不可思议，冯胜放弃甘肃也具有了一定的“合理性”。《秘阁元龟政要》载：“胜分兵行定凉州、山丹、镇番、永昌、西寜，其故元守将闻胜等将至，自知不敌，已先将境内人民、牛马、驼羊尽拘出玉门、阳关二塞，所得者止是空城而已。”（万历）《肃镇志》载：“（至正）二十二年，（山丹）升为州，隶甘肃行省亦集乃路，元末兵兴，居民逃散。洪武三年，宋国公冯胜兵至时惟空城。”但（乾隆）《五凉全志》载：“明洪武五年，宋国公冯胜定河西，元凉公搭搭乃北遁，胜视凉境空，以兰州等卫官军守御之。”

第四，洪武五年之后明军在甘肃地区的军事活动与卫所建置过程也印证了洪武初年明朝应曾放弃此地。洪武五年明军既已完全占领了除哈密外的甘肃行省所有其他地区，但此后经略甘肃的将领宋晟（1342-1407年），主要的活动范围仍在凉州（今甘肃武威）以东。

洪武十二年，（宋晟）掌凉州卫。十三年，逐北虏至白城，获其人马甚众。十五年，父病，召晟还侍。又三年，父殁。既襄事，复镇凉州。虏时数为边患，晟率兵讨之，追至亦集乃之地，斩其凶渠也速儿监等，及其众无筭，余悉生絷送京师。又招降虏伪国公吴把都等万八千人，而送其酋长工不答儿等百五十人诣京师，简其壮者补卒伍，余悉处之善地，俾耕牧自便。驿召晟还京，奖谕再四，赐赉甚厚。复镇凉州。十九年，召还，升骠骑将军，右军都督佥事，赐钞文绮，以其官赠其三代，仍镇凉州。二十三年夏，遣中使就赐白金及钞。至秋，复三遣，赐钞、文绮，授制谕，充总兵官，征哈密里，破之。哈密者，去肃州千余里，虏所城也。诛其伪王子别列怯等三十余人，获虏众千三百人，及金印一，银印二，悉送京师，所获马牛羊，咸给将士。二十五年，复充总兵官，征罕东西番叛寇，诛擒七千五百余人，获马二千五百，牛羊十万，遂还京师。二十七年，调中军都督府。

从这条史料可以看出，宋晟在洪武二十五年，仍在沙州（罕东蒙古部落在沙州）、亦集乃等傅友德（？-1394年）早已占领过的地方展开军事行动。而其所可调动的军队仍是甘州以东的西凉、山丹（今甘肃山丹）二处的守军。[49]可见此时明军建立稳固统治的地方仍在甘州以东。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肃王朱楧（1376-1419年）至国，本应至甘州，却暂驻陕西中部的平凉（今陕西平凉）。“至是，甘肃以陕西各卫调戍士马未集，命肃王且驻平凉。”当年，随着甘州建设的加快，陕西行都司治所由庄浪迁至甘州。两年后，肃王终于之国甘州。接替宋晟充任甘肃总兵官的李景隆（？-约1424年），也开始驻于甘州。至此，明军已稳定地控制了甘州及其以东的地区。从这一经略的过程可以看出明军确实曾放弃过甘肃，否则不会造成后来再次经营的困难。

古代的战术很有特点，一是诈退，如帖木尔在入侵金帐汗国时，金帐汗国军队面对帖木尔入侵时候制定的策略是典型的蒙古式，利用骑兵机动力后撤，诱敌深入，打算等敌人补给短缺后再予以伏击。但是这老掉牙的战术早被帖木儿识破，帖木尔军以动制动，没有追赶敌人，而是派出小部分军队佯追，主力部队则绕了一个大圈子，越过山岭沼泽，急行军迂回敌人侧翼，最终出现敌军后方，在伏尔加河设伏反包围了金帐汗国军队，一举灭之。三是很喜欢把那些打过败自己的人，说成是蒙元人，或者有亲戚关系的人在他们看来，这么厉害的大英雄一定是蒙古人，比如朱元璋（朱哥官人）、朱棣（元顺帝遗腹子），努尔哈赤就利用了这一点施行蒙满通婚分而化之。当时很可能的情况是不断引诱蓝玉出击使中路军脱离预定计划或大军因陌生环境走入岭北雪窝。

在三路官兵中，徐达率领的中路军进军最为迅速，洪武五年二月二十九日，徐达所部进入山西随后，都督蓝玉奉命为前锋，率兵出雁门关，三月二十日，蓝玉等在土刺河一带与扩廓帖木儿所部发生遭遇战，大败敌众，扩廓帖木儿逃走，后扩廓帖木儿又与北元将领贺宗哲联手，在岭北地方与徐达对垒，徐达所部由于连续作战。将士疲惫;加之此先连战皆捷，军中滋生了骄傲轻敌情绪等，结果在激战中惨败，死者一万余人，万幸徐达及时“故垒而收之”。才使部下“彻侯功巨无死者”扩廓帖木儿等因畏怯徐达，也“不敢入塞”追击。

在徐达敛兵守塞前后，冯胜所部西路军抵达兰州，连败北元兵，兰州等地北元守将相继举城投降，洪武五年六月底，李文忠所部东路军也抵达塞外，并在阿鲁温河一役，大败敌军，俘获人马数以万计，但在撤兵时因迷失了道路，该部将士饥渴而死者甚众。

洪武五年十月，冯胜先从甘日肃班师回京十一月，徐达、李文忠也因“塞上苦寒”奉沼回到了应天。从总体上看，徐达此次统兵北讨，得不偿失。

自洪武五年北征失利后，促使朱元璋决定采纳苏琦的建议，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经营长城防线。如洪武六年便将北边战略改为防御。“大将军魏国公徐达分遣左副将军李文忠……分驻山西、北平等处，相机擒讨残胡。遣指挥李玉入奏。诏可之。”熟谙边情的徐达遂一再奉沼出镇北塞，御战北元权巨扩廓帖木儿等史载：“王（按指徐达）至岭北，兵疲而还，敕命沿边辑守，岁镇于燕……”又称：“（徐）达出雁门，与虏战岭北，失利还，自后岁镇北平”即其明证。

由于“北虏渐衰弱，而亦畏（徐）达威名，稀敢复犯边”加之徐达奉诏戍边期间。“戒守边者,唯缮城戌、简士马、谨烽堠而已,毋得轻徼外功启衅”，所以。此后明朝北边的战争虽仍时有发生。但其频率已明显降低。而且徐达与扩廓帖木儿之间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已不复存在。北部沿边地区的社会秩序由此渐趋稳定。

纳哈出盘踞辽东，拥有精兵二十万。扩廓帖木儿则屯重兵于山西，总制各路军马，对大明形成了半弧形的。战略包围。虽然不久李思齐降灭，扩廓帖木儿也兵败山西，但扩廓主力尚存，败遁甘肃，拥兵塞上，成为大明西北的劲敌。这些残儿军事力量之所以能与明军周旋抗衡，倚仗的主要是速度快、冲击力强的骑兵。元朝十四处牧地大多数仍然有效地控制于北元之手。扩廓帖木儿屡战屡败，旋又复振，军马的有效供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而另一方面，明军在长期的征战过程中，战马的消耗却十分巨大。特别是洪武五年岭北之战，明军骑兵损失极为惨重。

洪武五年（1372年）正月，新年伊始，朱元璋命魏国公徐达为征虏大将军，由木怜道出发，赴和林为中路军;曹国公李文忠为副将军，由帖里干道出发为东路军;宋国公冯胜为右副将军，由纳怜道出发为西路军，合骑兵15万，三道并进，出征漠北。骑兵15万，用于后勤运输保障的马匹更当倍之，因此，此次出征所用马匹至少在30万匹以上，规模之壮，在洪武一朝空前绝后。久经沙场的扩廓利用明军胜兵易骄的心理，诱敌深入。徐达冒进于扩廓与贺宗哲联军的伏击圈中，‘骤与之战不利，死者一数万。”同样，明军则损失惨重。据《草木子余录》 载，“分三路出讨漠北， 大败， 死者前后约四十万” 。相对于人员， 战马损失应该更加惨重。根据《明史》记载，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明朝清点全国兵马数，计官兵1204923人，马仅45080匹，可见岭北之战后明朝军马的缺少。“与虏战失利，敛兵守塞”只能用步兵固垒。“马悉数不过二万， 若逢十万之骑， 虽古名将， 亦难于野战。所以必欲知己， 筭我马数如是。纵有步军，但可夹马以助声势，若欲追北擒寇，则不能矣。”其结果是步兵的战略投送能力远远弱于骑兵。“明军自是希出塞矣”。明军骑兵的严重缺失让朱元璋继承元朝最后一个行省的计划严重受挫。“按此和林之偏师也，我军鲜利，高皇盖数悔之。”最后只能在漠南设置诸多卫所，借地利屯田牧马助军资，以图反攻岭北。

在古代骑兵的定为相当于战斗机代表了战略投送能力，骑兵善攻而优秀步兵机动范围有限善守。在冷兵器时代， 战马不仅是冲锋陷阵、 克敌制胜的极为重要的军事装备， 也是驿站、 后勤保障的主要战略投送能力运输工具， 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负， 因而备受关注。岭北惨败，明军骑兵损失殆尽，已失去了主动攻击北元残军的能力。北儿则趁势展开了一系列主动出击，明朝只能据城反击无法主动追击。

如果说此时的朱元璋畏惧于被他称之为天下第一奇男子的王保保（即扩廓帖木儿） 而不敢主动出击， 那么 “在洪武八年八月， （北元）丧失了大将王保保， 十一年四月， 元主昭宗又逝世， 但明军还不敢乘机大举”日本学者和田清敏锐地觉察出这一现象， 但没有给出答案。不仅如此， 在以后长达15年的时间里， 也未见明军大规模出击的举动， 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洪武二十年。从各方面分析， 战马的匮乏应是制约明朝大规模军事行动的主要因素。

岭北之战过后朱元璋亲自嘱咐马政以及贡马事宜，特别是作为明代九边的辽、宁、燕、谷、代、晋、秦、庆、肃九国，都是牧马农耕皆宜之地，经过多年筹划连朱元璋也不禁感叹“朕无北顾忧矣”。然而当朱元璋刚准备把削好的“棘杖”交给朱标彻底清除北元时，明太子就英年早逝了。

第二次北征中的三路明军，基本是各自为战，没能按照战前制订的策略配合，因此按所遇对手的强弱，命运各不相同。孤军深入到达北元首都哈拉和林一带的中路军和东路军都被北元拼死反击而损失很大。

在这次战斗中，李文忠部不仅攻入北元首都哈拉和林，而且还攻入了蒙古帝国成吉思汗时期的首都大斡耳朵曲雕阿兰，但是当时大斡耳朵已经荒废。另外李文忠到达的“朵颜”之地，是成吉思汗的葬地不儿罕山。

洪武五年冯胜领导的西路战役是明朝，也是中唐以来中原汉族政权首次进入河西走廊，奠定了此后陕西行都司辖区的规模。洪武以后明朝在陕西行都司再也未曾有过如此大规模的作战，其影响是深远的。

从战略上讲，西路军的确实现了最基本的“疑兵”作用。黑城出土文书清楚地显示，北元朝廷收到了冯胜大军西进的报告，并在甘肃行省以及亦集乃路（亦集乃分省）做了很多军事和人事上的调整。但由于徐达中路主力军并没有与其他两路协调好作战时间，孤军冒进，四月初就兵败漠北。四五月之际傅友德骑兵势如破竹直抵亦集乃路—纳怜道通往岭北和林的枢纽，却终止继续前进还兵瓜、沙，很可能是从北元方面已经了解到中路军惨败的事实，所以才放弃了越过大戈壁进军和林的最高方略。随后采取撤出河西走廊的战略选择，使西征的成果大打折扣，而洪武九年以后明军第二次进军河西所面临的巨大困难，说明了这一战略决策的失误。但另一方面，冯胜洪武五年西征有力打击了北元在河西境内的残存力量，确立了陕西行都司的辖区范围，为明军此后的河西经略奠定了基础。

从中西交通的角度讲，冯胜西征横扫了河西走廊，明朝声威由此远播西域。布哇（L．Bouvat）《帖木儿帝国》讲到明初明朝军事征伐对于中亚帖木儿政权的影响：“明兵追逐敌人于塞外，在1370至1390年间，并入了若干蒙古属地。帖木儿也不得不称臣纳贡，所以帖木儿终身的梦想，就是在解除这个藩属关系。” 洪武年间明军在北边发动较大规模并且取得重要战果的军事行动并不多，洪武五年杩胜指挥的西路战役扫荡了整个河西走廊，显然就是布哇提到的“并入了若干蒙古属地”之一例。

洪武五年明蒙之战是决定洪武时期明朝与北元势力对比及双方战略调整的关键战役，明朝三路大军兵发漠北，徐达中路主力军全军覆没，李文忠东路军功过相当，仅冯胜西路军取得胜利，明朝遂无力大举，此后在北边由主动出击转为战略防守。同时对洪武五年的战事也讳莫如深，各种史料记载多一笔带过，使得这次重大战争的许多方面都晦涩不明，尤其是西路战役。上面通过对实录和出土文书等史料的剖析，大致勾勒出洪武五年明蒙战争西路战役的时空线索，由此可以看出，冯胜统率的西路军不仅仅是通常认为的疑兵，其最高战略是与中、东二路大军会师漠北;此外，西征战役也是中唐以来中原汉族政权首次进军河西走廊，明军的所向披靡使得明朝声威大震，西域哈密等地甚至雄霸中亚的帖木儿帝国都感受到了来自东方的压力。西征战役结束不久，出于整体军事战略的调整，明军不得不暂时退出河西走廊，此后明军再次经略河西采取步步为营的策略，洪武五年数万大军急风暴雨般横扫河西走廊的战役遂成为绝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