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
隋书》载:“山阳公载记十卷,乐资撰。”据
裴松之注《
三国志》所引该书资料可知:《山阳公载记》10卷,晋著作郎乐资撰;记事多发生在东汉灵、献二帝时期,内容涉及军事、政治以及历史人物的逸闻,语言优美。
晋陈寿写了《魏书》、《蜀书》、《吴书》,后人整理成《
三国志》。南朝宋文帝
刘义隆认为
陈寿所著《三国志》记事过于简单,在即位初期便命中书侍郎裴松之为之作注。裴松之注《三国志》时,引书200余种,其中就包括乐资的《山阳公载记》。其中,裴松之引用《山阳公载记》有20余处,遍及三国志魏蜀吴各书。虽然此书不是裴注所引数量最多者,但所用之处对于《三国志》原书所录史实有很大的补正作用,而且多为信史。
山阳公载记曰:初卓为前将军,皇甫嵩为左将军,俱征韩遂,各不相下。后卓徵为少府并州牧,兵当属嵩,卓大怒。及为太师,嵩为御史中丞,拜於车下。卓问嵩:“义真服未乎?”嵩曰:“安知明公乃至於是!”卓曰:“鸿鹄固有远志,但燕雀自不知耳。”嵩曰:“昔与明公俱为鸿鹄,不意今日变为凤皇耳。”卓笑曰:“卿早服,今日可不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