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明代关于边境战争的史书，著者自署名为管葛山人，相传为彭孙贻。书可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一卷至六卷，以编年体形式记载史事，上起明朝万历十七年，下迄崇祯十七年，详细记载了建州女真建国和入侵明王朝至入关的史事。第二部分即第七卷，收入的是戚继光、李成梁、徐从治、刘诞、杜松等五人传记，歌倾了他们为抗击清军保卫祖国而奋勇杀敌以至于以身殉国的壮烈事迹，寄予了对这些民族英雄的崇敬之情。第三部分为八卷至十一卷，共包括四卷，考叙了女真族的世系及历史分化以及女真族各部落间的征战和建州女真最终统一各部的经过。

《山中闻见录》第七卷收入了戚继光、李成梁、徐从治、刘诞、杜松五人的传记，在《杜松传》中有这亲的记载：“贻闻将军恃勇而轻敌”，由此可见所传管葛山人即为彭孙贻的说法是完全可信的。彭孙贻，字促谋，又字羿仁，是浙江省海盐人，明朝时为贡生，明亡后遂闭门不出，只是潜心著述，尤其关心明末史事，曾以历史为题材，著成《山中闻见录》、《平寇志》、《岭行纪事》、《客舍偶闻》、《敬斋集》等书。这些著作中触犯满清王朝禁忌的字眼言论比比皆是，长期以来都受到禁毁。

《山中闻见录》一书可分为三大部分。第一大部分第一卷至第六卷，以编年体的形式记载史事，上起明朝万历十七年，下迄崇祯十七年，以大量的篇幅详细记载了建州女真建国和入侵明王朝至入关的史事。第二部分即第七卷，收入的是戚继光、李成梁、徐从治、刘诞、杜松等五人的传记，歌倾了他们为抗击清军保卫祖国而奋勇杀敌以至于以身殉国的壮烈事迹，寄予了自己对这些民族英雄的崇敬仰慕之情。第三部分为第八卷至第十一卷，共包括《西人志；东人志（女真考）》、《东人志（海西）》、《东人志（建州）》四卷，详细考叙了女真族的世系及历史分化以及女真族各部落间的征战和建州女真最终统一各部的经过，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第一部分

在《山中闻见录》的第一部分，管葛山人以六卷篇幅详细考叙建州女真建国和入侵明朝的情况。根据该书记载，努尔哈赤的父亲在明朝万历十一年李成梁攻打阿台时为明军带路而死于兵火，于是，努尔哈赤以此为由于万历十七年上书明王朝申诉父亲塔失因尽忠明王朝而遭难的经过，明王朝便下令封努尔哈赤为都督，并自领祖父旧部。（其祖父叫场与父亲失一样都是在明军攻打建州酋阿台时双双死于兵火的）。努尔哈赤自从统领祖父旧部以后，每天与弟弟速尔哈赤厉兵秣马，不久便以武力使其它部落臣服，统一了建州女真。此时的努尔哈赤虽然早已图谋不轨，心存南窥之意，不时以武力骚扰边境，但在表面上还对明王朝称臣。几次骚扰，边臣都不与之计较，使得他对明王朝轻视之心更甚。

万历三十四年，努尔哈赤以勒索车粮为名从此不再进贡，而且拥众要挟，侵犯辽阳。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自立为建州国大汗，建元天命。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历数明王朝欺凌女真的所谓“罪行”，誓师出兵攻打抚顺，开始公然向明王朝挑起战事，在“七大恨”中，努尔哈赤列举了”我之祖、父，未尝损明于一寸土也，明无端起衅边陲，害我祖、父，恨一也”、“明越境以兵助叶赫，俾我已聘之女，改适蒙古，恨四也”、“紫河、三岔、抚安三路，我累世分守疆土之众，耕田艺谷，明不容刈获，遣兵驱逐，恨五也”等明王朝的所谓“罪状”，极大地鼓舞起了女真人的民族仇恨，女真军队攻破抚顺，辽东地区已危亡之势。万历四十七年，明王朝任用辽东经略杨镐为总指挥，率领东南总兵官刘诞、辽东总兵李如柏、山海关总兵官林松、北路总兵官马林分四路讨伐建州，但事未举便秘密泄露，大军遭到建州兵伏击，东南总兵官刘诞、山海关总兵官杜松壮烈殉国，以后双方又时进时退、时战时停，相持了数年，明朝士兵死伤无数、损换惨重。

天启元年（1621年），建州军队突然攻击广宁城，广宁失守，京师大震。公元1626年努尔哈赤在离沈阳四十里左右的鸡堡疽发死去，第四子皇太极时年三十五岁，在与诸皇子争位的斗争中取胜，被立为大汗，就是后来的清太宗。皇太极继位后，一面表面恭顺地与明议和，写信周旋，拖延时曰，一面又突然派遣军队攻打朝鲜，朝鲜兵败后不得不与之订下城下之盟，许诺若明朝与建州军队交战，朝鲜不再支援明军；同时又借与明将袁崇焕书信往来议和的机会，暗施反间计，使本来就好猜疑的崇祯帝朱由检听信传言，误以为袁崇焕真的与建州女真议定反叛之事。

崇祯二年，已作好充分准备的建州兵突然毁弃和约大举进犯明王朝，直逼遵化地界。袁崇焕闻讯后急忙由关外急驰入援，而这时已中皇太极反间计的被俘太监杨春密告崇祯帝“袁巡抚有密约”，崇祯果然中计，将袁崇焕下狱，于崇祯三年（即公元1630年）八月被处于最残酷的磔刑，兄弟妻子亦“流三千里，藉其家，崇涣无子，家亦无余资，天下冤之”。袁崇焕一死，抗战将士大为愤慨，军心解体，辽东局势再度恶化，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皇太极围攻大凌河城得手，平毁其城而回，接着，又先后统一了漠南蒙古，收降明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声势大振，不断地入关骚扰，而这时的明王朝内无良将，又要忙于应付李自成的农民大起义，忙得焦头烂额，束手无策。

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皇太极正式定国号为大清，改元崇德，之后连连从长城突入关内，骚扰袭击京师和山西，山东等地，残破地方，掳掠大量人口，财物和牲畜。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二月，皇太极又下达了向皮岛进攻的命令，四月九日，清军攻占皮岛，至此，明王朝惨淡经营十五年的辽东沿海防线大本营被攻破，清军已无后顾之忧。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皇太极一切准备就绪，向明军的正面防线发动进攻，包围锦州城，八月，皇太极调动清军所有力量，亲赴距锦州城南十八里的松山与明军决战，将松山城重重围困，次年二月（公元1642年），攻破松山城。

负责前线指挥的蓟辽总督洪承畴被俘后投降。接着，塔山、杏山、锦州等地接连失陷；崇祯十六年八月，清太宗皇太极因痰疾殂于沈阳，立第九子福临为帝，因福临年仅七岁，睿亲王多尔衮自为摄政王。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李自成攻陷北京城，自立大顺政权；同年，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投降清军，与清军一起攻打李自成的农民军，农民军阵势大乱，战斗力涣散，节节败退，北京城内一片混乱，李自成在放火烧毁明代宫殿及九门城楼后，于四月二十九日撤离北京城，五月二日，清兵进入北京，统治全国的清王朝至此建立起来。

《山中闻见录》记述明末史事及清军入关的经过，条分缕析，眉目清楚，一目了然，并且记载史事也都确实可信，不同于一般专门搜集遗闻轶事的民间野史，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同时，不可否认的是，该书也有一些条目的记载与史实颇有出入。比如，卷一记载清太祖努尔哈赤丧父时，与弟速尔哈赤都尚年幼，由明将李成梁抚养成人，则明显是附会之辞。因为很明显，清太祖父亲塔失跟随李成梁袭击古勒寨阿台驻地是在万历十一年（即公元1583年），而努尔哈赤事实上出生于嘉靖三十八年（即公元1559年），当时已是二十五岁，早已成人。再如第六卷，有这样的记载：“（崇祯十六年）八月辛未，清太宗以痰疾殂于沈阳。丁亥，第二子嗣立，年七岁。”而事实上清世祖福临是清太宗的第九个儿子，当时是六岁而不是七岁。这些都是我们在阅读时应该引起注意的地方。

《山中闻见录》以大量笔墨纪述了明代未年明朝军队与女真军队交战始未后，又在第六卷收入了抗清明将戚继光、李成梁、徐从治、刘诞、杜松五人的传记，记述了他们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流露了对他们的崇敬和景仰之情。戚继光，字元敬，祖籍山东东牟，胸怀怛荡，抱负非凡，自幼饱读兵书，曾在一本兵书的空白处写下这样的诗句；“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他带领他的“戚家军”驰骋于浙东御倭前线所向披靡，百战百胜，威振四方，为东南一带的抗倭斗争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卓越功勋；后来又主防蓟州，建立起西北边备制度，致使倭寇闻”戚家军”而丧胆，称戚继光为“戚老虎”。

十年之内，敌兵未敢入塞；李成梁，自嘉靖至万历年间，一直镇守辽东边防阵地，多次平息了建州女真的骚乱，保证了边民生活的安定和边疆的稳定，战功赫赫，威望极高；徐从治为山东巡抚，降清叛将孔有德围攻莱州时，徐从治身先士卒，亲率莱州城内驻军及百姓抵抗敌人，不幸中敌人飞炮，身亡殉国。刘诞、杜松皆是在明代末年抗击清军的著名将领，都身经百战、勇武过人，在万历四十七年（即后金天命四年，公元1619年）的萨尔浒之战中，孤军深入，浴血奋战，壮烈殉国，传记中热情歌颂了这些将领为保卫国土而抵抗侵略，奋勇杀敌不惜以身殉国的壮烈事迹，读来十分感人。

如《杜松传》中的一段记载：“松将兵赴辽，师出潞河，潞河人聚观，人相摩挥汗沾驿亭。松袒裼示舆人，刀钅疾无完肤，其瘢斑斑如痘疹小儿，红理错出，则错肉也。恍慨语人曰：‘松不识字武夫，惟不学读书人贪财畏死耳！’众咨嗟，有挥涕者，松行乃散去。”虽是历史著作，但极富文学色彩，杜松这一人物的个性跃然纸上，作者的赞颂之情也溢于字里行间。我们读者不难看出杜松身经百战、决心以死报国的豪迈气概和当时百姓对民族英雄的尊敬之情。

《山中闻见录》的最后三卷《即第八卷至第十一卷》分别为《西人志》、《东人志（女真考）》、《东人志（海西）》、《东人志（建州）》，作者在这四卷中详细考证叙述了女真族的世系及其历史分化。按照《山中闻见录》的说法，“女真”原名为“肃慎”，古本同音，后来又称为“抑娄”、“<未韦><韦曷>”、“勿吉”等。唐代时女真族建立渤海国，但五代时被辽消灭，以后又逐渐强盛起来，后来完颜阿骨打消灭辽国，建立起金国。金国被元消灭后，女真部落重新迁回女真族故地黑龙江、长白山一带，其部落逐渐分为三支：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而其中又以建州女真最为强大，其所居之地土地最为富庶，地势也最为险要。清太祖努尔哈赤的部落便是建州女真的一部。另外，《山中闻见录》还对女真各部落之间的连年争战以及建州女真逐渐统一各部的过程进行了考证和记载，是我们今天进行民族史研究过程中不可多得的资料。

《山中闻见录》系管葛山人站在明朝立场所撰写的史书，不仅书中有大量的触犯清廷禁忌的言辞，而且对抗清名将持明显的赞颂态度，这当然为清廷所不容。所以，该书一出就被列为禁书，既未经刊刻、也未经书目著录，只是在私下以钞本形式流传，在传抄过程中也往往被删削或窜改，难以保持原貌。清朝末年罗振玉根据钞本将该书刻印刊行，收入《玉简斋丛书》，十一卷中缺第三卷至第五卷。后来，罗振玉又发现了一个足本，罗将其单刻于《玉简斋丛书》之外。孟森《上虞罗氏所刻山中闻见录题跋》认为，足本中补入的三卷，很明显是后人伪作，不可能是出自彭孙贻之笔。因为所补的三卷收中，有很多地方引用了《东华录》的文字，而《东华录》，则是乾隆三十年国史馆重开以后由蒋良骥编著而成的。早在康熙十二年就已去世的彭孙贻是不可能看到和转引《东华录》中的文字的。